“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引自狄更斯《双城记》

一、风乍起

我的文革故事从1966年3、4月间开始。那时我们二中有部分学生轮换在长沙县路口铺分校搞基本建设，120多里外的乡下，消息闭塞，只知道近几个月来广播里播音员的嗓门高了许多，报纸上大块的文章也多了起来。但是这些情况对我来说并没有太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年来反反复复的运动使我已经习惯了这种高调的政治氛围。现在农村不还在搞四清吗，这可是我亲眼所见的。我觉得眼前发生的一切与我并无关系。我此刻关心的是，分校的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红梅赞》太好听了，我要赶紧学会用笛子吹奏；还有前不久学校的文艺汇演，我们邻班初199班的两大“才人”——红领巾歌舞团的饶世璜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和秦弼良的独唱《边疆处处赛江南》，至今还余音绕梁，真的给我们初中部增添荣耀啊；还有就是高一高二有几个人篮球打得极好，心里惦记着看他们的花式动作；还有我暗暗地嫉妒同班同学周迪安，他最近举起了120斤的杠铃；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单调乏味的劳动，回到家里好好吃一顿妈妈做的饭菜。

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一天天流逝，直到有一个下午，在分校的全体师生，好几百人挤在简陋的大会议室，我见到了平时极少见到的校党总支书记。他坐在主席位上，声音低沉而嘶哑，低着头念着一份文件。我环顾四周，发现所有的老师都面色凝重，神态专注，而学生则像平时上课一样，该讲小话做小动作的照讲照做不误。于是我也装出认真倾听的样子，脑海里却神游八极，自由驰骋于胡思乱想之中去了。

散会后，我问我们班的团小组长，书记今天说的是什么。他诧异地看着我，大声说道：“你没听见啊，要搞文化革命了！”

我吃了一惊，喃喃地说：“什么？文化革命？”

这是我第一次说文化革命这几个字。

根据学校党总支的决定，我们全都撤回来了——为了投入文化革命的洪流。

一到长沙，我就感觉到，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妈妈莫名其妙地紧张，她是“反革命”家属，还顶着工商业者的成份，听说有指示，黑五类们不准乱说乱动。接着我发现学校里气氛紧张，不停地开会，上课也不正常，老师们和学生们不知干什么好。那一段时间长沙街头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息，各种传闻纷至沓来，谣言四起，墙上开始出现大字报，但是内容却五花八门，多是写翻陈年老账的恩恩怨怨的东西。后来又听说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有康生、陈伯达、江青…

忽然有一天，报纸、广播不断地重复一个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它标志着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接下来的日子令人瞠目结舌，一个前所未有的名词出现了：“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中学生组织，发源于北京；一场抄家的运动迅速展开了，主要是红卫兵抄黑五类这些老牛鬼蛇神的家；一些原来受人尊敬的老师一下子弄得狼狈不堪了，因为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历史问题…

我想，文化革命就是政府把已经打倒了的阶级再打倒一次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不会打我吧？我父亲是反革命，我总不是吧。

可是首都红卫兵的业绩迅速地在全国被复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标语贴满了长沙的大街小巷。关于红卫兵用铜扣牛皮带抽人的传说令人头皮发麻。长沙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后简称长保军）和他们的北京兄弟姐妹一样对黑五类充满了阶级仇恨。

我父亲早已因“历史问题”进了监狱，妈妈在单位又是极为老实，群众和领导关系都不错，因此，红卫兵居然没有注意我们家。整个文革期间，我家都很幸运地没有被抄。但我姑姑家就惨了，她是入过国民党的人，我姑父又是国民党军官，尽管是东北军，打过小日本，还患有肺结核，都未能免于灾难，被红卫兵当作牛鬼蛇神绑了出去，游街示众，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

文化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很是含混不清。尤其是在一次长沙市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听了刘少奇的录音讲话后更是一头雾水。他说，“文化革命怎样搞，中央不晓得，我也不晓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浓重的宁乡口音。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毛也不一定晓得。

刘少奇错了。毛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8月8日“16条”公布，明确指出了文化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始终认为运动与我无关，“16条”的意义我根本没有弄明白。所以当我们初200班在几个“革干”“革军”和工农子弟的领导下进行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抱着好玩的态度参与进来的。也没有什么事，就是上街游行时跟着喊喊口号而已。其他时间就是打篮球，下象棋，反正不用上课，也没人去想升学考试的事情，完全就是混日子。

所以在8月下旬的一天，班里的“领导”召集全班开会，非常严肃地向大家宣布：衡阳工程学院的革命小将受到了工作组的压制，我们必须要前往支援！全班乘火车到衡阳去，今天就走！我一听就乐坏了，这辈子还没坐过火车呢，也没出过长沙，不用自己花钱就可以到衡阳去玩，这太好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班领导”。

于是我们上了火车，经过四五个小时，在傍晚时分到了衡阳。我们看见车站里外有很多军警，我们被告知不能出站。“领导”严肃地与什么人交涉着，然后又开了一个小会，最后对大家说：“工程学院的革命小将已经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所以我们的支援行动已告胜利结束。”

“领导”停顿了一下，看到我们失望的表情，“领导”嘴角微微一笑，接着说道：“我们得知，伟大领袖毛主席过两天可能会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所以，我们决定，坐今晚的火车直上北京。”

“哗”地一下全班同学顿时沸腾起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的吗，我要去北京了，可以看见毛主席了！领导啊，你们太伟大了！

虽然我出身“反革命”及资本家家庭，但从小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我真心地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真心地认为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所以，当我知道就要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时候，心里怎不激动万分！

就这样，在家里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200班全体同学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北京，梦魂萦绕的首都，我们到了！这是8月30日早晨。

在天安门广场，“领导”向同学们交代了几件事，上午自由活动，大家可以到处看看，逛逛，下午在这里集合，晚上就在天安门广场等候，直到明天——明天就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日子。

我们分成三三两两的小组，开始向心目中早已熟悉的地方行进。我姐夫原来是《解放军画报》社的，他到长沙来时带了很多社里出版的画报，有不少是关于北京风光的，所以我在心里早就阅读过这座名城了。我在军事博物馆里流连，在大栅栏徜徉，在前门箭楼追思，在陶然亭小憩，一晃一天就过去了。我边看边走，心里一个念头愈来愈强烈：明天就要见到毛主席了，明天就要…一股巨大的幸福的热流涌上胸口。在街上，我见识了北京自行车的庞大数量，而且发现北京人的车技特别好，他们最喜欢排成横排，齐头并进，真有一股横行霸道的气势。在一个路口，我第一次看见卖啤酒，我颇有兴致地买了一大杯，花了两毛钱，但我只喝了一口就吐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喝啤酒，我受不了它的那股味道。啊，北京，我心里赞叹道，你欢迎我们吗，你可是我们心中的圣地啊！

我怀着满意的心情和更大的期待回到天安门广场，看见同学们差不多都返回来了。但是，他们阴沉的表情让我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领导”们在一边开会，声音很小。出什么事了？我困惑地望着大家，他们中有的人把脸扭到了一边。

“领导”轻轻咳了一下，本来就是黑瘦的脸更黑了。“北京不准出身不好的外地学生留在这里，”他有些嗫嚅，但声音里又隐隐透出一丝快意，“我们研究了，这部分同学坐晚上的车回长沙。”

我们“这部分同学”脸涨红了，这个打击太出乎意料了！羞耻的感觉让我恨不得钻到地里去…

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领导们”执行北京市最新规定的决心比北京人更坚决。

我们200班的全体同学分成了“他们”和“我们”， “他们”留在了北京，“我们”被赶出了北京。

“文化革命…”在驶往长沙的火车上我呆呆地想，“难道是要革我的命吗？”

那些熟悉的往事又浮现眼前，你怎么记得这样清楚？

这都是伤痛啊。期待后文。

大队部兄一下子发哒一大篇上来，过细看哒，我在这一段时期的心情很近似。

当然，没有大队部兄的机会，那时不能上北京，当然也就没有碰到在北京全班一下子分成两部分的事，这种待遇对一个十几岁年青人心灵产生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学校从64年开始，经过D的书记、各级工作组的阶级斗争教育（尽管D的书记后来又被工作组整死），一开始就分得很清楚，红的就是红的，黑的就是黑的，不能混淆，所以我们这些颜色不正的还不能混在一起活动。

当然，还有一个区别，我家里就没有那么幸运，66年到70年之间，不知被抄过多少次家，地板被撬开，砖墙上有些不平的地方被敲开，读大学的、教大学生的、街道上的、在持枪军人支持下的贫下中农，认得的，不认得的，等等。抄走的东西，没有任何交待，66年开始抄家时，祖母还在世，不过那时人已不是很清楚哒，父亲陪她坐在边上的一间房中，告诉她，是检查卫生的来哒。

我站在一旁，看着一帮人在自己的家中以“不是请客吃饭”的状态，干着类似打家劫舍的勾当，作为受过D十多年阶级斗争教育的人，心情是很复杂的。

我讲点抄家的事，作为一点补充吧。

"邻班初199班的两大“才人”——红领巾歌舞团的饶世璜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和秦弼良的独唱《边疆处处赛江南》"

秦弼良啊，我认识，她现在在哪？你知道吗？

那天在‘还可以’饭店开会我还向你们二中的校友问起过她咧！

她可和我们几位靖县知青相处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啊……

从满怀幸福的希望到希望被无情敲碎，对一颗稚嫩的心灵是多么残酷！期待下文。

对不起！彭姐搞扎2000万的大奖来乱你的方阵，不过在心里还真希望你中大奖。

文革刚开始时我们已经下乡了、对于这些情况不太知道，你的记忆力超强！楼主是个人才，耽误了，真可惜！

接下来的应该更精彩。

印象中m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是66年的八月十八，而我是八月十七离开北京的，到了哈尔滨才知道接见的事，后悔不已。那时还不到十岁，图的是热闹。

精彩好文！！期盼下集！！

  无情狂风乍起，吹动少年的心。。。。。。

       这种政治把一大批幼小的儿童当做阶级异己分子，这是什么样的革命。历史上还没有这么愚蠢的政治和政治家，它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文章像吸铁石一样吸住了眼球，我一口气看完还嫌少。从那时候起，读书的学生就分成了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两种，再过一两年社会上的人分成了二十一种，真的是管它三七二十一喔！

  期盼更精彩的下文。

谢谢各位跟帖的朋友！看来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对文革还是有着鲜明的记忆。

良良哥问秦弼良的近况，可惜无从得知。刚好家里来了客人，其中一位叫杨发明的原先跟秦比较熟，但他也不知道秦目前的状况。算来秦比我大一点，在分校我们在一起排过花鼓戏，她有一条又厚又亮的大嗓子，气息很好，肯定受过专业人士的指点，在6 、70年代的长沙颇有名气，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进专业。现在人也老了，可能早就隐退了。

楼主的文章又让我回忆起那荒唐岁月的一张张,一页页......

我母亲学校的学生来抄了我们家，抄得还不算乱，因为他们分不清什么是“封资修”，就在书柜上混乱贴了一些封条，还说要我们自己处理。
事后，我竟然给那个学校的领导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母亲从来没有为这事责怪过我，她也认为我们家该抄！
可见，D的教育是多么的成功，我们两代人都被洗了脑。

几十年过去，还羞愧难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