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岁月· 落月洞（下）

    下乡不久，艰苦的体力劳动、肚子填不饱以及水土不服、“无名肿毒”接踵而至；从城市初到山村的新鲜感消失殆尽。知青们成天累得抬不起腿，伸不直腰，坐在地上就不想再动，躺在床上就不想起来，一身臭汗也懒得洗衣洗澡，贴身的衣裤折皱里便满是肥硕的虱子。

最要命的是几个人的腿都肿了，有的还溃烂了。最严重的是我，两条腿肿得像水桶，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脓疮，胀痛难忍，似有千斤重，躺在床上把脚高高地举起来才好受一点。“赤脚医生”说是“无名肿毒”，弄来一些草药煎水洗过泡过都没有什么效果。脓疮胀鼓鼓的，摁一下黄脓直涌，恶臭难闻，有的里面还生了蛆，十分恶心。隔壁幺妹（其实是个小伙子）说叫狗来舔可以清腐去毒，便唤来“阿黄”（隔壁看家狗）做溃疡清理手术，麻酥酥的，感觉倒是蛮舒服，却不见有什么好转。

一天，大队革委会刘主任来看我，见我痛苦不堪的样子，背起我就往外走。他个子不高，我的脚拖在地上，只好努力地往上翘着，十分难受地被他弄到好几里外的卫生院。医生用酒精清洗消毒后敷上消炎粉包上纱布，虽然痛得呲牙咧嘴，感觉却轻松很多。这以后，上宽生产队的知青小秦来给我换过几次药。他一个一个脓疮挑开，清洗干净，洒上药粉，盖上剪成小块的白白的纱布。小秦是我的朋友。黑龙江人，红红的脸膛，高挑的个子。在他的精心护理下，脓疮终于收缩结痂，肿痛也慢慢地消退了。

    其实没有等到肿痛完全消退，我就迫不及待地拖着还有些沉重的病腿下地干活了。七十年代初“农业学大寨”方兴未艾，贵生哥每天蒙蒙亮就敲响了出工的钟声，刮风下雨也不例外。太阳丈把高才回来吃点东西，这叫“出早工”，然后一直干到暮色四起、鸦雀归巢才收工回家，到吃完晚饭可能也七八点钟了。如果碰到上面有“元旦社论”、“最高指示”什么的新精神传达下来，领导兴奋了，还要“打晚工”——点着火把干农活。下雪天可以好好呆在家里了吧，民兵营长却偏偏挑这样的天气组织年轻人挑肥下田，说是“冰天雪地更要学大寨赶大寨！”。我赤着脚踩进结了薄冰的水田里，锥扎似的痛到了骨髓里，但大家依然吆喝喧天，你追我赶。

即使大年初一也要“敢教日月换新天”。那天在牛栏里用四齿钉耙出牛粪，天寒地冻人有些笨拙，我一钉耙把左脚大拇指的指甲削去大半块，有社员看到我脚边的牛粪被血染红了叫起来，我才发觉急忙跑到水田边冲洗干净，有人找来草纸烧成灰敷在伤口上止血，再用破布条包扎好。我休息片刻不顾众人劝阻又跳进臭气熏天的牛栏里干了起来，胸中豪情万丈，如同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义无反顾。刚下乡时知青们劳累了几天，到了星期日便自己安排休息一天，洗洗衣服，写写家信，或者睡个懒觉。贵生哥和社员们也不说什么，当然他们是从来就没有星期日这个概念的。慢慢地知青们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自己取消了星期日放假一天的规定。

就这样一年忙到头，到了年终决算的时候了，大家挤在记工员罗二哥家里核对自己一年的总工分，再等会计麻雀三哥宣布一天工分的单价，就可以知道自己一年的劳动所值了。我下乡第一年被评定为8.5分一天（工分由队委会根据体力和农活熟练程度评定，8.5分为妇女劳动力最高分，第二年我就被评为10分了，10分是男劳动力最高分，这意味着你必须胜任耕地耙田等难度较高的农活），早工或晚工为2分一个。这一年全队工分单价仅为0.13元，也就是说身强力壮的一个男人一整天的劳动价值只有一毛三分钱，如果再加上早工和晚工，充其量也不到两毛钱。于是这一年我总共分到了400多斤稻谷、几小堆红薯包谷洋芋、几瓢黄豆绿豆，小半桶茶油、一小札棉花，另外还分到了15块钱的现金（生产队的现金分配主要靠上山砍树卖给国家所得），这就是我那一年的劳动所得。

    隔壁三婶告诉我们过日子除了要勤出工外，还要自己养猪养鸡才能有肉和蛋吃。我们一合计，觉得养猪太麻烦，养鸡可能简单一点。“赶场”（农民在集市自由交易货物）时便买来四五十只小鸡崽，毛茸茸地十分可爱，每天撒几把谷粒就可以了，倒也省事。不料小鸡崽慢慢长大了，数量却一天天少下来。三婶明察暗访一番后说可能是黄鼠狼来了，要做个鸡笼才行。我们懒得做鸡笼，便想了个办法：我们住的吊脚楼上有走廊，晚上将小鸡弄到三楼上去躲避野物的偷袭。于是每天黄昏，小鸡排着队秩序井然地登上楼梯，再飞身立在走廊栏杆上，整整齐齐一长排，我们从房间出来，小鸡们便叽叽喳喳交头接耳起来，好像列队欢迎一般。每天清早，几只胆大的小鸡会直接从三楼歪歪斜斜飞下来。两个月后，几十只大公鸡大母鸡扑通通从天而降，便成为落月洞知青点蔚为壮观的一道风景了。

不久，县知青办的老顾下乡检查工作要在我们知青点吃晚饭，正发愁没有什么好菜招待客人时，他提醒说，你们养了这么多鸡没有生一个蛋吗？然后带着我们东摸摸西瞧瞧，居然从地板底下、劈柴垛里、牛栏草堆中找出满满一篮子的鸡蛋来。有时候似乎有几只大母鸡失踪了，隔了些日子，母鸡们竟然领着几群小鸡崽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把我们弄得得目瞪口呆惊喜不已。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知青们苦干一年肚子问题都解决不了，但胡乱饲养的鸡雏却生活得还蛮自由自在哩。

    这年的10月，我和几位知青作为麻岔公社代表参加了永顺县的首届知识青年积极分子表彰大会。第二年十月，领导又指定我与青天坪公社的一位女知青组成报告团，回长沙去汇报“广阔天地炼红心”，“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讲话稿是自己写的，但经过了领导的审查和修改，以防止有“不该讲的内容”造成不良影响。这是我下乡近三年仅有的两次进城，从县城特别是从长沙回到遥远而闭塞的小山村，巨大的城乡差别使我对前途迷茫的感觉更加强烈——难道真的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吗？我经常半夜醒来无法入睡，在满屋浓烈的烟雾中辗转到天亮。

日子在悄悄地流逝，人也在慢慢地变化。有些知青忍受不了累死累活一天只值一两毛钱的生活，开始东游西荡，玩世不恭起来，于是不时有知青偷鸡摸狗、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丑闻在村民中流传。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陆续有县宣传队、信用社、军工厂到乡下来招工，但大多是在暗箱中进行，招走的知青像中了大奖一样欢天喜地，没有“中奖”的垂头丧气只盼着下次有自己的份。知青们人心浮动，焦躁不安起来。有的见好事难得落到头上，便搞张肝炎证明常年在长沙呆着；有的干脆一走了之，不知所往；有的女知青在县城里或铁二局（当时铁二局在湘西修湘黔铁路）找个拿工资的男人把自己嫁了，以此脱离苦海。当然，更多的还是选择坚守在生产队，在劳累和饥饿中等待命运女神的眷顾。在茫然沮丧、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父母担忧和期待的眼神，不让自己随波逐流，造次行事，便一直呆在落月洞很少外出。

但其他大队的知青喜欢到我们知青点来串门。其中有个“钓鸡高手”，冬天常穿件军大衣四处游荡，“钓”到鸡后，将鸡脖子一拧，塞进大衣里裹住，前后不超过一分钟。此兄打起架来也是个亡命之徒，曾经一刀差点把人家的手臂砍断。但他到落月洞从不乱来。他父亲送他下乡时，把他领到我面前要他叫“秋哥”，嘱托今后多多帮助什么的，他因此对我比较客气，开口闭口“秋哥”，我于是同他有“约法三章”：到落月洞来玩可以，但不能在这里乱来。

1972年冬天，我上大学的事情因家庭出身问题受阻，其他知青伙伴都回长沙去了，我一个人呆在落月洞，心情郁闷而失落。临近春节的时候，一场大雪把落月洞冻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那天我正在百无聊赖地翻看县里下发的政治学习资料《哥达纲领批判》，突然有人敲响了房门，一声“秋哥”后，“军大衣”裹着厚厚的雪花闯了进来，接着就从怀里掏出一只大母鸡。我惊道：哪里来的？赶快放走！“军大衣”连忙赌咒发誓：“绝对不是在落月洞抓的啰！已经冇得气哒咧！不呷白不呷！听说你要走哒，我是把势来看你的！莫太冇得味哒唦！”说罢就自己动手烧水扯鸡毛。几个月没有闻过肉香，喉咙里都要伸出手来。这天晚上，我俩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大锅鸡肉炖萝卜吃了个精光。我也终于没有抵挡得住诱惑，在即将离开落月洞的日子里成为了“军大衣”的同党。

看了楼主的文章，好亲切的，如同亲身经历一般，如果说苦和累还能忍受的话，饥饿则难忍，水土不服的后果真的是要命，佩服楼主的坚强和把蛮，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真是不堪回首的一段岁月。本人也有一段饥荒的时光：生产队减产，知青小组表态不要国家的返销粮，把三餐改为两餐，中饭冒得呷，只得上山爬树摘野果充饥，（或者呷把根子草的根）实在不行了，背地里当起了伸手派，问家里要粮票，买法饼当中饭，直到打新谷……。第二年丰收了，我又修铁路去了。谢谢楼主的好文，才上网，有点搞坨不清，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10分工，一角三一天。

好文章，细细的回忆，品味人生。

    与秋哥是一个公社的知青，读秋哥的文章就像写的自己。不过我最怕的不是虱子而是狗蚤（跳蚤），那玩意儿机灵，防不胜防，最要命的是满裤裆爬，抠又不雅观，不抠又痒得钻心。我下的那个队比秋哥下的落月洞还要穷，好多经历刻骨铭心啊！

    秋哥有时间多来，等你从校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我们相聚的机会就更多了！

好文章，细细的回忆，品味人生。

    秋山红叶的文章把我又带到了贫困而又美丽的湘西大山里。你们养鸡的故事，我多年前就听说过。当我添油加醋地把它编成故事讲给孩子听时，孩子单纯的眼睛里充满了惊奇和向往，天真地说：“真的呀？！带我去看看那个地方，好吗？”“一定！一定！”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想：孩子，你不会再重复我们这辈人的辛酸和无奈了。

苦难是一份巨大的财富,有的人被"财富"而压倒,多数的人被"财富"而摧壮.

在哪特定的时代,一切都有成为美好的,酸甜苦辣的,壮丽的记忆.我喜欢你的文章.

你的文章

那时候的知青，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