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传十二代，经十六帝，历二百七十六年，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为明王朝的创建者，年号洪武。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较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废除了元代的一些苛政，实行屯田，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他由于采用了部下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建议而最终取得帝位，又因这个建议后被毛泽东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而使中国人熟知。其实朱元璋还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打杀贪官。

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其父母就因本该发给他们的赈灾粮食被官员贪去而活活饿死，自己无奈很小就只有出家做和尚。他参加起义军后曾发誓，一旦将来当了皇帝一定要杀尽天下贪官。朱元璋说到做到，一登上皇位就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凡贪污60两银子以上者格杀勿论。一些“省部级高干”也不能豁免。

洪武十五年，户部和地方官员采用预先盖印的空白文册填报上缴的钱粮，被朱元璋发现后大怒，立即处死了全国各地衙门管印章的长官，副长官挨一百军棍充军边疆。后又查出户部的“部长司长”也参与贪污，折合粮食总数竟达两千四百万石，于是便将这些大小官员一齐杀了，一时使几万贪官人头落地。只是“空印案”也有疑问，当时使用空印文册多为朝廷要核实账目，错一数字必改正，且改正文册须盖上原衙门印章，这样地方官员到京城核对完账目再回去盖章便要几个月，于是便有了带空印文册的事，当然也会有了贪污的事。再两千四百万石差不多是当时明朝一年的赋税，一次能贪那么多吗？因此这被杀的几万官员中恐有不少冤死鬼。

明朝的衙门在大门和二门之间特别增设了一个土地祠，专门用来剥人皮。朱元璋命令将贪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假人，供人参观。较早受到这一刑罚的是开国大将朱亮祖。当时番禺县县令叫道同，他是个执法严厉的清廉官员。当地的土豪劣绅又恨又怕他，就找朱亮祖帮忙。朱亮祖是镇守广州的永嘉侯，位高权重，收了好处，便站在土豪劣绅一边。他处处为难道同，甚至动用军队，最后还用恶人先告状的办法杀害了道同。朱元璋知道后，将朱亮祖父子鞭打致死，念朱亮祖功大留下个全尸，其子及参与此事的恶霸杀死后统统被剥了皮，悬挂于闹市，以示警戒。

朱元璋还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策，即规定普通老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绑起来送京治罪，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阻挡者，还要株连九族！可惜这一政策没有操作性，实在难以实施。试想，哪个老百姓可以在没有人支持下去绑官员，并千里迢迢将其押送京城？

朱元璋为加强统治设立了叫“锦衣卫”的侦缉组织，专门罗织官员的罪名。而对肃贪则设有如今天纪检一样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一旦发现有贪赃枉法者即可上奏。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红包，第二天就被抓回论罪。其效率不可谓不高，但因此而打击报复制造冤假错案的也不在少数。

朱元璋想了这么多办法，也订了这么多制度，可贪官污吏依然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他急了，说：“我欲除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贪污的，不分轻重都杀了。”所以说朱元璋对贪官不仅仅是打击而是打杀。到洪武十九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有做到满任的，大部分都被杀掉了。于是在明史中出了一个滑稽可笑但也令人深思的记录：有一年同批发榜的进士监生三百六十四人被派官，一年后，杀掉六人，带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所谓带死罪、徒流罪办事是明朝的一个制度，即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罪，完了自己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这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人干活了，只好把判了死罪的官员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给伤口涂点药，然后再戴上镣铐，送到衙门去处理公务。当然官员少不仅因为朱元璋杀贪官，还有清除权臣，朱元璋大约是将权臣列入污吏一类吧。如胡惟庸、蓝玉两案一口气就杀了四万多人。

平心而论朱元璋肃贪是真下了大决心也真下了大气力的，单从这一点看，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无有出其右者。洪武年间，贪官污吏是受到了震慑的。但总体来看效果又并不是太好，这是为什么？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大多数官吏是比较廉洁的，而洪武年间有如此大量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显然不正常。错杀肯定是一条，还有官员待遇过低，这也是一条。朱元璋曾不准子女出去工作，发一些俸禄统统给养起来，但这些银子仅够基本生活，连交往的费用都不够，可想一般官员工资也不会很高。新加坡贪官少，确有一条就是“高薪养廉”。还有说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看来还不只是急躁，恐与他本人的内在的原因及与外部历史的原因都有关系。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身微贱的皇帝，特有的贫民气质和自卑心理造就了他一方面痛恨贪官一方面又有多疑与残暴的性格。朱元璋肃贪的急躁表现在一个“杀”字上，可杀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教育问题。中国历来以孔孟的仁、义、礼、智、孝、悌、忠、恕、宽为基本道德规范，这些多是强调人性善的一面。至于管仲提出礼、义、廉、耻，特别是廉、耻针对了人性恶的一面，却没有前者那么深入人心。《资治通鉴》里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雍正皇帝很赞赏，并据此认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而国家还无法治理他们，则天下非大乱不可。可见廉耻教育应列入整个廉政制度的范畴。朱元璋是重视廉政制度的，只是他的制度框架特别重惩罚而轻监管更缺教育。

朱元璋也想搞一些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可都不到点子上。各级官员的权力没受到有力约束，他们可以随意制订土政策乱收费、乱摊派；政府机构的财政收支也没有建立有效的审计制度；整个账目和财政制度如糨糊一片混沌。除了制度的缺失，还有忽视教育的问题，更没有建立什么预防机制，归根结底是封建帝王时代的历史局限。我国现在有整套严格法律对付贪腐，并建立反腐肃贪预防机关，实行金融实名制度、审计制度、巡视员制度和问责制度，可加强监督，补上教育与惩处之间的空隙。

中国反腐肃贪形势依然严峻，此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不可能有任何懈怠。但反腐肃贪又决非一蹴而就的事，特别对我们这个正在改革、转型的国家，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着“艰巨任务”（2007全球廉政报告）。可西方一些国家一方面说我们反腐肃贪框架还“十分薄弱”，一方面又借口我国会用极刑而不肯引渡许多外逃的贪腐罪犯（2009年美国开始重判外逃的中国贪官，是个好的迹象）。当然现在已不是朱元璋时代，况且人类进步也不是靠杀人而恰恰是靠减少和停止杀人来实现的。但在中国的今天，对那些巨贪大腐还不能一步取消死刑。对引渡者承诺不杀是为了刹住外逃邪风，杀与不杀要看怎样才能更好制止贪腐的蔓延。当然，我国现在反贪腐制度也确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如官员（含国企高管）的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就还未完全与“国际接轨”，官员只有正常劳动收入申报而没有非劳动收入的财产申报，更没有联系其配偶的财产收入，同时申报也没有向社会公布，致使许多不法官员有大笔“不明来源财产”，而群众也无法监督。再如耗资惊人的职务消费（包括公款吃喝、公车费用、公款出国），至今没有公开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规范管理，等等。在稳定大局的的前提下，我们应尽快迈出这几步，或者说是更加有力地走完这几步，而更加有力地走完这几步对反腐倡廉，对社会的公正从而对国家的长治久安稳定发展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曾因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政治上有建树而希望历史学家“不要把他写得那么坏”，其实朱元璋反腐肃贪的决心和意志也是值得历史学家考虑不要把他写得那么坏的一条理由。我们理应有比朱元璋更强的反腐肃贪的决心和意志，有比朱元璋更多的制度和办法，我们理应做到不再留下更多的肃贪之痛。

中国反贪何其难也，芸芸众生皆为贪腐之土壤（恕我言重了），真正清廉之人少又少之，体制原因不说，其他主要根源有二：其一、祖宗传下来的教子说法是“发狠读书、读书做官、升官发财。”其二是中国人“死脑筋”，上要管两代、下要管一百代，贪钱给别人花以求虚荣。这些骨子里的东西不变，体制变了一样也会出贪官，就像台湾和韩国（韩国也是儒文化约束的国度）。我想中国反贪要从很多方面做起，从根源上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从小做起。否则还会是你杀你的，我出我的，贪官有如长江之水，滚滚向前，无休无止。

以史为鉴，由此我联想到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果断地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与朱元璋杀胡惟康、朱亮祖同出一辙有相似之处。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参加多年革命的老红军，为共和国的创立立下汗马功劳，但进城后成了贪污腐败分子被公审。处理这个案件，说明了我们党在整肃贪官污吏上的决心和气魄。近年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提高反腐倡廉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今天我们重温历史，学习借鉴朱元璋肃贪的决心和精神及教训。

陈绍基与前纪委书记王华元落马后，广东省又一名被“双规”的高级官员，他也是继前深圳市长于幼军落马后的第二位深圳市长。

翻阅深圳市长许宗衡的传奇经历，这位明星市长曾说过许多漂亮话。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的“不飘浮、不做秀、不忽悠”被广为传播，足以打动人心。他还曾对媒体表示要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而今遗憾的是，许宗衡还是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了。不由得让人想起吴思在《潜规则》中阐释的由朱元璋所发现的“新官堕落定律”。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讨过饭，当过和尚，在社会底层饱受凌辱和苦难，深知官员腐败对民众造成的伤害。为此，他坐上皇位后就竭力遏制腐败，实行了非常严厉的惩治腐败法律，但仍旧发现腐败者前“腐”后继。经过多年的摸索，朱元璋总结出了“新官堕落定律”：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

我们有理由相信，许宗衡当初的豪言壮语不一定是作秀；上任之初亦是雄心万丈，想要干一翻事业，留下青白在人间的。可为什么还是跌倒在腐败的前车之鉴上？这正是“新官堕落定律”在作祟。朱元璋也讲立法和监督，但还是在腐败面前吃了败仗。原因是没有形成一个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运作体系，于是造成了发生腐败的可能性极大而有了腐败受到惩处的可能性极小，以至于让官员们敢于铤而走险，冒死步入腐败行列。

一个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反之，一个不好的制度让好人变坏。如果不从源头上健全预防腐败制度体系，类似许宗衡这样的遗憾还会发生，官员上任之初标榜的清廉理想，到最后还是会被无处不在的腐败病毒所吞噬。陈绍基也罢、王华元也罢、于幼军也罢，都曾为广东、深圳的改革发展作出过贡献，可为什么还是逃不脱“新官堕落定律”，原因正在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