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驻美第一任大使柴泽民联系上了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我的舅舅李默庵，请他在有生之年为和平统一祖国做点贡献。舅舅本着热忱的爱国之心，和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宋浠濂，侯镜如等，在华盛顿发表宣言，呼吁同学发扬黄埔精神，为促进中国统一而奋斗。并联名发起成立旅美黄埔军校同学及亲戚促进中国统一筹备委员会”。1981年应邀回国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在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大会上，他被推选为副会长，1995年6月被正式任命为会长，在全国政协 7，8届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直到2001年10月7日逝世，终年97岁，舅舅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的父亲跟随舅舅参加东征和抗日战争近10多个春秋，在舅舅的第十师任上校军需处长，解放前夕，为了不打内战而解甲归田，回到长沙经商。解放后，在51年镇反时，被省高级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在省第一监狱劳改服刑，刑满释放，回家后仍被戴上了“四类份子”的帽子，而被群众管制。由于81年后舅舅的回国，湖南省高级法院对我父亲下达了改判平反的法律文件，送到我家之后，当地派出所也随即摘掉了戴在父亲头上20多年的“四类份子帽子”。我们家从此在政治上得 到了翻身。老六也被交通部公派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留学，我也从此可以抬起头做人，扬眉吐气了，终归是被压抑了几十年啊！

我家解放了，毕竟是城市里的人，我也不想在再长期在农村的社队企业工作了，哪怕是有着优厚的待遇，许多地方还是不方便的。虽然在81年我买了一台日本本田90的 摩托车，经常河西河东两地跑，加之我在市区购买了私房，老婆和儿子也从益阳回到长沙在一起生活。83年我离开了岳麓苗圃，和我的朋友戴某二人一起到了长沙市西区臬后街的“朝阳五金机电厂”，他负责业务，我全盘负责生产技术。仍然是生厂高低压开关柜。

   由于我们的努力，我厂的业务不断扩大，为了适应专业生厂的形势，我们又将厂名更改为“长沙市中南开关厂”，（当时长沙已有长沙开关厂和湖南开关厂）。并实行了承包的分配方按，我的收入工资加奖金每月有1000多元了。

   改革开放后，深圳建立了经济特区，对电力的需求不段扩大，我们承接了深圳市供电局的几个220KV大型变电站工程的高压开关柜和控制保护屏的生厂任务（如深圳市的龙岗，横岗，沙头角，宝安，南头，蛇口等220KV变电站的全套电器设备的制造）。我除了负责全厂的生产技术外还要经常出差到许昌继电器厂和柳州开关厂采购原器件和10KV少油开关等材料和设备。产品出厂后又需要联系北站的火车皮发货，有时经常晚上9点后在破子街口用东风140汽车装货发运深圳，我还经常亲自装车呢！工作是又忙又累，但承包的收入也高。在82年我又花了一万多元将购置的砖木结构的私房改建成了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半的房子，从此住上了带厨房卫生间的新房（当时在市区私房有卫生间的也不多）。

    深圳供电局几个220KV变电站都安装了我厂生厂的GG-1A电动操作的高压开关柜，需要一批大功率的直流电源。这时全国民营科研机构开始萌芽。我和戴某又合伙成立了一家名为·中南传动电器研究所·的民营科研所，我任副所长，受西区科委的直接领导，我被西区科委聘为电气工程师，并颁发了工程师证书。我们在市科委和西区科委的指导下，研制了一套220V直流隔镍电池屏，解决了深圳市供电局几个大型变电站10KV高压开关柜的电动操作系统的难题。这样我们研究所得到了市科委的表彰，并获得了两万元的科研成果奖励。

   1986年我们科研所花八万元在武汉买了一台·武汉130·的吉普车，当时我们都没有汽车驾驶执照，我们二人商量好，因为生厂任务繁忙，只能抽动一人去学习驾驶，先由戴某人学习，然后我再去学习。他领到驾照后，居然借口工厂离不开我，要我暂时不要去学习汽车驾驶了，出尔反尔，违反了我们二人的承诺。这样我一气之下，终于与他分开了合作了近十年的伙伴关系，离开了中南开关厂和我们二人合伙的 研究所。分手时他仅分给我二万元我们共同的积累，我也不去计较这些，来日方长，好聚好散嘛。

离开“中南”厂，又要开始新的创业了。

这么早就在商海中打拼，不容易啊！九爷是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也是第一批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终于云开雾散，见青天了！

       你了不起，有气魄！

   你的生活道路曲折，确实坎坷。

九爷去迪拜也有一些日子了。从你夫人处得知贵公子也去发展了。这样就好了有伴了。祝你一切顺心。

      人生坎坷,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拼搏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