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插记趣

    学校文革结束的那年（1968年）冬天，我们的分配去向由“四个面向”变成“一个面向”，党和政府要求所有中学生都下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我们取下“红卫兵”袖章，戴上光荣花，一路歌声一路笑地向汨罗县开进。

    在县招待所住了一晚后，大队人马渡过汨罗江再分头去几个公社。在渡船上，贺大牛从怀里的一包旧衣服中取出一个热水瓶和两个茶杯，说是招待所所长鼓励他下农村“奖”给他的。贺大牛的真名当然不叫贺大牛，只是因为他吹起牛皮来一点不比闵希豪生差才给他取了这个名字。除了哄笑，没有人指责他。“没有了组织，没有了纪律，流氓无产者的恶习必然在我们队伍中蔓延。” 黎氏──我们“兵团”的理论家自话自说道。贺大牛根本没听见，下得渡船他就叫同学们先走，说由他去交钱。贺大牛叽里咕哝没说几句就和船老板吵起来了。接着，只见船老板举起桨要打贺大牛，贺大牛抱紧热水瓶大喊一声：“快跑啊！”便朝前面的同学奔来。同学们也不知何事，只以为是遇上了强盗，于是提起行李，掺着跑不动的女同学，希里糊涂地落荒而逃。为掩护同学们逃跑，贺大牛还邀了两个身强力壮的男同学挡在后面，时不时与船老板纠缠一下。就这样一口气跑了五里路，船老板才没有再追了上来。当同学们气喘吁吁地问贺大牛船老板为什么要追打大家时，他若无其事地说是他不想给渡船费。就为了两块钱渡船费使几十个人没命的跑了五里路，真让人哭笑不得。

    贺大牛被分到天井茶场，茶场采取几乎是半军事的组织形式，但贺大牛仍然没有改掉他那“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他有的是力气却不能坚持在地里连续干三天活，干了两天他就要休息个一天半天。他休息开始是躲在哪个山坡草丛里睡大觉，后来他想练小提琴，就跑到一个山洞里嘎嘎嘎地拉起来。场长抓到了他，要他写检讨。他说早写好了，在枕头下面，不过有一大叠，要请场长看看哪份比较合适。

    场长拿他没办法，见他能画画，就叫他去画毛主席像。他父亲是搞雕塑的，也许遗传了一点什么细胞给他，贺大牛的毛主席像还真画得好。一时间茶场四周的墙上到处都出现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画像。大牛说他画了那么多毛主席像，东方必有贵人来接他。一年多后，省里有个剧团来招贺大牛去做美工。大牛喜出望外，将录用通知敬在田埂上，自己跪在田里，面朝东方一连磕了十几个头，以谢天意。

    我们学校的同学一大批下在天井茶场，其余的分散在几个公社插队落户。我和邹瞎子分到了智丰公社。邹瞎子嘴巴很大，眼睛很小。当然眼睛不止是小而且还不好，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把墙上一条标语的落款“智丰公社”看成了“智斗公社”，说：“我们还差一个阿庆嫂就可以在这里唱一台戏了。”邹瞎子个头不高但肌肉发达，像玩过健美，显得很有力。那日去山上收油茶子，为几株茶树的归属我队社员与邻队社员争吵起来。邻队有两个小青年火气特别大，没争几句就动了手。邹瞎子见我队一个老农被两青年推倒，便大吼一声，冲上前去，夺下两人的扁担，一手抱一个用脚一绊，两人随即倒地。邻队社员大惊，连同捡起扁担的两青年呼啦啦地跑下山去。从此，“邹瞎子有打”，“知青会武功”的说法就在整个大队传开了。

    知青生活实在太清苦，自留地的菜总是不够吃，自己喂的鸡总也不下蛋，加上没喂猪，那锅里更是见不到一点油水。这日，我和邹瞎子在山凹里翻红薯藤，见一条足有一米多长的花蛇在地里扭动，就几锄头将它打死。我正想把它埋了，邹瞎子却用红薯藤捆起，说：“莫可惜了一碗菜。”回到我们的“知青屋”，邹瞎子把蛇头绑在门外的一棵树枝上，很熟练地就剐下了它的皮，并开膛破肚，还飞快地将蛇胆往大嘴里一扔，吞了下去，说是可以明目。然后，他到队长家借来一个瓦罐，塞了几根硬柴，就在灶上煮了起来。

蛇还没煮熟倒惹来老老小小一大堆社员。邹瞎子一副发愁的样子对我说：“都想吃，怎么够？再多加些水吧。”我看了看门外的那些面孔，发现大多并非羡慕而是担忧。我去帮过工的信国叔的堂客莠婶子说：“蛇吃不得哩，汤里落了扬尘吃了要死人哩！”邹瞎子一听反倒放了心，他干脆把小饭桌搬到门外的晒谷坪里，笑呵呵地说：“我们不怕死，我们吃了不会死，我们吃了会死也要吃！”社员们不大理解也不大相信，当他们看到邹瞎子裂开大嘴吞食着蛇肉时，都惊呆了。蛇虽煮得还不很烂，汤却很鲜。几个小伢在吞口水，可还是不敢尝一尝。莠婶子摇摇头叹气道：“城里伢崽比乡里伢崽还晒人（可怜）！”殊不知此刻的邹瞎子嘴里和心里都充满着幸福。

我们所在的大队叫团结大队，与我们相邻的大队叫青峰大队。柳八爷就下在那个队里。柳八爷除了姓柳以外，其实和小说里那个舞大片刀的柳八爷完全不相象，同学们给他取这个名字只能说是张冠李戴。柳八爷矮矮胖胖大头圆脸，说起话来慢慢吞吞。听他说话不是感到好笑就是觉得气人。在学校打球时，他拿了球从不投篮，只是往篮筐和篮板上砸。问他为何如此。他说：“不这样我怎么捡得到球。”他去的那个生产队还算是比较好的，哪晓得半年多以后，他却仍然没有菜吃。他每天歇段（半天劳动中的休息）时，便拿上个瓷缸淘好米放好水，然后盖上盖子就胡乱塞到一家社员的火堆旁。到收工吃饭时，他便拿出瓷缸坐在社员家门口可怜兮兮地吃起来。也许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失尊严，他只是吃得很慢，他可以一粒一粒地把饭塞进那张不开的嘴里。同学看他吃饭感到好笑，社员看他吃饭觉得可怜。农民大多都是有同情心的，总是招招手让他坐到饭桌边一块来吃点菜。夹一筷子小菜，拈一根辣椒萝卜当不在话下，碰上运气吃一块炕肉也是有的事。于是吃完一个屋场再吃一个屋场，久而久之全队社员都习惯了这个带饭不带菜的知青，而柳八爷也不再把自己当客人。

知青同学全不知柳八爷为何会落到这般田地，因我们每个人都分了点自留地，泼点汗水种点瓜菜并不是很难的事。那八爷的自留地荒废了吗？一日,我去他们队办事,顺便去看看八爷,八爷正在屋后山坡上的自留地锄草.老远就看见他弯着腰使一把专除棉花草的弯头锄在认真劳作,想他这样认真种菜还能没菜吃,真有些奇怪.待走到近前才发现,那一长溜二分自留地种的全是棉花.我很惊讶,问道:“你为何只种棉花不种菜?”他说他的被子棉花缺了一个角,必须补上.要不是看着这满地的棉花苗,要不是我很了解他那不会说谎的习惯,我会以为他不是开玩笑就是发神经.

柳八爷不会说谎是有典故的.那是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的日子,我们先后都来到了北京.北京的红卫兵动不动就喜欢查问出身，我们都学会了应付，开口就说是“工人”是“革命干部”。没想到八爷穿一身旧棉袄，提着个小皮箱，在天安门被一伙气势汹汹的红卫兵问住，八爷脱口而出：“小土地出租。”“小土地出租就是小地主！”于是，有口难辩的八爷被莫名其妙地“押送回原地”。

后来,有同学告诉我,说他天冷得厉害时常常要在他那薄薄的被子上压一块大土砖.这倒使我对他有了几分同情也有了几分敬意.这年冬天，几个知青相邀一起去参观柳八爷的新棉被。进得他的小屋，只见八爷裹在一条确实比原先厚了些许的棉被里。大家以为他一定是病了。不料八爷说道：“下屋的庆荣要走人家，把我的棉袄也借去了。想是明年我那块自留地还得种一半棉花，再做一件小棉袄。”同学们一阵轰笑，过后却纷纷说道，八爷吃遍社员家的菜是理所当然的。

当知青的第二年，县里说要召开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派了一个专干来我们公社选拔代表。来人姓梁，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相貌平平，说话平平，给人印象不坏，我们学社员的口气称他为梁干部。公社开了一天知青大会，同学们聚在一起高兴死了，打打闹闹开玩笑，但又很认真地推荐着自己的代表。

“我看孙长子可以，他一米八几，人高马大，坚持插田确实不容易。”

“做好事，孙长子那双大脚把四六格子踩得稀烂，前面的秧插下去，一抬脚，后面的秧又倒了。”

“哎、哎，又不是评哪个插得快，是讲咯（这）种精神嘛！”

“我推小朱，她一个女的，敢在大水中放排，男社员都佩服她。”小朱并不姓朱，是个小名，因为她长得像只好玩的小瓷猪，于是有了这个小猪（朱）的美名。

“她放排是不错，但她在台圳里游泳差点吓倒一片群众。”

“女的何事游不得泳，就是要反这个封建！”

“米狗子要得。米狗子一年挣的工分最多，他种的辣椒吃不完还晒干了带回去。中秋节他下了门板当饭桌，自己给自己办了一桌菜，大队长都表扬他能干。”米狗子并不壮实但很勤快。还是在学校支农劳动时，只要给他一个粗面馒头他就可以帮你背十里路的行李。他这个不怎么贴切的名字就是如此得来的。

“米狗子太抠，一桌菜一个人吃，还一担米一袋菜地往家里搬，也没看见送一点给八爷。”

“咯叫种瓜得瓜，种棉花得棉花。米狗子家里好困难你们晓得啵”

……

梁干部见大家发言热烈，十分高兴。他似插话似总结地表扬一番后，忽然提出个问题：“请大家要注意代表的家庭出身，我们在这里也要坚持有成分但不唯成分的原则。”会场一下沉默了，所有的热闹和快乐都烟消云散。这几乎是知青最反感的一件事，我们几个胆子大点的站出来和他辩论。我们搬出了恩格斯、列宁、周恩来等一大批出身不怎么好但特别杰出的人物，梁干部当然辩不赢。最后他同意不再看出身，但那些父母没定性的还是不行，因为只有定了性才能明确是出身好还是出身不好，而只有明确是出身不好的人才能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代表。

大家听了他这番话又好气又好笑，世上竟有这样的死脑筋。我更是不服气，因有同学说骨架子（我因瘦高而得此名）给农民办夜校不错，应推为代表，可我父亲那时在“五七干校”，属于“未定性”之列。我耿耿于怀正不知这气怎么出，又听说梁干部今晚要住到我们知青点上去，于是满脸的不高兴。这时有人在我耳边如此这般地出了个主意，我便决心要作弄一下他。

我们的住房是队里一间仓库改建的。在两屋梁下砌墙，仓库被隔成三间。我们用门板在中间的堂屋给梁干部开了个铺，还给他挂了张旧蚊帐。乡下本来老鼠就多，何况是间老仓库。夜里大小老鼠叽叽喳喳，在屋梁上跑来跑去肆无忌惮，为此我们不得不养了一只大黑猫。梁干部经常下乡，多几只老鼠也能睡着。可他不知道，我们将那只大黑猫塞进一个热水瓶的空竹壳里，等到半夜他鼾声微起时，忽然将猫放进他的蚊帐里。黑猫一声长“喵”，“噌”地从他头顶越过。梁干部顿时被惊醒，吓得“哇哇”大叫，只当是来了什么鬼。我们一个也不起来，装做什么也没听见。梁干部没敢再睡，只好点了一只烟，到屋外晒谷坪去数星星。我蒙头在床上暗笑，心想总数出了口气，虽然那旧蚊帐又添了一个大窟窿。

三十多年过去，当我们这些老知青聚在一起时，总要回顾那段难忘的岁月。我不知道其他知青聚会时是否十分严肃，反正我们这些老插碰在一起不怎么谈艰苦，更不谈什么悲哀，就喜欢谈论当年的逸闻趣事，喜欢互相“臭”几句，而且在一阵嘻嘻哈哈笑得前仰后合笑出眼泪过后，还会有许许多多的感受。这些，恐怕我们的后辈和没有亲身经历过知青生活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引骨架兄文:“我看孙长子可以，他一米八几，人高马大，坚持插田确实不容易。”

“做好事，孙长子那双大脚把四六格子踩得稀烂，前面的秧插下去，一抬脚，后面的秧又倒了。”

孙长子有多高，有以上照片为证，他后来在岳阳地区蓝球队打中锋，山东大汉，身高近一米九，40年后老乡大姐还在说他插秧的趣事，踩烂格子不说，每插一行，还会直起巨大的身躯，左右摇着头看插没有插直。没办法队长后来只好派他去林场种树。老乡大姐还讲，他爷爷说的，小孙是他们那里民国6年以来最高的人，为此生产队还改动了地方建房标准，门高5尺2寸改成了5尺8寸，前几年有年青人外出，讲看见了老高的外国人,老年人就会反问，味必有小孙高。

照片中正面对着的女士就是敢在大水中放排并且在台圳里游泳差点吓倒一片群众的小朱。

  贺大牛就是牛得美国去了的那位吧？

“知青有打”在我们乐园艾老师的文中也上演过。

三十多年过去，当我们这些老知青聚在一起时，总要回顾那段难忘的岁月。我不知道其他知青聚会时是否十分严肃，反正我们这些老插碰在一起不怎么谈艰苦，更不谈什么悲哀，就喜欢谈论当年的逸闻趣事，喜欢互相“臭”几句，而且在一阵嘻嘻哈哈笑得前仰后合笑出眼泪过后，还会有许许多多的感受。这些，恐怕我们的后辈和没有亲身经历过知青生活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我们聚在一起时也是如此，除开知青，谁也难体会到这种心情。

拜读了你的每篇文章,非常地喜欢,还等着听你讲故事.

老插们聚会在一起谈论当年的逸闻趣事、也是一些难忘的美丽回忆，一种开心的享受呢！

谢谢楼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