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甸梦寻

作者：都梁乡士

        九月，是登高怀人的季节。踏着肃杀的秋气，我走进大甸，走进一个沉甸甸的梦境。

　　1966年3月6日，武冈304名知青组合在一起，下放到这里。在这三百多名知青中，年龄最大的才二十来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而他们不光承担着生活的重担，自食其力，养活自己，而且承担着政治的重担。因为当时省、市及中央有关领导，异想天开，想经过政治包装，让“大甸”成为全国知青的旗帜，当时，不是有一个响彻全国的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么？假如能在这个口号后面，添一个“知青学大甸”，该是何等荣耀的事呵。为了这份虚无的荣耀，知青们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四十年过去了，往事如烟，在这大甸，留下的是什么呢？

       对着车路，一栋红砖房子呈“丁”字形横在路边，与我一起来的杨式忠说：“走，看看现在这栋房子是谁在住着。” 他是当年那304名中的一名，在这里十几年呵，他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俩轻轻地走进去，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人，也没有声音，一长溜房子，都是关着的。四十年前，304名知青从城里下来的时候，就是吃在这里， 住在这里，劳作在这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印满了他们的足迹，印满了他们的欢乐 ，也印满了他们刻骨铭心的痛苦。他说：“那时候好热闹呵，想不到现在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你们一来就有砖房子住？”我问他。

　　“哪里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来的时候住的是茅草屋，这些红砖房子是1973年搭帮福建的那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主席告御状以后，上面才给了点钱修起来的。那时候，你知道么--”

　　在他的感慨中，我俩正准备退出来时，顶头的一间房子的门打开了，两个小妹子，大的十来岁，小的也就七八岁吧，冒了出来，式忠说，在这里，所有知青的后代耐不住寂寞，全都外出打工去了。那么，她俩从哪来的，搞不清了，也没有必要搞清了。看着她俩惊奇的眼光，我们默默无语，退了出来。

　　一抹斜阳，懒洋洋地照了过来，为这栋房子增添了一点亮色，却依然掩盖不住它的破败，房子檐口上的青瓦已掉落在地，乌黑的玄皮露了出来，软软地垂着，随时会掉下来。岁月流逝，如今，我作为知青的同道，却在这里，不合时宜地“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值得感慨的还有，在几座用红砖砌成的房子里，没有门，更没有锁，摆着几台铁器制成的揉制茶叶的机械，尘灰蒙蒙，铁锈斑斑，漏雨的房顶，把地面滴得一片潮湿，外面青蒿掩径。青蒿中，还有一些烧剩的煤炭，堆在空坪上，任风吹，任雨淋。一切在无语地证实着知青当年在这里时的火红，也在诉说着今日的荒凉。这些铁器机械，要是有人拿去做废品卖，也还能卖到几个钱的。我想，在城里那水泥板块包围的地方，有卷闸门，有防盗门，那梁上君子还频频光顾，而在这里，在这四面没遮拦的地方，它们还能这样年复一年，原模原样地摆着，没有丢失，没有损坏，也没有移动过，就好象摆在博物馆里被讲解员遗忘的展品一样。面对这些布满红锈的机械，我不能不赞叹这里淳朴的民风。

　　当式忠导着我一户一户走访的时候，一位老知青的老伴正挑着一担水，一步一步，缓缓地踩着泥泞，走了过来。水，浑浊得看不到底。就是这样的水，还是从四五里外挑来的。我没有记下她的名字，却记下了她的话语：“现在，我还只有五十多岁，还挑得动，要是再过一二十年，挑不动了，只怕连这样的水也吃不上了。”四十年，对人类的历史来说，只是白驹过隙的一瞬间，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大半辈子光阴呵。如今，国家科技己经进步到让人从地球飞到了太空， 至于什么有线电视，无绳电话，就更不用说了，就仅仅说喝水吧。如今城里人一仰脖子，就能很随意地喝到纯净水，一拧水龙头，就能潇洒地用透明发亮的自来水冲洗厕所。可是，在这里，在这经过知青四十年奋斗的大甸，饮用的还是这样浑浊的田坑里的水。还要多少年的操劳，才能换来一担水的享受呢？  

　　“我们种下的是龙种，我们收获的是跳蚤。”我想起了过来者写的回忆，知青们下到这里的第二天，就头顶蓝天，脚踩荒山，投入了改变荒山的战斗，用锄头，用铁镐，更是用在革命口号下激发出来的革命干劲，“重伤不下火线，累死不叫苦。”仅几个月时间，就把一座座荒山变成了一层层梯田，种上了棉花，烤烟和茶叶，同时种下的还有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创业初期，他们每天付出的是超负荷的劳动，而吃的饭菜，却是限量的，一天一斤米，每餐一个菜，不是南瓜，就是白菜，要不就是酸盐菜，还有的是没有一点油星的盐水汤。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连这样的生活也被搅得不安宁，有些知青流下的不光是滚热的汗水，而是殷红的鲜血！

　　穿过茶叶丛，我俩很随意地走进一栋红砖房，式忠告诉我，这里名叫鸟止界，意思是鸟飞到这里就要打住，再也飞不动的穷地方。当年一部分知青就是落脚在这里，这些房子就是当年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修起来的。

　　长长的走廊，是十几间单间，顺手推开一间，没有一个人，再推开一间，还是没有一个人，房间那简陋的摆设，吸引了我的目光，靠窗一张长条桌，上面满是灰尘，靠墙一张木床，床上铺着一层稻草，稻草上放着两只竽筛，靠门边的地上堆着一堆还没有脱粒的包谷。走廊上几件还滴着水的湿衣服挂在那里，证实着这里还住着人家。

　　式忠老兄放开喉咙大喊：“有人么--？”

　　几声呼喊，终于引来了回音：“是哪--个？”

　　声音是从屋外传来的。随着声音， 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走了进来，

　　“呵，是老--艾，艾治民。”式忠热情地为我介绍。

　　“我去把老婆喊回来，”不大一会，他的老婆也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的老婆是一个农民。朝夕相随，在这没有水，没有路，也更没有人作伴的山旮旯里，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整整四十年，他们在这里生下了儿女，养大了儿女，可儿女却守不住寂寞，走了，到外地打工去了。留下的还是他们俩口子，除了他俩，还有一位知青李如海的孤坟。离离荒草，冷冷秋风，伴着他们，度过了四十个春，四十个秋。

        我刚要问候，老艾先开口了：“听说你们在城里编了一本知青的书，可我还一直没看到，要是看一下······”我忙拿出《武冈知青回忆录》来，递给他。他把手在衣服上擦了两下，接过书，打开，看了起来。他老婆头一歪，紧靠着他，一起看了起来。他用手指着书上的照片，对老婆说：“你看，这是场里三十周年大庆的时候，老战友来了，在一起拍的照片。”看着照片，我想起我的口袋里还装着一台照相机，我掏出来，说：“难得来，拍张照片吧。”

　　室内光线太暗，我提议到室外照。在室外的茶树丛中，老艾说：“就到这里拍吧。那年三十周年场里大庆也在这里拍过。”说着目光深情地看着这片枯黄的茶园。

　　我端起相机，选择好角度，正要按动快门。老艾摆摆手，要我停一下，他走过去，拿起那本书，两只手抱着，放在胸前，式忠说：“这样子不好看，你要把书拿开才好。”

　　“不行，这是写我们知青的书，我就是要放在这里照。”他说着，把书抱得更紧了。

　　一本普普通通的书，他竟然看得这样重，可见“知青”在他心中的位置。我心里滚过一股热流，对着他，对着这本书，也对着当年的一段历史，庄重地按下了快门。

（接着上面发）

       也许是唯一的吧？老知青任诗林所住的地方饮水是最为方便的了，他住在一个山窝窝里，车路在比他的房子高得多的地方碾过，要想坐车，要弯弯曲曲地爬上山顶，再走一段不算太短的路才行。在这山窝窝中，他和他的老婆住着一栋长长的房子，相当宽敞，可惜，这样宽敞的房子摆错了地方，要是在城里哪条街上，一家子光是吃租金就吃不完啊，而在这里就他们俩口子住着，周围几里路没有人烟，要想再找一个说话的人也找不到，他的住屋侧面有一口小水塘，屋后面有一口机井，不用说，这是当年留下的“革命文物”。有了这口井，虽说不上流水潺潺，却也源源不断。加上屋的东面有一丛楠竹，郁郁葱葱，体现出了一种少有的诗情画意，任诗林笑意微微地说：“老杨，这里很凉爽，风景又好，六月间欢迎你到这里来避暑。”

       话语中，看得出他似乎是习惯这里的水土了，其实，我知道，他，还有留在这里的所有知青，在城里早已失去了他们生存的空间。而他那身打扮，让我吃惊不少。一顶烂得没边的草帽扣在头顶上，一身黄布军衣服贴地穿在身上，袖口扎得紧紧的。最惊奇的是他脚上套着的那双鞋子，那不是普通的草鞋布鞋，而是一双北方人在零下十几度才穿的翻毛皮鞋，他没有穿袜子，一双光脚捅在厚厚实实的羊毛里面，在这气温并不凉爽的秋季，真不知这老先生的脚是怎么插进去的。

       他的老婆，一个和任诗林一样好客的女同胞，对于我俩的到来，十分高兴，拿出花生，热情款待。“这是我们自己种的，吃吧，吃吧。”我们吃着花生，聊着话语。她又忙着下厨。 当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子，任老兄一个劲地劝我俩，；“不知道你们来，没准备，随便吃点。”

        简朴的菜肴，醇香的米酒，还有诗林不同凡响的话语，足以佐餐 。“诗林”和“司令”谐音，因此，有许多人就称他为“司令”。司令名不虚传，还真有司令的派头，他说：“近几年我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律，想总结一下，写一本这样的书出来。”

       “写这方面的书要占有大量的资料才行，你到哪里去找这方面的资料？”我端起酒碗，又放下，怀疑我的耳朵听错了，在这穷山窝里他能写出这样的书来？莫非这屋里还藏着什么珍贵的资料？

         我边听边打量他的这室内的全套摆设，一床，老式的架子床，一柜，也是老式的立柜，一桌，还是老式的简易桌子，唯一新式的是那台电视机，十四寸，黑白的，也至少是二十年前的产物。

        “资料我从电视里己搜集到一些了，还要继续搜集。”他说。

        “你这里有有线电视？”式忠问他。

        “没有。”他肯定地回答。

         看着他十分认真的表情，我想，限于资料，他的这一设想恐怕不是想成功就能成功的，但比成功更要紧的是他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过了两个月，老任来到城里，特意对我说：“老杨，我特意到城来，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已考上了研究生，我想，等他今后赚到了钱，我要他先拿出四五万元来，扶持农村那些没有钱上学的特困户，你看行么？”

        没有张扬，没有作秀， 靠自己努力，为别人着想。这就是至今还在农村靠从土里刨食的一位老知青的情怀。其实，有着这种情怀的何止他一个。向志宏，一个和他的名字一样有着宏大志向的老知青，他夫妻俩是一对在农村已整整四十年的老知青。他和我是老邻居，我知道，他在下乡之前就喜欢画画，而且画得象模象样，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这种爱好，当我和式忠来到他的住处，简陋的红砖房里，挂着他为母亲画的遗象。他说：“只要有条件，我就还要画下去。”凭着他的画作，他加入了武冈市美术协会。严格说来，这还不是一个画家的头衔。但正如古人所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历史上的许多英雄豪杰，不就是时势造就的么？假如，他不被时代耽误，在不为生计所忙的环境下安心画画。谁能说他成就不了一个画家呢？至少，在他的窗前，他用几个破脸盆烂钵钵亲手栽种的几盆鲜花，证明了他对生活的热爱。

         他，她，全国还有无数的知青，为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一份资料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大发展的时期，许多国家的经济开始腾飞，城市极大地吸收了来自农村的人口。 然而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将城市近1700万有文化的知识青年，送到农村接受那种缺乏文化的再教育，其结果是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人概算，仅10年内国家共拨出安置费近100亿元，约占国家总支出的1·2%，这还不包括知青探亲报销的路费，口粮及生活困难补助，因重病及重伤给予补助的医疗欠款，每年举办的各级各类知青会议及培训班的支出，各级知青机构的开支等等。然而，巨大的财政投入，带来的不是什么经济效益，而是四个不满意。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为了这一个尝试，付出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而受到损失的至少是三代人呵。

         四十年过去，当年那304名知青，有五十多名已离开了人世，其中有的已长眠在大甸。还有十六户知青（后来增加了四户），依然留在大甸，与荒山为伍，以耕作为业，春摘茶叶，秋收玉米，以精卫填海般的执着，向世人展示，还有这样一群知青，四十年来，还在艰苦地守着一个知青部落——武冈市大甸茶场。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他们吧！

向武冈市大甸茶场知青致敬。

　　推荐一篇好文章！

　　这是武冈知青版主都梁乡士的一篇充满乡士气息的帖子。他以细腻的白描手法，带我们到大甸茶场走了一回，没有高谈阔论，没有慷慨激昂，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情感，足以震撼心灵。
　

        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