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殷增侠      

       一个人的出身影响其一辈子。我的母亲是一个没有社会名望的普通人，但她的家庭出身铸造了她的思想行为，乃至品性气质。

     我妈妈殷增侠， 1928年出生于醴陵东乡殷家冲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民国初期殷家便有人出外留洋、做官、谋职。如，国民党高官何键的二女婿、银行家殷德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客死美国）。还有我妈的叔叔殷德阳，时为国大代表、粤汉铁路局局长、。刚解放时，曾在法国留学的陈毅元帅证明这位我未曾谋面的叔外公是“日本留学生，爱国抗日”，叔外公于1953年病逝于北京。

       当时叔外公位高权重，但他并没有把我外公带出去任职，而是让他在家乡料理家政。外公为人厚道，在当地颇有声望，1964年四清运动，在武汉担任中学校长的大舅殷增慰的单位曾派员到醴陵乡下调查外公的历史，当地证明外公不但没作过恶，而且为革命帮过大忙。史实是发生在马日事变时，当地有两个被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誉过的农民领袖被捕，面临砍头，就是在外公找同乡程潜主席求饶以后，这两个农运领袖才得以免死。

       外公家在长沙茅亭子有座庞大的花园房宅（文夕大火时被日寇飞机炸毁），我妈在这里长大。我妈珍藏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她和我大舅舅少年时抱着洋娃娃打着小洋伞的合影，其背景就是这处房宅。

       殷家人思想进步，1949年7月解放军进驻长沙外围，并顺醴陵一线南下，当时有部队驻扎在殷家冲老屋，慰舅（离休干部，曾任武汉市37中学党总支书记兼校长）、简舅（湖南师大教授，著名图书管理专家）、沅姨（离休干部，曾任湖南省委党史办主任，前省委书记熊清泉夫人）、白姨（离休干部，原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秘书、湖南省粮食厅党组书记郭盛华夫人）、顺姨（曾任省医科大学附属二医院麻醉科主任，14病室党支部书记），此外，还有叔外公的儿子殷增巍（北京市重型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殷增涛（曾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殷治平（曾任北戴河计生委主任）等等一班青年学生先后踊跃报名参加“革大”，或随即参加其它工作，他们都为建设共和国作出了很大贡献。

       殷家名声显赫，乃至在八十年代出了个叫殷英的乡下女孩子，冒称殷家之后，在长沙城里到处招摇，后来也竟然上了长沙户口，找到好工作。早两年我在家门口遇到了她，她打老远亲热的喊“顿毛哥哥”.她圆滚滚白胖胖的,活脱脱像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充满生命的张力.她高兴地告诉我，她现在已经有了幸福的家，孩子也读书了.她毫不掩饰地告诉我:她是殷家冲的人，当年她到长沙来做小保姆，自称是殷家后代，就是羡慕殷家的人有出息，就是要攀殷家的关系，进入省城的上流社会。

       我妈妈生于名门望族，加之容貌清秀，举止娴静端庄，被称为殷家的美人。2008年我妈满八十岁时，回忆到她还是当闺女时外公就给他算了个命，说，“险如（我妈的学名）是一辈子太太命。”险如1943年在衡阳含章中学和1946年在长沙明宪女中文职十班读书时是“窈窕淑女，君子好俅”的“校花”。我爹与我妈的爱情，是产生在衡阳含章读高中时，我爹是学校引人注目的“球星”和敢与人人惧怕的学督作对的“英雄”，他们是经过先自由恋爱后由人做媒的方式于1949年2月结为连理的。

       我母亲在1950年中月初三在长沙市立一医院生下我这头胎儿之后，即参加长沙市第一期保险干部班学习，她这样一个大家闺秀从此走上了为社会服务的人生道路。她工作兢兢业业，待人春天般温暖，她又青春靓丽，能歌善舞，爱参加球类活动，是宣传爱国储蓄的积极分子，且婆媳关系好，连年被评为“五好家庭”。我记得还是1962年过苦日子的时候，一天中午我妈好高兴地带来两个女学徒，并且要娭毑留她们吃午饭，娭毑爽快地接应了，可我们三兄弟都为外人来“抢食”暗自嘀咕。

      1959年我爹就调往株洲工作，我爹也不想全家举迁，他最多一星期回一次。这样，柔弱的妈妈就成为了我们孩子政治上的保护伞。

       记得1966年我在读的长沙市二中在工宣队的组织下展开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班级“批判会”。我在班上首当其冲，被无端戴上了一顶“伪军官”家庭出生的帽子。记得受到班上同学“口诛笔伐”之后回到家里，妈妈看到我满受委屈的样子，问我究竟，我话语未开，眼泪先流，我妈见状，义愤填膺，马上到学校找到负责我班的工宣队员，质问他：“李盾的父亲49年还是学生，何时何地当过伪军官？请按毛主席‘迈开你的双脚’的教导去调查调查！”柔懦的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亲生骨肉，一丢平日的淑女清纯，温文尔雅，在暴政面前变成了一头发怒的狮子。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母爱的伟大。我相信我母亲所找到的那位工宣队员也受到了震慑，他后来在我们班宣布学生的“认识问题”，不要再批判。

       再讲“母爱下农村”。为看望我们弟兄俩，搞好与农村的关系，使我们早日招工回城，我妈先后6次到华容县城，到我所下放的乡村。记得1973年初春，妈妈从洪山头乘机帆船到了钟家沟（我所在的生产队临长江的小码头），当时正是九九寒天，阴雨霏霏，河滩堤身泥泞路烂。城里长大的她先是深一脚浅一脚地晃过河滩上的高粮杆铺成的烂泥路，然后为了翻上泥深坡滑的大堤，她不得不死死地抓住堤上的茅草兜，甚至手指深抠到泥土里，这样她那孱弱笨拙的身体才得以缓行。同下船的老乡闻知“知青的妈妈从城里来”，赶紧将她扶起，搡扶上堤岸。那次下乡回到长沙以后，我妈病了，得了恶性青光眼。你想，一个未经社会风浪的“三门”（家庭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当时一家六口分成五处，丈夫长期分居在株洲，这种打击，这种苦处，妈口里不说，然而精神上能承受得了吗？妈患病以后左眼视力锐减，医院不得不给她动手术，但也无法挽救，终至暴盲。

        光阴易逝，转眼我妈已是81岁的耄耋老人，她和她两个姐姐一样在这个年纪开始老年痴呆，她现在正静静地坐在长沙老年康复医院的轮椅上，享受着她的退休工资待遇，和我们当儿子的应尽责任，还有我妻子每天给她送去的可口的饭菜。

       2002年我爹去世后我就打算接我妈回长居住，我知道她的自力能力不强，可是妈妈偏偏不接受。她认为她的保姆是醴陵老家人，服从于她，而且我妈刻板得跟我那地主老财的外公一样，习惯记流水帐，以为只要记账便万事无忧。

       2008年5月2日妈妈满八十岁，我请来了直系亲戚在株洲办了一场充满亲情的寿宴。祝寿期间，我们三兄弟、武汉的慰舅给我妈的赠款，以及宴会结余悉数交给了我妈。可是宴会后没几天，她老人家就给我们兄弟来电话要钱，而且“狮子开大口”，毕竟我们三兄弟都没发横财，我们感觉妈妈整个变了个人。于是经过查询，了解到我妈从2007年至2008年大冰冻住在醴陵乡下保姆家3个月期间，她的工资与存款全部由保姆掌握使用，保姆连存折密码都改了，保姆家建房子、老了人，都很方便地用我妈的钱。这都莫管她，现在她老人家从乡下回来仅仅两个月时间，连工资搭我们给的一万四千多元就没了。这个数据并不是从我妈的账本上查的，而是我们通过她的实际收入推算出来的。危险的还并不是钱的损失，危险的是我妈整个的人都被保姆控制了！

       保姆素质不高，可她天然地会盘剥文化程度高的人的钱，这种怪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屡见不鲜！保姆为了搞钱在主人面前显得十分卑微，俯首帖耳，惟命是从，一旦嗅到主人对她失去了警惕，她便明的借你的钱，暗的把你屋里的财产一件一件偷走，继而在探到主人完全信任她了，保姆就“妈妈”、“妈妈”的叫得更欢了，妈妈也就放心地把自己的工资卡、一生的储蓄交给“干女儿”保管了。哪怕这样，干女儿还不过瘾，就连连地给“有钱的娘”献计，“你看人家的儿子一个月给他妈妈3000块，你三个崽，你何解不晓得问他们要啰！”这样还尤自可，保姆还要在到我妈家的亲戚面前捏白撒谎，挑拨是非，仿佛普天下只有她这个“干女子”对娘好，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多给钱吧！确实，她这样也多骗到了一些钱。终于我们三兄弟识破了保姆的罪恶勾当，做通了妈妈的工作，退掉保姆，把我妈接回长沙，让她能够平安地颐养天年！

       书到此处，我妈妈的故事讲完了。但我在进一步思索，我妈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自小受到的传统规范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和学校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教育，她具有新旧道德意识整合的行为规范，这种大家规范尽管一度受到极左的亵渎，但一直都受到人民大众的由衷崇敬，哪怕就是本文先后提到的那两个醴陵乡下来的不那么检点的保姆，她们对于“富贵人家”出生的人是羡慕的，敬佩的，也总想有朝一日活得像这个样，可就是难做到。因为一个穷人哪怕经济上能翻身，但是文化修养不是一时半刻，甚至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可以修炼得到的。

        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出身影响其一辈子！

                                                           2009年8月8日写

   《幼学琼林》曰：“……子道当须爱日。”——就是教导我们：做儿女的要珍惜父母亲在世的日子。

    痴兄（嫂）孝敬母亲使人感动，我母亲目前也要我们兄妹轮班照顾，我下周又要下乡去看她了！

  孝子痴眼睛，母亲健在就是儿子的福份，没有了母亲常常怀念！

   这种保姆很可恶，拿钱骗钱不干活！

     这个保姆的日程基本是这样的：早上睡到9点钟起来，买菜买早点，做午饭，有一段时间她总是提议我妈到饭铺里去尝鲜。来了我家的人她懒搞得，要大家上馆子吃，她家的人来了，菜就搞得特别的多。每天到中午12点，她的保姆同乡就来电话催她去打牌了，她打牌输了钱，就向我妈“借”。一年她回乡数次，我妈偏偏跟她同去，按3000元一月给费用（我妈现在住福利院一月所有开支2200元）。有一次保姆把我妈带到乡下去，瞒着我妈，将我妈的房子住上了她在株洲打工的儿子和未过门的媳妇，幸得被我在株洲工作的小弟弟发觉，这样我妈当时退掉了这个保姆，可隔不了多久，这个保姆找上门又死皮赖脸地求我妈收留了她。每次从乡下回保姆就来病了，要钱看病吃药打针。我妈怎么活脱脱变成了个麻木不仁的“西太后”，被家乡来的“太监”当宝耍。

   去年五月我妈做寿后，这保姆得意忘形，放肆以极，两个月就捞了我妈一万几千元，我便在两个弟弟的协同下，通过受我家人好评的我妻子做通我妈的思想工作，我们退掉了保姆，并追回了保姆临走时连骗带抢运回乡下的冰箱、彩电、组合柜等财产，打击了犯罪，维护了人间正道。

    本来这已是一年前的事了，不值一提。但是现在老年社会问题很突出，我们要怎样科学自然地适应老龄社会，这是一个关系到自己及家庭和睦切身利益的大事！

    “老年社会问题很突出，我们要怎样科学自然地适应老龄社会，这是一个关系到自己及家庭和睦切身利益的大事！”

    本来，解决老年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住福利院，可由于长期的社会偏见，使得老人不愿意去，子女们不太愿意送。

     我妈是五四运动后出生的一代，她喜爱新生事物，但太单纯，遇事总拿不住把握。

    2002年我父亲去世后，首先我提出接她回长沙，住到我家来，当时她情绪不好，说我要她的钱，不接受。后来她听我大弟弟的鼓吹想到福利院去住，我便马上去她现在住的涂家冲长沙第一社会福利院联系好了房间，可是她又听人家讲到福利院种种的阴森，不出了。她一辈子惋惜的就是自己没有女，三个儿子又生三个孙。所以她对老家来的保姆就当女看，诸不知保姆把她的积蓄啃得差不多了，就提出不干了，实际上保姆开始打起我妈的一个常来常往的老朋友的主意了，那个娭毑死了老公很寂寞，但那个娭毑偏走财运，中了5万块钱彩票。

     去年五月退掉保姆后，我和我贤惠的妻子把我妈接来我家居住，我们腾出了自己的大床让老人睡，我们夫妻睡到阳台上的单人床。为了老人能到户外散散心，我们特地买了一把轮椅每天由我推她四处走走。妈妈回长沙了我很高兴！我推着轮椅到了她在工作过的银行所在地——司门口，我们居住过的尚德街，局后街，以及长沙城她熟悉和不熟悉的风景点。我妻子则耐心伺候她，伺候我妈这个会享受的太太，妈妈要吃红的，就剁素肉，煮南瓜，要吃白的了，就转而烧豆腐，熬豆浆，红的白的都不好，那就将黑木耳煮熟捣碎喂老太太。

    无论伺候我妈有多难，我们也都应该尽一切努力，我们既然对自己的儿子尽心抚养，那么伺候生我养我的父母亲就更加责无旁贷！

    毕竟妈妈已不是昔日风华正茂的年纪了，她是一个痴呆症日甚一日的患者。开始她穿衣服一层套一层，穿上十层长衣衫，最外面套一条短裤。接着她不愿意坐轮椅外出了，有一天我推她到杜甫江阁时她大呼“光线刺眼”，要立即回屋。特别是大小便，开始的时候，隔5分钟要上一回厕所，后来干脆在厕所不出来！蹬在里面干嘛？她在不停地洗手，不断地用开水烫手，手都烫脱皮。我们只好将她安顿到轮椅上坐，轮椅上有便盆，可她老是坐不住，就像一个弹簧，按下去又弹起来。后来她干脆屎尿不禁，身上床上，你怎么也给她换不赢。妈妈开始念叨要住医院了，她有“公费医疗”，你不能不让她去住，她深更半夜把你叫醒要开灯，要吃药，真拿她没辙！

    我们夫妻只得服从母命了。今年春节之前，涂家冲社会福利院（又称老年康复医院）正好空出一间房间，我为我妈办了特级护理住了进去，我们夫妻顿时感觉轻松多了！

   开始我妈吃食堂，护理人员说我妈不会吃，看着我妈就瘦了。于是不到一个月，我们便结了伙食账，我妻子每天在家里为我妈把饭菜搞好，再由她搭公交车送到妈妈下榻的房间，亲手一调羹一调羹地往我娘嘴里喂，喂了饭再喂香蕉，喂药。最后留下小半饭菜交护理员喂晚餐。

    很快我妈脸色红润了，脸上长肉了，护理员告诉我们：你妈歌唱得好，唱什么“我糊涂的妈妈娘吔……”我知道那是六十年代，司门口银行文艺宣传队上街宣传储蓄，我妈演一个聪明伶俐苦口婆心劝婆婆储蓄的媳妇，这是当时我妈妈的唱词。

    好吧，只要妈妈你高兴！

    做儿子的既不少钱又不少力！

我对《我的母亲殷增侠》作出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并拟作《湖南知青原创网文选》的投稿。结尾我作了这样的补充：

         书到此处，我妈妈的故事讲完了，但我在想我妈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自小受到的传统规范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和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教育，她具有新旧道德意识整合的行为规范，这种大家规范尽管一度受到极左的亵渎，但一直都受到人民大众的由衷崇敬，哪怕就是本文先后提到的那两个醴陵乡下来的不那么检点的保姆，她们对于“富贵人家”出生的人是羡慕的，敬佩的，也总想有朝一日活得像这个样，可就是难做到。因为一个穷人哪怕经济上能翻身，但是文化修养不是一时半刻，甚至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可以修炼得到的。

      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出生影响其一辈子！

    非常理解痴兄的处境，老龄人确实是一个难处理好的现实问题，既不能缺少物质上的钱，更需要我们精神上的爱心，尤其是儿女的孝心呀！

    愿天下所有的老人晚年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