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张伯伯高寿多少，也不太了解他的生平。但是认识他却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小时候，有一天在县委会的院子里见他和干部下象棋，我在旁边玩。看到张伯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很是有大将风度。后来每听人说：“每临大事有静气”这句话，我脑子里就会浮现出张伯伯这付神气。文革时，我常听父亲与外调人员谈话，有人想抓张伯伯的把柄，不怀好意地问父亲：“据说张什麽事也不会干，就爱喝酒？”父亲回答说：“他是个最好的帅才，不但知人善任，而且用人不疑。下级如果出了错，他会把担子挑起来。”那些人被父亲说得灰溜溜地走了。父亲的话我却记住了，后来读历史，读到刘邦，我脑子里勾勒出的形象却是张伯伯。张伯伯应该比父亲大十多岁。父亲对张伯伯尊之如师长，事之如父兄。而张伯伯对父亲也是爱护有加。

     想起我的父辈们，我就不能不产生敬意。那是一群扛着土枪，顶着一头高粱花，从华北大平原的青纱帐里钻出来的土包子。他们承认自身的不足，他们爱才惜才。南下时父亲只有十七岁，虽然他只念了四年小学，但是由于天性爱读书，所以在他们中算得上是文化人。不管父亲到那里，都会得到比他年长，比他资格老很多的伯伯们的爱护培养和提掖。我还没听到一例有对父亲嫉妒陷害的人。61年父亲去T县，做张伯伯的副手，张伯伯就是让父亲放手干，弄得最后父亲的声望几乎盖过了他。后来在地区，父亲又做刘伯伯的副手，刘伯伯是在解放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的战斗英雄，当时父亲如日中天，全区似乎只知道有专员，而不知有书记。刘伯伯不但毫不介意，反而逢人就讲，应该向我父亲学习。后来中央来考察干部，他积极地推荐我父亲。思之当今官场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互相拆台的现象，总不能解，为什麽这些受过良好教育满腹经纶的人，却远远赶不上那些满脑袋高粱花的农民干部的胸怀呢？

     文革时，张伯伯是地委书记。有天父亲到市里去参加了批斗张伯伯的大会，回到家里。听母亲与父亲谈话。当时全地区十个县市的原县委书记都上了台，捡举揭发张伯伯，并与之划清界线。而最有发言权的父亲却一声不吭。听到母亲嘀咕了一句，你不做个样子，人家会放过你吗？父亲厉声地说，爱怎样就怎样。既便是在那种关系到身家性命的时候，父亲也不作出卖良心，出卖朋友的事情，这是一个农民干部的操守。

     文革搞坏了人们的思想，原来相对纯净的官场也起了变化。请客送礼走门子跑官的现象慢慢滋生着。张伯伯复出，仍是地委书记。都知道他爱喝酒，他每到一县，那个县就会大肆地招待一番。可父亲不是这样。有干部背地取笑父亲不会做人，说：“张书记来了，他俩人说得真是投机，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可到吃饭时，我们这位书记却回家了。难怪他县团级干部一做就是二十年。”他们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张伯伯其实很反感那些县的做法，但他不想弄得人家难堪。这点从他对父亲的升迁就很能看出问题。父亲与他，几乎没有私交。自诩为孔子家乡人的父亲，恪守着老夫子的道德信条，他不会与人吃吃喝喝，更不会去送礼跑官。文革后父亲因为爷爷当过村长，政审不过关，而始终得不到提拔。听说张伯伯曾不遗余力地，一次又一次地向组织推荐父亲。

     离休后张伯伯住在我家楼下，我永远忘不了1989年家中发生大变故的那天，父亲在宾馆没有回家。家中聚满了人，都在埋怨父亲的沉默。这时，一个电话来了，母亲对我说：“张伯伯叫你下去。”我到了张伯伯的家中，虽然就在楼下，可我却从来没进去过。他家的简陋之状令我震惊，谁会相信那是一个为官几十年，当过大使，当过副省长的人的家呢？张伯伯坐在轮椅上，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懂事，你不要怨你的父亲，他做的是对的。”老人话不多，但语调很沉重，我听出了他心中的痛惜，听得出那话中积淀的感情。后来，事实证明，他老人家的话是对的。这个躺在轮椅中的老人，却仍然具有真正的政治家的卓识，------我又想起了刘邦。

     每年都有几个父辈离世，父亲每次都会很悲伤，他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因为他是他们中最年轻的。我或多或少地也会感到悲伤与失落。而对张伯伯，我更是多出一份崇敬，愿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