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高考

以1977年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高考1977》上演了。人们由衷感谢邓小平同志1977年一锤定音，终于打开了我国尘封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恢复了被文革荒废的用知识选拔人才制度。1977年高考不仅仅改变了一代年青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命运。

其实在文革中的1973年，我国也曾有过一次比较认真的大学招生考试程序，这就是1973年的全国高考。

1971年在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下，停顿了六年的大学招生又开始了。但采取由基层“推荐工农兵”上大学，进大学不需要文化考试。当年许多知青多么希冀能迈进大学校门，把上大学看成改变自己处境的一个出路。但采用“推荐”的方法上大学存在很多弊端，这里面不仅是“推荐”，还有政治筛选、走后门等复杂因素。1972年，我在农村曾被推荐上大学，甚至还到华容县医院顺利通过了招生体检。后来我在生产队却一直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此事便不了了之。据说我的名额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替了。

1973年被打倒了的邓小平戏剧性地复出，由邓小平主持工作的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1971年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工作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极为重要的“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制度。当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从一些渠道听到大学招生要采取文化考试这个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终于可以凭借知识进入大学了。

我记得那年6月，我再次被“贫下中农”推荐，经大队和公社批准可以参加大学招生的考试。我立即收集一些初、高中教材，利用我是民办教师身份，以备课为名，躲在房间偷偷地进行复习。虽然有七、八年时间未接触这些课本了，但我毕竟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复习并不感觉困难。

1973年7月9日我到华容县一中参加考试。那天，一中校园彩旗飘舞，我发现参加考试的长沙知青特别多，大家为盼到能有这一天而兴奋，一些在学校的高材生的神态更是志在必得。

73年高考是由各省、各地区自行组织考试，考试只考语文、数学、理化综合三科(当年华容县准考证上印了考“外语”，实际未考)。那年考试我认为题目并不难，分初中、高中两部分，以初中知识为主。由于我在长沙二中读书时打下的基础，再加上考前的紧张复习，考试时我可以说是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考得很好。数理化题目全部做完了，考后在考场外对照标准答案也基本正确；尤其是语文考试，其中要分析一篇 “石山变良田”的文章，而这文章正是当时小学五年级语文教材上的一篇课文，我任民办教师还上过此课文的公开课，根本难不住我；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我复习时作过一些应考作文的准备，因此围绕我在农村参加抗洪抢险的亲身经历，并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写了一个小小说，所以文章写得顺利。后来上大学后，去录取我的老师告诉我，我是华容县考生中的高分考生。到大学后，我入学体检虽被发现患有“肺结核”而没有退回农村，而是学校让我回家治疗了二个月，学校明确告诉我，我的入学考试成绩好也是使我得以留下来上大学的理由之一。

大学入学考试后，经过竞争，许多考试感觉很好的知青在暗暗的庆幸，劳动之余的时间没有荒废，油灯下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正焦急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不久有人通过小道消息告诉我, 我已被省城一所有名大学录取。

就在这时，我国发生了“张铁生在73年高考交白卷”的事件，“四人邦”抓住张铁生在试卷上写的信而大作文章，将张铁生捧为“反潮流”英雄，认为举办大学招生考试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一时谣传，我们参加的高考要作废，参加了考试的知青们也很紧张，担心上大学的愿望会泡汤，纷纷私下骂张铁生没出息，害了这么多知青。

我们在焦虑状态中等了二个来月，最后大学录取通知终于下达了。据说由于张铁生事件，那年湖南省原已定下来的大学录取名单又根据“中央新政策”作了调整，一批考得好、但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被淘汰了，而一些考得不好、但出身好、表现好的考生又被录取了。据一位与我一同下放在集成垸的知青告诉我，他与我原定录取的学校就在这次相互被调换了。果真当录取通知下达时，的确证实了该人的说法。我拿着不在省城的另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他进了我原定的那所大学。所以张铁生交白卷的事件也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命运。

1973年的高考在当时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采取了“推荐和文化考试相结合”的方法，文化考试起点也较低(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与1977年的高考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但后来仍被四人帮把1973年的大学招生批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将要走上正轨的高考又一次引向歧途。结果，1974年以后的大学招生办法紧急变更，文化考试不考了，仍然是靠“推荐”。千千万万知青想凭借知识进入大学的大学梦昙花一现。直到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再一次坚持了用知识来选拔大学人才制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高考”。

尽管1973年的高考与1977年的高考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但一个极为简单的事实就是1973年实施了“文革”以来首次大学招生文化考试，这是对当时“读书无用”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对我们能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的知青来说，绝对是永生难忘的事情，因为它改变了我们一生的命运。(我所在大学73级学生中，仅下放各地的长沙知青就占了20％)。我们能在1973年上大学，完全归功于邓小平二次复出后的“高考”政策。1973年的高考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高考。

三十六年过去了，当年的知青无论以后是上了大学还是没有上过大学，至少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从农村回到了自己盼望的家，结束了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幸运的是我们的孩子，无论是上大学还是没有上大学，对他们来说，历史不再会重演了，这就是幸福，这就是未来。愿我们的国家不要再犯愚昧的错误，给青年们更多更宽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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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高考时华容县准考证(此为蔡家湾提供，并致谢)。

　　毛先生是我的小学同学、中队长，班主任张孝喜老师（张也的外婆）最喜欢的学生。他从小各方面相当优秀，下农村之后在华容最偏远的集成垸当知青，被贫下中农看中，当上了民办老师，1973年时他在第一次高招(也可算高考)中进入医学院学习，此后一直从医和医学教育工作，直到担任某高校副校长。毛先生现在从岗位上退了下来，潜心带研究孙，相信毛先生在这方面又会取得丰硕的成绩。期待毛先生在带研究孙之余，经常在茶座和华容知青栏目多发表些好帖子。

　　　我们华容知青整体来看是老板少，教书匠多，毛先生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