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氏

  姚氏是我中学时的男同学。他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又不胖，该算既矮又小的了；特别是不太爱体育活动，说话又总是细声细气，略带女人腔（当然没有太监味），看人或是说话时还有一点喜欢脸红。同学们给了他一个诨名——姚氏，大家都这么叫，一直到他下放农村，他的真名倒给忘了。

  姚氏有一个爱好，喜欢摆弄收音机。哪位同学家、邻舍家的收音机坏了，他都会乐意帮忙修理，而且十分认真，尽他最大的努力帮人修好。姚氏也确实修好过几台收音机，当然，都是些很小的毛病。

  姚氏用他下放农村当知青第一年的分红，回城里买了几件收音机零件，装配了一台最简单的晶体管收音机，收音机盒子还是自己用木板钉的。为了炫耀，白天出工时，姚氏便带着他的那个笨拙的木匣子来到田头，那木头匣子里确实能传出“喳、喳”的声音，但从没有人听清过里面说的是什么，也没有听到过播放革命歌曲。姚氏说：“白天太吵，听不清，夜里清楚得很”。于是，他将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或是偶尔看报看来的，或是队里学政治时学来的那些问题，编辑成“新闻”，说是头天晚上从收音机里听来的，讲述给社员们听，反正一天到晚出集体工，也确实需要话题，谁也没有与他较真。

  姚氏忘乎所以了，他居然编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他说：“美国之音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编这条新闻时，他忘了一个常识，那时候，是根本就收听不到“美国之音”，因为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干扰。同时他还忘了一个更重要的常识，“收听敌台”会招灭顶之灾，就为这，后来果真要了他的命。他讲的时候，大家附和着他，与他一起议论此事，说些既不着天也不着地的话，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谁都没仔细想过说了些什么。

  偏偏没过多久，要搞中心运动，那时候中心运动很多，是什么中心运动已记不得了，还指定要找一个“活靶子”，不知谁无意中提到了姚氏，铁一样的事实就是“收听敌台”。有好心的人将这个消息通风给了他，要他有思想准备，或是能到外面躲一躲。

得到消息的那天晚上，姚氏就去了另一个队的另一个知青那儿。姚氏说：“我的那台收音机哪能收听得到敌台，只是平时图嘴巴快活说着玩的。我的那台‘晶体管’连本地台都收听不到。如今这样了，我能在你这里躲几天吗？”那位知青本就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平日里好多事情躲都躲不开，他哪里敢收留姚氏住下，支支吾吾说：“我哪敢。就算敢，我也帮不了你，到时再说一个我们是反革命集团，那可更不得了了。你还是到别的同学那儿躲一躲”。姚氏趁着黑夜走了。

  第二天，就听说姚氏上吊死了。

  人虽死了，批斗会照样要开，临时也难找到“靶子”，有人用稻草扎了个草人，套上姚氏平日出工时的那件乡里裁缝缝制的已经穿烂的草绿色假军装，顶上他的破草帽，再用大白纸写上“畏罪自杀”挂在胸前，几十个默不作声的社员围成一圈，听几个积极分子愤怒声讨了一番。这是姚氏最后一次出集体工了，那时，开批斗会也算出工，但是，大概记工员不会给他记上当天的工分了吧。

  那位同学一直很后悔，去帮姚氏收尸后，懊悔莫及地说：“我本来可以救他一命的，可是我……他死了，眼睛一直未闭，不知道死的时候是不是很恨我……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他会死?”那位同学显得很不能原谅自己：“他死得很惨，就我一个人帮他收尸，队上派了一个男劳力，用姚氏自己的那床席子一卷，随便挖了个坑草草了事，就算把他埋了，像埋一条狗一样”。他还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能保他一命，说不定我自己被牵扯进去，也要送一条命”。事后好几个月，那位同学都如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地跟知识青年们说。

  谁也没有敢把这事告诉姚氏的父母，他们还以为是姚氏一直积极，在追求进步，不回城看望家人。

  一年以后，姚氏的父母来看儿子时，姚氏的荒冢已被青草掩埋。

怨里冤枉！

    看这个故事悲伤，类似的事太多了，然而我却是一个幸运者。

    当年收音机“摆弄者”的队伍中，我也算一个吧，记得我带下乡的四管来复式收音机，在当时队里是算先进的电器了。我的收音机外壳比姚氏的好，是一个自制的木盒子，外面涂的绿色油漆，是坡子街对面那个化工颜料店花一角钱打的散装油漆。我们收音机声音也比姚氏的音要大得多，因为那只喇叭是我从家里的一台美国造的电子管收音机上拆下来的内磁喇叭。更无法比的是，我的运气比姚氏要好得多，在我们下放地华容洪山头，知青们“摆弄”这些玩艺，连生产队、大队干部都非常称奇，觉得了不起，更没有想到这一摆弄，居然还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是题外话了。

    当年收听敌台是非常可怕的罪名，其实在长沙除了莫斯科台之外，其它敌台一般是收听不到的，在乡下，干扰显得小一些，经常可以收到什么之音或者是什么之声，有时候偶尔听为些台的时候，在一旁的大队干部总微笑着轻声说道，听这个B干什么罗，弄个戏来听听。后来，大队让我发挥“一技之长”，为大队建立广播站，甚至支持我为洪山小学的每个教室也安上了喇嘛，到最后，连大队部的礼堂布线也落到了我的头上，反正不管强电弱电，只要是与“电”有关的事，就让我“摆弄”，由此省去不少下田的苦差事，乐得个穿着干干净净地干“技术活”。
    也许与我一样喜欢“摆弄”收音机的知青命运悲惨的太多，相比之下，我们大队的农民是多么纯朴善良，至今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