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知青组

    下乡时我们知青组共有六个人，三男三女。来自两个学校：株洲市二中和田心铁中。

    我与唐是同学，株洲市二中66届初中毕业，都是田心机厂职工子弟。下乡前，唐对我说：“与田厂子弟一起下乡，以后与家里联系更方便。”还告诉我，已与隔壁的田心铁中66届毕业的李联系好。我想也有道理，都住在一个厂区，有什么事情联络起来确实很方便。

    就这样，我们几个互不认识的同学一起组成了知青组，下到了浏阳县张坊公社茶林大队石下生产队。

    李戴着近视眼镜，十分健谈，我们选他为知青组长。

    我们六个人年龄相近，正是能吃饭的时候，又没有蔬菜和油水，头一年国家每个月配给的42斤粮食根本就不够吃。托人打听寻找，我们买了一担红薯丝，掺在米饭里煮熟，又将吃大锅饭改为吃分饭。

    每天早上，当六大碗冒着热气的红薯丝饭摆在桌子上时，知青组就开始例行早请示了，李带着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忠心的时候，几双眼睛其实都在桌面上睃巡。仪式完毕，那一碗稍许冒尖的红薯丝饭多被唐或李收入囊中。

    女知青倒是有一点风度，等我们男生端了饭后，再去端碗。

    吃完了一碗饭，尽管意犹未尽，也得跟着社员们一起出工去了。

    那时集体出大寨工，一年四季360天，天天要出工。出工时，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吸烟的人要比不吸烟的多休息两次。于是，只要有人聚在一起吸烟，我们男知青也就人模人样的地凑到吸烟的人堆里，轮候着去呛两口。

    那边就有女社员在喊了：“刚刚才歇气了多久，你们咋又歇气了？”

    这边，李学起当地的客家话像模像样，插科打诨跟着来，也随着男社员伶牙俐齿地回道：“嚷嘛个！嚷嘛个！不就是食一袋烟么！”

    那边又说：“好、好、好！你们食烟，我们就屙泡尿去。”

    旁边，我们那几位女知青早在一起笑弯了腰。

    女知青中有一位姓马，在乡下，社员们都喊她马妹子。马妹子的父亲是田心机厂的工人，但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始终抬不起头来。马妹子的妈妈没有工作，偶尔挑点土方补贴家用。马妹子受父亲出身不好的牵连，在学校的日子也不好过。下乡以后，当地社员不看重这些政治条件。马妹子像换了一个人，每天高高兴兴，嘴里歌曲唱个不停。马妹子人又勤快，不管是在生产队出工还是知青组做事，从不吝啬力气。跟大家的关系都处得很好。

    她看见我带了一些中医针灸的书和银针，又和我一起学习，有时我们俩互相练习扎针。遇到谁有个胳膊、腿酸痛、肚子痛什么的，她就敢一针扎下去，有时候也还真管用，扎了针就不那么痛了。

    马妹子砍起柴来也发得狠，跟我们男知青一起到山里砍硬柴，她也用柴夹子挑起一担柴就往山下摸。因为下山容易摔跤，一般的女社员都是背着柴捆下山。马妹子愣是不管，就是摔了跤，爬起来，整理好柴担又挑着走。

    在生产队出农业工时，马妹子也不分男工、女工，只要能做的事情，样样都去学着做，从不服输。

    在知青组，倒是我们男知青帮女知青做扁担。有一次李做扁担，马妹子央李帮她削了一根，拿在手上左看右看，横竖不满意：“你看，竹节也没有修，而且扁担还是弯的，哪有白水上次帮我做的精致。”

    “那你再要白水帮你做一根咯！”

    “不是不好意思吗，他已经帮我做了两根了。”

    李只好乐呵呵地找到我，要我再做一根。

    李就是这样，做事也还来得快，但就是在精益求精程度上急躁一些。在学农活过程中，由于不能掌握一些诀窍，始终要慢一步。但是他肯做事，只要喊他去做，不管做得好不好，他都会去做。而且，既使批评他没有做好，他也是乐呵呵的，不会对你生气。他还代表我们知青组到浏阳县参加过先进知识青年表彰大会，在会上作过典型发言。

    我的同学唐，高高瘦瘦的个子。人很聪明，做事很会盘算。我们知青组的徐妹子家同他家沾一点远房亲戚，两家大人原本想把他们俩撮合在一起。可是，谁又愿意在农村安家呢？大家一心只盼着能早日招工回城。因此，尽管俩人有意，也远未到谈婚论嫁的阶段。

    另一个女知青杨妹子，是徐妹子的邻居。她在乡下只待了两个来月，春节回家以后就没有再来了，听说是转点到株洲县去了。

    开春以后，马妹子不到15岁的妹妹也下乡到了我们知青组。知青组又恢复到六个人。马小妹个子比姐姐高出半个头，个头虽高，但是年龄还小，没有任何劳动经历，也没有力气。刚开始下乡时，挑半担水也走不了十几步路。

    马妹子人好强，又心痛妹妹，只好做完自己的事，又赶快帮助妹妹做。可是，既然来到了农村，就得靠挣工分自己养活自己。经常听到两姐妹拌嘴：“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做，看你怎么得了！”

    “你能做，你能做！没看见我已经累得不能动了！”

    “不能动也要动，不然，怎么挣得到工分！怎么养活自己！”

    “我不要工分，我要爸爸、妈妈养活。”

    “爸妈怎么养你，他们自己都……”话语已经带着哽咽了。

    最后，俩姐妹往往是哭在一起。这时候，我们也只能劝马妹子不要着急。学农活、长体力，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只好慢慢来。

    果然，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马小妹也能够适应山区农村的劳动了。背起一大捆柴来，走得比姐姐还快。

    在下乡第二年的七月份，正是一季稻田间修理“三光”，少部分双季早稻快要收割时，我突然病倒了，发着高烧，全身无力，特别是两腿酸痛，也无法出工了。马妹子姐妹俩收工回来，见我这个样子，急得不得了，一个劲张罗要我到医院去。我说：“伤风感冒要什么紧，挺个一、两天就没事了。”哪知三天过去了，不但没有退烧，反而觉得冷，大热的天气，还得把棉袄披上。没有办法，只得在马妹子的劝告和帮助下，慢慢捱到了张坊卫生院。医生看了后，要我马上住院。并告诉我：“你这是得了钩端螺旋体病，这种病发展变化很快，要尽早治疗。你病了几天，还不治疗，是很危险的！”

    在株洲家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病。住到医院以后，才知道这种病是由猪、老鼠等动物的尿污染了水，人再接触疫水而感染的。早前几天，张坊区另一个公社有一名株洲知青也是得了钩端螺旋体病，因为没有及时就医，已经病死了。听到这个情况，不禁有些后怕，要不是马妹子她们的催促，我还不会到医院来，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

    这个病的治疗倒是很简单，注射了几天青霉素就痊愈了。

    不久以后，马妹子和徐妹子也都相继染上了钩端螺旋体病。但都是一生病就马上去医院治疗，没有像我那样再拖上几天。

    知青组内部也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有时甚至发生争吵。主要是性格不合，再就是挣的工分和在知青组做的事情有多、有少，相互之间难免发生攀比，但还是能够维持得下去。

    次年秋收分配以后，我们所在的石下生产队被撤销，我们被安排到下面的一个生产队。后来，知青组也就顺理成章地分开了。我和马妹子俩姐妹搬到了下面生产队，李、唐和徐妹子仍旧住在原处，但李一个人单独开伙食。

    存在一年半的知青组就这样自然地解体了。

    知青组是我们从学校踏入社会的第一个驿站。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了下乡的初期阶段。

    在知青组里，一个人的成功，有大家共同分享，一个人的痛苦，有大家共同分担。生活的艰辛在这里咀嚼，不满和抱怨在这里发泄。

    在这里，留下了我们很多美好的、而又饱含酸甜苦辣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