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三线”民工

凡参加过四十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的人们，都亲历了那史无前例的“民兵修铁路大会战”的风风雨雨。鄙人也曾经参与了那场“战役”，但不是以民兵的身份去参加的，而是“万里数一”的唯一一个“民工”，这是为什么呢？话还得从头说起。

一九七O年秋收临近，一天晚上，明月当空，秋风阵阵，我们生产队队长陈兵生（复员军人）通知全体社员和下放知青到队上仓库坪（紧挨霞流火车站）开会，中心议题是传达县里（衡东）和公社（霞流）以及大队（大崎）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主要是动员青年民兵和知青参加“三线”铁路大会战。记得陈队长当时是这样跟大家传达的：“社员同志们！下乡知青们！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个会，只有一件事，就是动员青年民兵和插队知青，踊跃报名参加‘三线’建设。什么是‘三线’呢？就是‘湘黔、枝柳和京广复线’这三条铁路线。它关系到我国的国防、科技与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是我国经济的命脉。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衡东县是去怀化地区溆浦县小江口。县里已成立了铁路建设指挥部，区里（欧阳海区）也已着手组建民兵营，由易书记（易著礼）亲自任营长，公社是周书记（周金）任指导员。我们大队是谭竹青任民兵排长。具体分配名额是每个生产队一至二人，大生产队分配三个名额，而我们生产队因田多劳力少，只分配了一个名额。采取自愿报名，经大队党支部初审，再报公社党委终审，然后上报区里定妥。时间紧迫，今天就可报名，是军事化管理，如果谁愿意去，由队上每天补助一斤米，铁路上发工资，每月三十六元钱，交队上三十元，计一个同等劳力工分。时间是半年。另外，年龄从18岁到25岁，无政治问题，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我的话说完了，下面，请大家发言。”

陈队长说完此番话之后，大家顿时窃窃私语，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但始终却无人报名。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拿不定主意。

这时，队长见到会的青年和知青都不报名，就说道：“请大家安静一下，我看这样吧：我初步了解了一下，我们队上合乎报名条件的男女青年和知识青年共有二十多个人，如果你们都不愿去修三线的话，我看就来‘扯勾’，扯到谁就由谁去。这样好不好？”

又是一阵议论，然后便是沉默。队长见大家还是无人应答，又说：“你们真是的，有这么好的差事，却无人愿去，真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

这时候，我环顾了一下四周，见大家还是无报名的意思，便站起身来，自告奋勇地说：“陈队长，我愿意去修三线，但不知道合不合乎要求。”队长回答说：“好！我看可以，就这么定了。由其复（我的班辈名）同志去。大家有不有意见？”

“同意。”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于是，陈队长宣布：“散会！”大家三三两两地各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晚上，我到毗邻的大桥大队知青何正甫、欧阳雄、阳力雄家去串门。将我要去修“三线”的事与他们说了。他们说也都报了名去修“三线”。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下午，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刘派人通知我到大队部去填张表。我立马就往大队部赶去，在大队部，阳国华秘书把一张“衡东县三线建设民工登记表”交给了我，我马上就填好了。末了，他们告诉我：“其复同志，按照上面的规定和要求，你是不能去修‘三线’的，但你有文艺特长，说不定还能在‘三线’发挥作用。根据你在队上的表现，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虽然你的父亲还没定性平反，我们党支部经过慎重考虑和认真研究，最终还是同意你去修‘三线’。希望你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去了以后好好干，争取以优异的成绩来向党支部报喜。”我回答说：“请领导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大队党支部对我的殷切期望，保证不使你们失望。”大队干部听了我的回答之后，甚为满意。他们又说：“你回去准备吧，什么时候动身，听候通知。”于是，我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临出发之前夜，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叮嘱我在“三线”一定要好好干，要听领导的话，要为自己争气等等，争取创个好前途，我一一铭记在心。

几天之后，公社的《通知》下来了，陈队长随即叫我带上行礼到大队部去集合。然后，与全大队的30多名男女民兵一起，有说有笑地到了公社，当晚我们都在公社统一食宿。

次日清晨，吃过早餐，我们全公社参加修“三线”的民工一起（二十三个大队约三百人）来到了霞流火车站。上午十时左右，我们登上了一列货运列车。于下午一点多钟时，我们到达了石湾火车站。

刚一下车，易营长就来到我们连里跟大家说：“民兵同志们！根据县铁路建设指挥部的通知，我们县里所有参加‘三线’建设的民兵，今晚在石湾镇住宿，从明天起，我们全体民兵都要步行去益阳地区安化县坪口镇火车站，石湾距坪口约五百公里。因此，我们要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连续作战的精神，争取十天到达目的地。每天要行军五十华里，到坪口以后，再坐一段火车，然后转坐汽车到小江口。大家有不有信心？”

“有！”大家齐声回答。

第二天，吃过早餐，我们公社与欧阳海区其他四个公社（欧阳海、大沅渡、潭泊、栗木）的民兵约千余人，在易书记的率领下，以公社为单位，浩浩荡荡地沿着公路出发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每天行军50华里以上，有时一天走60华里。记得有一天，我们行进在邵阳地区隆回县某路段时，大家因连续几天的负重行路，不免觉得有此疲惫不堪。有的一言不发，低着头跟着队伍走，有的却有说有笑，沿途观赏异地他乡景色，倒也有几分乐趣。周金书记见队伍是这般沉寂与乐观相融，便对我说：“小阳，听你们大队刘支书说你会编创文艺节目，你就即兴编一段快板词来鼓舞一下士气吧！”我回答说：“那我就试试看吧。”于是，我稍微沉思了一下，站到了路旁，手拿筷子，在匾担上边敲打节奏边随口念道：“同志们，加油走，早日赶到小江口。全力以赴修铁路，有了铁路民富有。莫畏难，莫畏缩，锄头钢钎握在手。永远紧跟共产党，红色江山永长久。”这时，人流中不知谁大声喊了一句：“好！好口才。”周书记听后连声夸赞我：“真不错！你能出口成章，这一路上你就收集一些好人好事，把他编成快板，表扬表扬他们，以鼓舞鼓舞士气。”我说：“好的！”

谁知，我只顾低头搜肠刮肚地构思美妙词汇，却不知不觉地掉了队，以至于走到了大队伍的末尾。没过多久，“唿—唿—”休息哨声吹响了，队伍顿时停了下来。各公社、大队照例开始清点人数，看看是否有谁掉队了没有。若有谁掉队，后面有县里的两部收容车将掉队者收上车。我因临时受周书记之命编快板词而落在了队伍后面。恰在这时，我们大队领队谭竹青在清点人数时，发现我掉了队，他顿时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对着我吼道：“其复，你怎么跟不上队伍？拖我们大队的后腿，到底是没改造好，你再这样下去，我要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你的情况。”我听后，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说：“我为什么掉队，你去问周书记好了。”他说：“问什么问，你还强词夺理。”这时，我们身边围了许多人，都在观听我们的对话。谭见这么多人围了上来，顿时来了神，扯高了嗓门大声说道：“你们看罗，阳其复是个什么东西？你们晓得不？他原来姓唐，现在又改姓欧阳，他父亲是个特务，他叔叔是工商业兼地主。要是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呢？”我对他也向众人辩解道：“谭竹青，你不要胡说八道，我也没有必要跟你多说什么。反正我掉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请你还是去问问周书记好了。”恰在这时，继续行军的哨声又吹响了。我于是又跟着队伍心情沉重地赶路……

行军第九天，我们来到了安化坪口镇。在这里休息了一晚，于次日清晨吃了早饭后，分别转乘多辆汽车驶往溆浦县城。在该县城住了一晚，于第二天又继续行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溆浦县小江口。

到了小江口之后，我们公社的民工被安排在靠近河两边的几栋民房里安营扎寨。从此，我们便迎着晨曦起床，踏着晚霞而归。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挖山填土、放炮等。且是劳动定额，每人每天得完成领导所任意规定的工作量。

大约是半个多月之后，县铁指在广播里反复播出《征稿启事》，我听了广播之后，便连夜赶写了一篇《多快好省修铁路》的快板词，词是这样写的：“东风浩荡红旗飘，三线建设掀高潮，多快好省修铁路，民兵个个称英豪。不怕苦来不怕死，改天换地斗志高。流血流汗无所畏，早日修好金光道。……（后面的词记不清了）”我把这首快板词写好之后，又反复修改了几次，然后再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于第二天吃早饭时，交给了周书记，请他转交县铁指。

第二天，广播里全文反复播放了我写的《多快好省修铁路》这篇快板词。事后，凡是熟悉我或认识我的人见面后都向我表示祝贺，大家都夸我有才华。

当年春节，县铁指举行民兵文艺汇演，我又编创了《咱们公社好人好事多》的表演唱参加汇演，并担任首席小提琴演奏，博得了各级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不久，县铁指派人来我连了解调查我这个文艺爱好者的情况，并有意向周书记透露县铁指意欲抽调我去县铁指文艺宣传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由于谭竹青从中作梗，再加上另有人争着要去，故此事泡了汤。

由于我出类拔萃的文艺天赋，引起了女子连部份知青和回乡知青的关注，我们大队十队的女民兵赵冬英就隔三差五地到我们驻地来，无偿地给我洗衣服、被帐，缝补桨衫。体现了同志们互相帮忙，互相关照的纯洁的革命友谊，使我感动不已，终生难忘。

转眼又过了一个多月，这天收工吃过晚饭之后，周书记召集大家开会，主要议题是发铁路民兵《符号》。当时，他跟大家说道：“同志们，今晚召集大家来开个会，主要是上级领导非常关心我们这些修路民兵，也为大家今后对今天的修三线铁路作个永久纪念，决定给每人发一个《符号》，现在，我开始点名，点一个发一个。”

于是，大家平心静气地听周书记点名发《符号》。当所有的人都领了《符号》之后，唯独没有点我的名。我以为是他遗漏了我。便问道：“周书记，我怎么没有《符号》呢？”周回答：“哦！对不起！小阳，因为你的家庭情况太复杂，上级领导不同意发《符号》给你。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反正你能来修三线，我们就承认你是民工。但民工不等于民兵。民工是指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农民，而民兵却是亦民亦兵，而这个“兵”则是有相当政治条件规定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当民兵的，当民兵是要进行严格的政审的。请你理解。”听了他的解释，我还能说什么呢？谁叫我是“黑七类”狗崽子啊！致使到修路结束，我修了半年多铁路，连个《符号》的纪念品也没有资格领取。

自从他们都发了“衡东民兵”的符号之后，看见他们个个胸前佩戴的这个符号，我真羡慕他们。只恨我为什么生长在“黑七类”家庭呢？连当民兵的资格都没有，而只能当民工。这就是当年“政治统帅一切”的缩影和另类“知青”的真实写照。

但是，我并不怨天尤人，总是天真地认为，只要不气馁，坚持自学，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日后总会被人重新认识的。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根据女子连的情况，编创了《女民兵进行曲》歌曲，几易其稿，抄正后亲自送往县铁指宣传组，直接交给了彭方卓老师，受到了他的好评。由于当年无法刊印歌谱，我便将此歌保存至今。

在修“三线”期间，因我的“特殊”身份，每天收工之后，我便与同来修路的同公社的知青欧阳雄、阳力雄、何正甫、田学彪及回乡知青狗俫叽（不记得其姓名了）及铁二局四处职工王世全（重庆市人）等几人常到河边去散散心，吐露吐露心中的愁烦，抒发思乡、思亲之情。

工余时间，我与衡山下放在大桥大队的知青潘刚强，衡阳知青周国斌（栗木公社）以及本大队回乡知青建俫叽（姓刘，名字忘记了）几个人也很要好。

接下来的日子里，进入了严寒的冬季，县铁指号召在全县各参战民兵营、连开展大规模的“劳动竞赛”。当年，有人大胆提出了“大风大浪促大干，比学赶帮向前看，哪怕瘦掉一身肉，也要早日修好路。”在这种激进口号的蛊惑和煽动下，我们工地上便出现了少数民兵赤膊上阵，挑着担子来回飞跑的火热场面。我为了使领导能扭转（或说改变）对我的看法，也为了兑现临行前大队领导对我的嘱托，我也脱了衣服，打着赤膊来回挑土。因天实在太冷，挑土时绝对不能久作停留，否则，人会觉得寒风刺骨。为了不被冻僵，我只有争着迅速挑起箢箕里的泥土，飞快地奔跑着。这样，一连干了十来天，我天天如此，这事被我们连的老民兵邓金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一天晚上，连里开会，评模范标兵时，邓金生特地提议树我为“劳动标兵”。也因我及家庭的政治原因而被当场一票否决了。我也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在那样的年代和政治气候下，是不可能有什么出头之日的。

第二年春插时，我们光荣地完成了修三线的任务，随即乘火车回了家。

这就是我当“三线”民工而不是民兵的始末。

       那年代连领个民兵符号的资格都被剥夺了,更谈不上人的尊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