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董加耕

1961年，21岁的董加耕高中毕业了。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96分以上，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学校已决定保送他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可他却在毕业生就业升学选择登记表上，写下了“立志耕耘，回乡务农”八个大字。

他不去上大学，是因为放心不下家乡的父老乡亲。当时，全国都在挨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县已饿死了十几口人。他的老父亲，由于饿得受不了，喝了用发芽的慈姑做的汤，结果毒发身亡。他的母亲，一次不小心把能照得见人影的一碗米汤洒在了地上，竟不顾一切地趴倒在地，用舌头舔了又舔。一想到这些，他心便不由得一阵阵发紧。

10天以后，他用一根扁担挑起自己的书和行李，回到了家乡———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董加耕在农村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改水田为旱田，稻、麦、棉、绿肥轮作。结果，不仅粮食丰收了，水乡还第一次长出了棉花。董加耕被选为了生产队长，还担任了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团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和执行主席，并被表彰为青年标兵。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这天，毛泽东在家中搞了一个小型生日宴会，董加耕亦在被邀之列，他坐在毛主席的左手边，同桌的还有邢燕子等人。饭前，毛主席专门和他握手合影留念。席间，毛主席谈笑风生，还亲自为他夹了好几回菜，令他感动不已。

然而，董加耕没有想到，随着他的步步高升，正一步步逼近了政治漩涡的中心。1966年12月，他在北京开完会返回盐城，就被人反剪双臂推下了车。

董加耕曾先后五次受到莫名其妙的冲击和审查。让他吃苦头最大的是第四次冲击，他被打成“盐城地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非法囚禁了整整3年！当时，有13个壮壮实实的复员军人组成了一个“清查小分队”，轮番对他进行体罚，顶板凳、抽耳光……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为得到想要的口供，曾强迫董加耕站了整整十八个昼夜！但还是一无所获。董加耕的脚站肿了，就把鞋带儿解开，再肿，只好把鞋脱了，光脚站在水泥地上。连整他的人都说：“董加耕真是条硬汉子！”

1974年，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见到董加耕，问了他在深挖“5·16”中所遭遇的迫害，最后说：“那些整过你的人，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工作，心里感觉别不别扭？”他只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能以错对错。”总理听了，禁不住夸奖他说：“这样好，不愧是小董！”

同样难得的是，“文革”中，“三忠于四无限”、“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绝于耳之时，董加耕并没有盲从，结果有人欲置他于死地，抛出了一份《董加耕反对毛泽东思想100例》的奇文，但董加耕仍没有屈服。

林彪折戟沉沙之后，他本以为可不再为令人头疼的“站错队”而困惑了，可是没有想到，殊死的搏斗正在中央高层进行。1975年春，董加耕又被选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并出任了团中央“十大”筹备组的第二副组长。当时，团中央“十大”的筹备工作由王洪文主管，筹备组组长是谢静宜。江青曾想拉拢他，请他和邢燕子在钓鱼台看了一次电影，以示“关怀”。谢静宜更是点名要他去北大、清华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告。可他却说：“这个内容怕讲不好，如果是有关上山下乡方面的，叫我去讲讲还可以。讲这个，我还是不去了吧。”

相反，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却毫不退让。董加耕是周恩来逝世后治丧委员会的成员，曾带家人去天安门广场吊唁。上面传达了不许到天安门广场去的通知的第二天，中国青年出版社有12个人抬着一个花圈来向他请示，能不能把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去，他说：“你们

去吧！我要不是值班离不开，也跟你们一起去。”后来，这件事被追查，谢静宜指责他是“立场问题”，张春桥则在日记中写道：“小董不可靠”。

可粉碎“四人帮”后，他却被扣上了“与‘四人帮’同流合污”、“抵制运动”的大帽子。又一次被隔离了起来。直到12年后的1994年4月，董加耕的案子才经中组部复审、由江苏省纪委发文纠正了当年不正确的结论，落实为“副处级”待遇。

经历了人生的巨大落差，董加耕平静如初。他说，一个人的品质、理想和追求，不是由他所处的位置来决定的。历史扭曲了我们，我们自己要掌握好平衡。他以为，帽子可以戴，黑锅也可以背，但为人民服务既是一个共产党员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是义务，一点都不能含糊。

1996年国庆节，一批共和国老劳模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董加耕又见到了邢燕子和侯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热泪盈眶，深感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他们。2000年，董加耕从盐城市政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用16个字总结了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改初衷。”（《北京广播电视报》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