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

知青的生活当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那可是我天高云阔自由自在的一段日子，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累个贼死，我则是吹着口琴去放马。马撒开在草地上吃草，喂饱了兴许中午还能回来抽空睡一小觉。这样的好差事连长为什么会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认真负责的人吧。在农场，除了拖拉机，种马要算是连队最贵重的财产了。种马都有档案，户籍在哪儿，父系母系上溯几辈，都记录在案。我负责的主要是两匹种马，一匹叫苏宛，一匹叫阿尔登。苏联纯种马，浑身毛发缎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被马蹄毛盖住了，真是好看。别看那是艰苦岁月，人再穷，种马享受的可是贵族待遇。我得给它吃鸡蛋、麦芽子，还有胡萝卜。鸡蛋不敢偷吃，胡萝卜没事儿，所以那时我没少啃胡萝卜。以前我是不吃胡萝卜的，自从养上马就开始吃了，它嚼我也嚼，看谁吃的香。每天还要刷马，保持它周身卫生。检疫员一个星期还不定期来检查一次。他要跟谁过不去，就专门摸马腿和肚子，那都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在种马班我也有光荣事迹上过黑板报，因为给马洗生殖器。开春是动物们发情的季节，马也不例外。配种的马得是干净的，可一冬天下来生殖器里脏得很，必须洗干净。这活儿躲不过去。这活也确实难干，因为洗之前，得有一个发情的母马拴在前面，种马那玩意儿才能伸出来。要泡上温水给它洗，并且还要用消毒液消毒。配种的活儿也干，当然事先得掌握母马的发情期，技术员对这活儿最溜儿，他们把手往马屁股里一伸，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人工配种时，得让我的种马骑到母马身上，人在后面使劲把它的那玩意儿一推，马的精液才能喷到容器里，再分配给母马。一匹种马一次精液配得上好多母马，但得一两天内配完，否则就失效了。这些养马常识，也成了我的生理卫生课。人和动物是怎么一回事儿，真就是这会儿才开始懂的，当然，处在一群老职工堆儿里，他们满嘴也少不了这种“荤嗑儿”，拿马开涮，其实说人，开始还抹不开面儿，渐渐地也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在种马班生活很自在，师傅有杆双筒猎枪，还养了一只大狼狗叫黑子。师傅枪法准，我们在后山上打野鸡，眼看师傅一抬手就能撂下一只，黑子那个兴奋，蹿着高冲上去扑它，黑子真有灵性，叼回来放在师傅脚下，尾巴拼命地摇，倍儿得意。我们还常到河里下挂子捕鱼，回家裹点面一炸，围上炕，就点儿酒，大家一起大嚼，嚼完了就睡，过瘾极了。在种马班还发生过一次险情。我在山上割草，马笼头脱了，马就顺着坡跑下了山。山下放的是一群怀孕的母马，要冲撞起来，麻烦可就大了。只要流产，就算事故。眼瞅着我的种马冲上去，母马一下炸了群，放母马的兄弟赶紧将母马往圈里赶。我想给种马上笼头，可马不老实，不听我的。这时候就看种马班老张头，他从马屁股后摸了上去，趁种马只顾嗅母马，一步蹿上，用胳膊把马脖子抱住，张嘴就咬住马耳朵，马立刻老实了。我这才有机会给它上嚼子，把马制住。好悬，但也算是有惊无险吧。

这样的经历没想到后来也用到了拍戏上。就是我拍过的那部《大漠紫禁令》，也算是早期的商业电影了。导演是个香港人，演员有周里京。电影在新疆吐鲁番拍时，我演一个武士，使一把剑冲进寇群。我骑的马是从甘南藏族自治州买来的，和当地马不合群。先是不进新疆马群，调教得终于能进了。正式开拍，没想到冲到演土匪的武师身边，我一挥剑，骑的马就受惊了，尥着蹶子把我从马头前甩下了马鞍。唐装的靴子有尖儿，钩住了马镫，我便一只脚在马上，一只脚在地上跳，被马兜了一圈儿。众人看得吓出一身冷汗，但我知道这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撒缰绳，就拼命不让马头抬起来。后来一位新疆维吾尔族兄弟奋不顾身冲上去，制服了马，我才得以脱险。想想当时我没慌，有办法，也是当年养马得来的经验。所以我特别怀念这段日子。前几年我回了趟北大荒，特意到当年放种马的地方，看望了当时带我的老关。他已经老了，身体也不好。我很感激这些帮助过我的老职工，也感激那段难忘的生活。

现在想起来，知青生活七年半，种马班的日子只有一年，昙花一现而已。还没自在够，上面突然就要调我到文艺宣传队。

中午搭着车，到达团部。宣传股庞股长五点下班，我一直等到五点。他问我愿不愿到宣传队，我心里想的是有趣的养马，就说不愿意。他也没再说什么，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来的劲儿，没住，连夜往回赶。那年我正好十七岁，整整十七里路，我就那么走回连队。这是我一生走的最长的夜路，也是最难忘的一个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昼，四周静寂一片，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呼吸，还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偶尔还能有一两颗信号弹倏地划过夜空，据说都是苏联特务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扬，说我如何如何纪律性强。我也觉得自己特革命，这就是那个年代，喊句口号都是管用的。你只要听到“共青团员，跟我来”，就能大冬天穿着裤衩往冰凉的水里跳，捞搓麻绳用的沤好的臭麻。那个冷都受过了，何况走夜路？

后来还是到了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演《沙家浜》，也演过《海港》。虽说是业余宣传队，其实嗓子好并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个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饰演《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程谦明，全剧就四句唱，最后一句“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不上去，只好有人幕后帮腔，得以蒙混过关。后来我成了宣传队的小干部。有一年做宣传队副队长的我被政治处从连队叫到团里，团里领导说:团里没煤了，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组织一台文艺节目，到鹤岗煤矿慰问演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拉关系买煤。我说，“一星期哪能排得出节目，再说，大家都散在各连里干活呢！”领导说，“不行，这是任务。”接着补了一句，“你要是不干，就下连队去。”他说这话口气硬硬的，意思是不听话就离开团部宣传队，我当时没再顶嘴，只用沉默抗议，心里恨死官僚了。这种心理说真的一直影响到我现在，所以我害怕自己当了官也成了官僚。

姜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的兵团战士。十六岁在北京灯市口中学初三毕业后，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在当逍遥派的日子里，为了能够实现当文艺战士的梦想，他参加了红卫兵的各种各样的宣传队。一会儿是四三派的合唱队员，一会儿是北京第一机床厂业余宣传队队员；一会儿又和四四派的老兵排演了“历史的一页”；一会儿又纠集了一帮“志士仁人”创作演出了话剧“在列宁的故乡”。但这只是像过眼烟云一样，一瞬间就被上山下乡的大潮冲得七零八散。

只有积极的报名来到黑龙江，他才似乎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一干就是八年。黑龙江的八年，是坎坷的八年。所有的农活都干了，当农工，基建，打石头，挖水井，又当了一年半的炊事班长。

72年到了团宣传队，才又重新燃起了当文艺战士的希望火焰。74年组织二师的宣传队，当上队长。转眼又来到兵团组织的晋省汇报宣传队，与师胜杰合作相声，才找到“自己发挥才能的位置。歌不唱了，舞不跳了，乐器也放弃了，专攻相声，也名噪黑龙江。75年被选到黑龙江代表队，准备了半年，76年到了北京参加全国曲艺汇演。78年底，他以最年轻的代表身份，参加了文革后的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并被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

中央电视台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选中了他当主持人，并参加创作。自此，他又开始了他艺术生涯的一个新的阶段。十几年的连续参加，他奉献了中国人民一个又一个精品相声：错走了这一步、老奶奶看排球、虎口遐想、电梯风波、着急、学唱歌、照相——等等。1985年，姜昆当选了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同年，他接替他的恩师马季，担任了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的职务，并在这一年被选为中华青年联合会常委。1995年，他辞去了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的职务，担任了由他在90年创立的中华曲艺学会会长，潜心在相声领域里在奋斗一番。他编辑的200万字的《中国传统相声大全》，成为研究中国相声珍贵的权威性资料。他创作的《姜昆相声集》是中国相声人手一册的教科书。

98年他出版的自传体的《笑面人生》一书，第一年销售突破四十五万册大关，在中国销售排行榜上名列第二。1998年，年近五十的姜昆又有了新的安排：创办中国相声网，把世界的笑引向中国，把中国的笑洒向世界。

代表作品有：

《错走了这一步》、《老奶奶看排球》、《虎口遐想》、《电梯风波》、《着急》、《学唱歌》、《照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