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引用歌巴2006年写的资料，很真实）

樟市二农场生活点滴

一、劳累、饥饿和睡眠剥夺

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我从长沙上山下乡来到桂阳县樟市人民公社第二农场。说农场，实际上就是一幢古旧的大屋加上几百亩分布在离樟市墟街三、四里外的几处完全没有水源的布满杂竹和荆棘的山坡荒地，再加上一百零七个缺少生活经验、更缺少农业生产经验的城市青年，以及每人二百二十块钱的安置费。虽然我们还可以享受国家一年的定量粮食供应，但是我们必须在这片荒山坡上以我们的双手，在一年的时间内挣到今后的生活。

我们都年少,缺乏最基本的社会经验,所以完全没有考虑这可不可能。我们只知道明年我们将“吃自己的”，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而在那个年代，要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只有两个字：苦干。

虽然下农村之前我也做好了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但是，樟市二农场的劳动之累、生活之苦却仍然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当然，这些劳苦我最后都承受住了。不过，它们在我的心里留下的不愉快回忆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例如，每天天不亮，开工的哨子就一声紧过一声。虽然睡意惺忪，但也只有挑起担子往地里赶了。而要到天黑了，收工的哨子才会响起。

    然而，收工了就可以轻松吗？不，每人还要从地里挑一大担整地整出来的竹根、树桩回去给伙房做柴。体能耗尽，又累又饿；一百斤不到的稚嫩肌体，挑着一百几十斤的沉重担子一摇一晃地摸黑走几里泥泞的山路才能回到场里。这时候，腹中的空虚使人感到腰在往下沉、脊柱都撑不起来了，……。

    晴天自然是一身汗，雨天则是雨水和汗水流在一起，而且还满身泥，就连打着赤脚的脚板底下，都沾着几斤由草根粘附在一起的甩都甩不掉的粘泥。一天两头不见光，一连几个月天天如此。这种干活机器的生活相当折磨人的神经！

    劳动是如此之时间长、强度大，而伙食如何呢？

    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月九元钱。也就是每人每餐不到一角钱的伙食费。饭每人一餐一钵，不到四两。菜更是少得可怜。八个人一“桌”，菜最多也就是一小钵冬瓜或是一小钵茄子、萝卜这类的小菜。而且根本没放什么油。有时候，连小菜都没有。收工回来奔到食堂，却只能发现每张做“饭桌”的条凳上除八钵饭外，仅摆着一钵照得见人影的干辣椒汤。这便是八个人的“菜”了。遇到这种情形，大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将汤分到各人的饭钵中，就着点盐味和辣味又是一餐。

    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每一餐都是这样的简陋伙食,这使我刚吃完饭就立即感到又饿了。放下饭钵走出食堂时,我（我发现有些同学也是如此）是从来都不敢正眼看其他还没有吃完饭的同学及他们的饭钵的，因为如果那样，人家就会发现我的目光里充满着赤裸裸的饥馋。

劳累和饥饿已叫人苦不堪言，然而还有更要命的，那就是睡眠不足。而造成这种晚上也不能早点休息的原因，既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又因为我们有一个知青模范做场长。

我们农场的场长邓云玉是一个事迹上过湖南日报的知青模范。起初我们还为有邓云玉这样一个模范人物当我们的场长感到骄傲。但很快，我们就尝到了由这样的人当领导的滋味。倒不是由于她命令劳动委员肖利萍每天天不亮就拼命吹哨子催促我们起床开工并且不到夜幕降临不准收工，也不是因为我们在她手下干着粗活重活却连肚子都塞不饱。而是因为每天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劳累之后，晚上她仍不放过我们，不让我们得到应有的休息和足够的睡眠。

   你想想看,每天收工后摸黑回到场部,迫不及待地奔进食堂将几两饭吞进肚后,一个囫囵澡还没洗完,政治学习的哨声就一遍紧似一遍地响了起来。去集合如果迟了，招来的必定是劈头盖脑、极其尖锐的批评（其实叫叱骂更合适些）。

    我们的政治学习分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中在自己农场学习;另一种则是或集中或分散到附近的樟市大队大队部，或各生产队去向贫下中农学习，即参加由省委“社教”工作队组织的社员大会、忆苦思甜大会、斗争“四类分子”和“四不清”干部大会等活动。

说实在的，我们很怕去参加大队或生产队的那些大会。原因有两个，一是去开会来回都要摸黑走夜路，乡下的泥泞路晚上走尤其难；二是那些会开得太迟（那也是没办法，大家都要天黑后才能收工。而贫下中农兄弟们回家后还要挑水，要喂猪，要哄孩子，要做饭……。吃了饭再来开会，能不迟？），散会则更迟，不到三更半夜不会散会。

在自己农场进行政治学习除了不必摸黑走夜路外，时间方面与到附近生产队参加大会一个样。也是不到半夜三更别想回宿舍休息。

    在自己农场政治学习，一般先是大家唱知识青年下山下乡的革命歌曲，然后是学毛主席著作或报纸上的重要社论、文章。最后,则是邓云玉场长的训话。

    邓云玉训话的内容大致是两类。一类，是教育我们这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尤其是要学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青年运动的方向”,还要学好“老三篇”,要背叛自己的家庭，在艰苦的劳动中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到真正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另一类，则是讲她自己光荣的过去，讲她插队当知青时如何如何。邓云玉场长不愧是报纸上宣传过的模范知青，在我们这群后辈知青面前真可谓“口若悬河”，一些现成的套话她能翻来复去地每天讲出新花样。而我们呢,起先当然都虔诚地听着。但后来,我们一个个头都象熟透了的稻穗直往下栽。邓云玉场长训话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们实在太累太困了！现在回想起那段生活，筋骨极度劳累和体肤极度饥饿之外的剥夺睡眠之苦，今天回忆起来仍禁不住使我打冷颤。

    那段日子，在樟市乡下的封闭环境里，在高标准“社教”的政治空气中，在邓云玉场长的着力灌输下，我的思想完全被革命的豪言壮语麻痹了，独立、客观的观察与思考几乎完全被抑制（当然终日干着苦力活、晚上又政治学习，没时间“胡思乱想”也是造成这种思想抑制的原因），对社会、对未来、对前途完全是抱着报纸上以及邓云玉场长说教中灌输的那种理想化的观点。

以上是转发歌巴2006年农场生活的部分片段，对于邓云玉个人，我们本不想过多评价，因为她的所见所闻都是社教中的阶级斗争，她是照搬不误，完全用在我们这些知青的身上，才会先整团，后整我这个认为农场水土条件太差，不适合知青长期生存的高中生，从而达到了杀鸡吓猴大树个人威望的作用（我当时由于家被康生之流清洗，一夜之间父母兄妹天各一方，这意味着当知青就需要自食其力了）。我曾和刘冀湘等同学谈起邓云玉、主要是她把知青作为垫脚石自己往上爬，她很快就当上了公社党委委员，而且仗王延春的势不尊重当地领导，看来是个大有来头的角色，当公社书记邓宗龙提出农场知青来参加农业劳动有一个过程，不能太劳累，清早3、4点起床冒雨出工挖土，农民都受不了，何况这些没有劳动的小青年呢！而邓云玉认为是找她的茬、拆她的台。就和公社领导闹意见，所以文化革命一来，她不造公社的反才怪！这一造反又害了我们。其实王延春一被揪斗，她反戈速度比谁都快，（玩政治的就这个秉性）。前几年我们会晤了当年省委书记王延春的秘书蒋业农，他谈起邓云玉：“那天，大家都在休息，她看王书记来了，连忙跳下田去犁田，本来派塘溪知青瞿太安到樟市二农场当场长的，是她再三要求，就改成了她。

       其实邓的作为也情有可原，处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她的为人，要求她能设身处地为知青作想，抚平我等创伤，好让大家有一个安身的环境，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在一个抗美援朝老兵的家，受到的截然相反的待遇，使我鼓起生存的信心，娶妻生子、盖房置业，直至气候转暖，瓜熟蒂落回城。这一切回忆勾起的话题；都是把农场的处境作为起点——一个比农村农民还差的环境来回忆，后来的一切都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喽！

    读到楼主写的文章是下放时的,我好像觉得与我妈讲的五八年大跃进修马路相似了。把人当成了机器，用了还不要加油怎么能正常运转？只是当时你们都年轻，要是五七干校也遇到这样的领导，中年人抑或是中年以上的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会挺不过去了。

       别人用计算机了，我们国家还把正在学知识的国家的接班人统统赶到农村去，做原始时期的生存劳动。怎么不落后呀？

       人为地把人分成多种类，坏人多，好人少，故意使人成为白痴。悲呀，生不逢时的一代人。

        不正常的时期，哪里都会出现像邓云玉式的人物。因为有这样的人物想往上爬。不这样突出她能爬得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