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母亲驾返天国

   一九七六年底，母亲感到身体不太舒服，经常有点头痛脑热的，好在家里离医院不远，因为父亲在世时，父母都是吃楼上邻居一位看书中医师的药，母亲不相信西医，因此不太愿意去医院，有时勉强去了，也就是拿点药了事。

  转眼到了农历过小年，（己经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了）母亲高高兴兴让我买了些菜，母子二人亲亲热热坐在一起吃饭，母亲一高兴，也喝了一小杯白酒，一餐饭吃了个把小时，尽兴才止。

  第二天，母亲又感觉有些不舒服，我劝她老去医院，她老不去，说是昨晚喝了点酒的关系，没有办法，我只好做好早餐后上班去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真想抽自己几个大耳光，那是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三号（农历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不要上班，我睡了会懒觉，八点左右起床，见母亲一反常态还没起床，母亲只说头有点昏，胸口闷涨，出气不赢，心想等一下送母亲去医院看病，急忙去厨房洗漱，（那时还住大杂院，是公用厨房）并打开煤炉准备做早餐，回到住房来拿面条，母亲己把身上的棉被往下推去了一半，只是齐腰盖着，我走上前替她老盖好，她老又往下推，口里念叨着：‘热、热，阳气往外冒、阳气往外冒’。我一看情形不对，赶紧请了个邻居大婶来，大婶进房走到母亲床前，母亲己经不说话了，大婶看看母亲的脸色，又拿起母亲放在被子外面的一只手，看看指甲，对我摇了摇头，轻声说：你母亲己经走了。一个晴天霹雳把我打曚了；我回城还只一年多，母子相依为命的日子还刚刚开了个头，母亲就不声不响地离我而去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砰的一声跪下，伏在母亲身上，“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这一哭；把我自懂事以来心中所有的委屈、苦难、折磨、伤心、孤寂、痛苦……都包含了进去，直哭得我接不上气，眼泪都流干，声音也没有了。好心的大婶一直站在我身边，陪着我默默地流泪，她们是母亲几十年的邻居啊，是看着我长大的历史见证人，直到我哭到声嘶力竭，才把我劝住，并告诉我赶快办理母亲的后事要紧。

  母亲出身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世家，从小只读过一点点书，但字还写得可以，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也就没有一个什么组织，但我有了父亲去世时鞭炮也没放一个的耻辱，决心把母亲的丧事办好，当天给在祁阳和北京的两个姐姐各发了一封电报，怕她们认为于事无补而不回，只说是“母亲病重，速回”。

  接到电报的二姐打发学校放假的姐夫回来了（姐夫是老师），大姐回电报将于第二天到达，于是我到单位报丧请假，虽然我进厂不久，但还是来了很多人，还有邻居、朋友们、知青，三天丧事还算热闹成功的。

  到了出葬那天，应该是上午出去的，可是大姐要中午才到，没办法只好等到下午再出去了，总不能不让大姐见母亲最后一面吧，中午时分，我和单位来的两位女同事一起，到了位于现在五一路与芙蓉路交汇处的火车东站，等到十二点钟多一点，大姐到了，回到家中，打开铁盒盖，掀开母亲脸上的手帕，大姐看到了母亲那半闭着的眼睛，肩头抽动，无声地啜泣起来，我忍住悲伤，劝解了很久，大姐仍看着母亲那不肯全闭的眼睛，轻轻地向母亲说：“妈妈，我知道你老还牵挂着弟弟的婚姻大事，你老放心吧，我会想法给你老找一个好媳妇的”。说来也怪，大姐的话刚刚说完，母亲那半闭着的眼睛竞真的完全闭上了。给母亲仍然盖上手帕，然后再盖上铁盖，单位的汽车又一次开来了，朋友们抬铁盒的、放鞭炮的，一阵忙碌，我什么都不管，只顾在地上磕头；起灵、过门坎、邻居放鞭炮、上车，大姐和二姐夫怎么表现我全不知道。

   把母亲送走了，已经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八号了，今年我将和几十年没在家过年的大姐一同过春节了，但是我提不起一点兴趣，脑海里总是出现母亲的身影，大姐非常理解我，没有半点责怪我的意思，倒是二姐夫有些不开心，初一就离开长沙走了。

   糊里糊涂过了一个极不痛快的春节，大姐在这期间经常出去找原来那些老同学，为的是完成在母亲面前许下的诺言，莫说；还真让她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我的婚姻问题就在大姐这次回家后给解决了。

   具体情况如何，请看后文。

   我没有孝敬母亲多久，让我这輩子都不得安心，深深地怀念着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