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之——我被当作黑杀队抓了

   昨天，随意翻看前面的贴子，无意中看到一位老兄提起当年湘南的大屠杀,勾起了我一段难

以忘怀的回忆。大概是68年吧，道县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残杀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只要有一人提议、两人附和，这个人的性命就不保了，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连小孩也不放过。(这只是听说，不是亲身经历，也幸亏没有这种经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坐在这里写回忆录了)这种滥杀无辜的恶行，很快波及到湘南几县。据说当时天气炎热，河里飘着的浮尸很快就发臭，要出钱请人来捞。我们农场就被枪毙了6个。当时还有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因为心中喜欢的意中人（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也被杀了，居然殉情上吊，大家听说后不免稀嘘一番。据说后来当时执行杀人的姓何的民兵营长有一次到县里去，回来晚了蹬在路边拉屎，结果被汽车撞死了，众人说这就是遭报应。农场武装部姓周的部长在文革后也因指挥杀人被判刑坐牢。我们队（当时叫连）连长姓谢，道县人，有一次，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到他家走亲戚，在队里住了两天。后来听谢连长说，那孩子回道县后就被杀了，因为他是地主子女，真是太惨了。

   可是，道县的杀人传到衡阳就变了样了。衡阳人听说的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组成了“黑杀队”，专门报复贫下中农到处杀人，而且流窜到了衡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不敢乱说乱动，不是挨斗就是陪斗，就是借他们一百个胆也不敢去杀贫下中农）衡阳人听见黑杀队就象当年听见日本鬼子来了一样。小孩子哭脸、不听话，大人就说：“黑杀队来了！”孩子赶快闭嘴。恰恰在这个时侯，我从江永返回衡阳探亲，同行的知青大家都到长沙，只有我家在衡阳。当时坐慢车要到衡阳转车。大概是三点多钟吧，我送大家上了到长沙的车后看看还早，就在车站坐了个把小时才开始走。（我下乡后，我父、母单位从长沙迁到了衡阳，那时的地质队都不在城市里，离城15里，才有野外津贴）走到一个叫黄茶岭的地方，觉得有点累，就在路边坐下打了一下磕睡。突然，只听到一声大吼，“不准动，举起手来！”四下里跑出好多人来，他们手握扁担指着我，就象端着一把枪一样。好多支手电一齐照着我的眼睛，我感觉就象置身于地道战中那个老鬼子身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一样不寒而栗。“哈哈，抓了一个黑杀队！”“身上还带着刀咧，这刀好快！“（天可怜见，这是江永的勾刀，砍柴用的，我是带回来给家里劈柴生煤火的，能砍柴当然快咯。好在原来带了一把三角刮刀准备路上防身用的，结果在冷水摊旅社给人偷走了要不然更讲不清。）衡阳话我也不是很听得懂，我很害怕，毕竟那时只有十多岁，头一次碰上这样的事，我使劲解释我不是黑杀队，我是下放知青，我家就在前面省测绘队，我刚从火车站走来的。也可能他们也听不懂我说的长沙话，扁担在我身上乱戳，“走走走，带到总部去”，我心想，跟他们也讲不清，到总部可能还说得清些。于是他们就押着我往黄茶岭镇上走去。到了正街上，周围居民听说抓了个黑杀队，都跑出来看热闹。碰到一个工人模样的人，他问出了什么事？有人就说：“抓到一个黑杀队”，我赶紧对他说：“我不是黑杀队，我家住在测绘队，我刚下火车回家的”。我身上有一个知青组织《红一线》的工作证，外面的塑料套是《长沙工联》的，（在当时，《长沙工联》可是湖南省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我赶紧掏出来给他看，他一看连忙说；“你们抓错了，他不是黑杀队，是“长沙工联”的，你们去吧，把他交给我。（估计他也是工联派的）看来他在当地还是蛮有威信，那些人听他这样一说就都散了。那位工人师傅到是蛮好的，他又带我到旁边的邮电所给我父亲单位打电话，通知我父亲到路上来接。然后他对我说，：“反正也不早了，（这时天也大亮了）我要到厂里去上班跟你顺路，我们这里是镇上，还要好一点，再往前面就是农村，碰哒农民老几就难讲话了，我就送你一段吧。于是我就跟着这位工人师傅走，走到绝缘材料厂附近，就碰到我父亲骑着单车来接了。然后就我们向这位工人师傅道了谢就跟着父亲回家了。以上就是文革期间我的一段有惊无险的经历，就算我给大家讲了个故事吧。

结果被汽车撞死了，众人说这就是遭报应。

    ———这样的“报应”好像还少了一点……

以上就是文革期间我的一段有惊无险的经历，就算我给大家讲了个故事吧。

真惊险，你算碰上了好人，不然没有命了

   告诉你，道县杀人风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份传入江永县来的，我就是七月底农场知青97人同时逃回长沙的。

   我们临走之前的统计是在场知青102人，找潘场长按每个人35元批路费也是这个数字，当时还有花名册的呢，人数统计是各队报的，钱也发到了个人手中。

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不过逃亡的时候每人发35块钱我是知道的,我夫人也在你说的那个97人之中.那个时候潘场长还在管事吗?我怎么好象听说是老谭会计和欧会计作的主呢，后来还差点把他俩毙了。若不是哪个好心的老职工说：俩个会计都毙了，谁来清理账目？他俩可能都没命了。

   不知夫人尊姓大名，不过现在我也记不清那时人的名字了。

   你夫人是1/97，我的初恋也在1/97中，看看我那篇“情殇”就知道了。

   当时是潘场长作主，老谭会计是因为第二天黑早到县城帮我们取那笔路费，差点被“贫下中农”抢去，他走小路回来后马上交给我们，我们也负不起3570元钱的责任，也就马上发到各队后又到了人。这样引起一些人不满，老谭会计还陪斩了的，后来还由他埋死人。

   “道县杀人事件┅┅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历时６６天，涉及１０个区，３６个公社，４６８个大队，１５９０个生产队，２７７８户，共死亡４５１９人，其中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１０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杀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杀１３９７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才１０天。”

没想到你老兄有这么准确的数字,象这样祥尽的数字,只怕只有零陵地区的权威统计部门才会有的.虽说比传说的两万多人有很大出入,但仍然是触目惊心啊,承教了!

事过十八年后的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共湖南省委认为，对道县“文革”中的“杀人问题”，“应该认真和慎重地清查，对被害人家属作好善后安置，对煽动和组织杀人的主谋、主犯依法惩办，对参与杀人的人员根据罪行或错误及认罪态度分别处理。”“道县清查处理的结果是：共判刑四十人，开除党籍五百五十六人，给予其他党纪政纪处分的八百九十七人；对二千二百五十一位被害人遗属，逐户走访，妥善处理了遗留问题。”这和《江永县志》大事记所述：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界牌公社文革大队出现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并波及县境一些乡镇，县人武部立即派干部下乡制止。一九八七年，对被杀人员进行平反；乱杀人犯分别受到法律制裁和纪律处分”，是能够相互印证的。

----摘自 历史决不会忘记 作者 傅白芦 -----

《书屋》二０００年第二期

我想,被杀者,大约不止二千二百五十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