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教师节

----------------------------------

      公元1965年，我们正读初二，班上来了一位新语文老师，姓陈，只有1米35高，无腰，但很亲切，大我们十多岁，却像一个温柔的大姐姐，和风细雨的。上起课来，肚子里的墨水就象山泉潺潺流出，娓娓道来，让你受用不尽......

   后来得知，她母亲是被地主强娶成亲的，解放前夕，又被扫地出门。搭帮共产党，让她有书读，她大二时因一场篮球赛，摔断了脊椎，睡了三年石膏床，成了现在的样子。还是搭帮共产党，使她没有中断学业，终于在某师大中文系毕业。

   1966年初夏，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校师生立刻被卷入了这场运动，陈老师被揪了出来，成了地地道道的地主反革命，很快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剔了阴阳头，光脚在滚烫的柏油地上走，拖垃圾，倒痰盂，被她的学生叱来呵去。

   当年我还只有16岁，自己也因是职员家庭出身，划成黑七类子女，因语文成绩好，又一直住校，被红五类子女认为曾经受到陈老师关照，于是团支部反复找我们谈话，要求我们揭发批判陈老师，万般无奈，也出于怕受牵连，虽然我们实在没有东西可写，但还是画了一条美女蛇贴在陈老师门上，以示我们与她划清了界线。

   我们每次回宿舍，都会经过她门口，她远远的看着我们，欲呼又止，那绝望的眼神，我至今想起都会不寒而栗。

   有次我去食堂打饭，正巧见她也在买饭，红卫兵小将见她剔了阴阳头，随手递给她一钵没放水的生米，她央求着：“我很难受，请给一钵烂饭好吗，我不要菜。行吗？”“你这种人还想挑三拣四，还想回去过地主小姐的生活呀！快走。”红卫兵小将狠狠的瞪着她说。

我真想把自己的饭换给她，但我没敢给，她也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走了，是怕连累我？还是对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学生彻底失望了？我不得而知......

直到她去世后，我们才知道，她怀孕身体不适，向革委会请假看病，不仅不准，还被派更加繁重的劳动；从此，不管精神和肉体遭受怎样的折磨，她再也不提“请假”二字；直到她终于昏倒在去劳动的路上，直到临终， 从她口中喃喃能听到的，只有一句话“我还没请假呢，怎麽办呀！”

   1967年初春4月，陈老师终于没扛住残酷运动对她的种种打击，带着4个月的身孕，带着她对家庭，对年迈母亲的深深眷恋，带着她对深爱学生的不解，带着对崇敬教育事业的遗憾......撒手人寰。

   事过境迁，如今，我也已到花甲之年，74年由母亲退休顶职回城后，一直在院校工作，每逢教师节，我都会想起陈老师，想起自己当年的无知；无奈；无能。尽管几十年来，我会尽己所能去帮助和关爱那些遭遇困境的人，教育自己的儿子不忘师恩。

   但始终无法扶平那颗愧疚的心，如果当年我们能懂事一些，能给陈老师一点点关爱和照顾，或者至少不去画漫画，她也许会好受一些。如果当年......历史就是这样，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