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青“分家”所想到的……

知青生活已离我远去．渐行渐远，不觉已四十年有余。多年来，对于这一段生活我的内心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是情绪？情结？心愿？怀旧？又都不象。这也许是一些十分微妙复杂的心理过程和情感波动。内心的感受不管如何不清不爽，它却总在对我呼唤：“写点什么吧！”

在理性上我明白：知青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对于个人，民族，国家都是不可复制的，不可再生的。不写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知青生活，对不起那段历史。在感性上，我害怕面对那段生活，不愿回忆它，小心翼翼地把它埋藏在记忆的深处。每每于夜深人静时，我独自面对自己的灵魂，独自审视自己……。每每真的提起笔来，又平添些许烦恼，写什么呢？

不知天命在“返乡印象”中说得好：“返乡，从这个意义上，是去看望自己，重新触摸自己的灵魂。”四十年后，去看望那个不不确定的年代，不确定的我，和发生在我们周围那些不确定的事，是一件很费劲，很艰难的，很不愉快的事。我多少次提笔，然而各种原因，终究未写。

最近读文斗＂三十年后的随想＂感概良多，他说：“相对历史而言，单个生命的经历有时是很渺小的，但是千千万万个生命的体验，便使这种过程有了特殊的社会意义。知青经历的年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历程，同时也是属于整个民族的历史”。我想：“如果这种生命的体验不仅仅是个体行为，而是一定意义上的国家行为，那么就具有更加特殊的社会意义，从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属于整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

促使我提笔的不仅是文斗的思考，更是他的忧虑：“还过上几年，这个群体都将逐渐退出社会的舞台；还过上几十年，这个群体都将逐渐退出人生；但今后不论怎样，在已不太长的人生路上，这一代人还将继续走下去……”文斗写这篇文章是在十年前，很明显，他并不想预见什么，他没有说出的话中分明有一种悲壮，这种悲壮在文章结尾以深深的感叹表现出来：“人生百年，有此足矣。”文斗话中的弦外之音当然仅仅只是我的猜测。但历史和现实的矛盾是这样的深刻和殘酷呈现出来却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突然有一种紧迫感。

杨呜秋在“试论天下分合大势”中有一段精彩的文字：“比如，男生爱结交天下雄奇，到饭菜香时带回二三知己，只有5人的饭菜，突地8人吃，一次两次尚可容忍…..又比如某人在家从来未干过家务，到知青点故态萌生，做饭打柴时躲躲闪闪。吃饭时却一马当先，一时半月尚可一笑了之，久了，自让旁人心有不甘，情有不愿了…….直接而有效的办法便应时而生了。每人一口灶，各顾各，而不影响情谊，却少了几多烦恼。”我也“被”分过家，加上这个被动语态说明我是不愿分家的，倒不是想继续“结交天下神奇”，也不是想继续“躲躲闪闪”，而是不明为何被分，我猜，责任主要在我。自然，分家后情谊结束，烦恼顿长，不仅烦恼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似乎成了我终生的疼，成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在我看来，被分出来如同被打入另册一般。于是，在我以后的日子里，我每每反省，时时警钟长呜：有无举止不当，有无些许过失，会不会被分家出去？在这个意义上倒要感谢那次刻骨铭心的被分家了。这些都是题外之话。

恩格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说：“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自公元前221年中国统一，两千年以来，农村始终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一方面进行物资资料的生产和简单再生产，另一方面进行劳动力（人）的生产和简单再生产。人的生育，即劳动力的再生产在生产力低下，生存环境恶劣的条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人种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在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的自然经济体系中，家庭的稳定靠婚姻和血缘来维系，这是由于人的生育（再生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一般来说只有这样，家庭内部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亲情、权威来化解、规范、教化和谅解“云游四方”，“结交神奇”和“躲躲闪闪”诸如此类的劣迹了。

我们下放农村时，表面上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中，生产队只控制了分配。其它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队这种极不自然的经济形式，实质上还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按照恩格思的理论，“知青点”（我把知青的家姑且叫做知青点）组成的经济单位在进行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也要进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样一来，知青点这种家庭形式就有点不自然了，在这个意义上观察，知青从踏上农村这一天起，杨呜秋所说的分家已经是必然的了。我想，当老人家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知青到农村去时，一定考虑到知青要在那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的。但是在结婚生子之前知青点要解体吗，如何解体？知青个体如何解决婚姻问题？知青和谁结婚？结婚生子之后知青家庭在农村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这些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非常的重要呢。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还论述了家庭的发展史，分析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的产生、发展脉络及各自的特点。这种发展脉络是清晰的，自然的，合理的。这种自然和合理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史。直至今日，一般说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的由来也是自然的合理的。（我所说的合理是指它的发展过程，并不是说社会和家庭没有不合理的现象。）试想如果在家庭的自然和合理发展过程中人为的嵌入一种家庭形式会有什么后果呢？举一个不大适当的例子，一个健康的机体侵入癌细胞，它会分裂，生长，从而危及健康机体的生命。也会由于药物和机体的抵抗而被同化。“知青点”由于外力作用而介入农村社会，将会沿着什么样的轨迹发展呢？一方面：如果的知青点解体，知青单身不结婚生子，会给农村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是极不自然和正常的社会现象，应该说知青全部单身或大部分单身可能性不大；如果男女知青之间，知青、农民之间结婚生子，组成家庭，在生产队的范围内生存和发展，这种经济单位因为没有给农村带来任何意义上的先进生产力的因素，从而与农民的家庭经济单位没有质的区别，那就不成其为原本意义上的“知青家庭”（我加上引号强调），家庭个体也不是原本意义上的“知青”。另一方面：如果“知青点”的侵入而危害农村社会的健康机体，那就不单纯是家庭问题，而是要法律问题和面临制裁的问题了。综合各种可能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知青点”这种家庭由于外力作用而强行介入农村社会前途不妙，知青赖以在农村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单位有问题，知青个体的发展前途也似乎不妙。那么知青运动的发展前途在何处呢？

我们从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中的调查报告也可以看出这种知青家庭形式的病态：橄榄坝、东风农场某分场婚未婚同居率分别为百分之五十和七十。某分场一连，六十一名知青未婚生育九人，三十八名知青临时同居生活。某分场十二连，四十二名知青，堕胎十一人，只有一对结婚。私生子现象严重，仅仅景洪农场，七八年一至五月份不完全统计，非婚怀孕二百三十二人，生下婴儿一百零八名，私自堕胎造成死亡的现象各农场年年都有。政策原因之一，知青双方都不愿结婚，因为结婚后不能享受探亲假，也会失去脱离农场的各种可能。

还是摘自邓贤七八年的知青婚姻状况的调查报告：1，男女知青比例严重失调：仅仅对勐腊、景洪、黎明、东风四个农场的调查，男知青约比女知青多出百分之四十到六十。2，知青普遍进入大龄阶段：据统计，农垦系统的知青多为文革前的“老三届”，平均年龄达二十八点三岁，最大为三十三岁。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这些调查报告显示的仅仅是上山下乡十年后也就是从六八年到七八年的情况。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直到今天，情况会怎样呢？这真的值得深入思考。其二，这些调查报告显示的只是农场的情况，而那儿知青比较集中，组织婚姻家庭相对容易，尚且表现得如此触目惊心。如果是在沅江，在常德，在全国插队落户的各地农村，知青解决婚姻，组织家庭的任务会面临更多的困难，由于这些困难所产生的问题会对农村产生更大的影响。思考到这儿，夜已深了，我走到凉台上，面对繁星点点的夜空和灯火点点的夜景，我深吸了一口气，我想起了邓贤所描述的：一位业余知青堕胎专家给一位怀孕八个月的女知青成功堕胎，而全连队知青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那个死婴。涉案的主要人员判处的罪行如下：盗窃、流氓犯罪、流氓杀人等罪名。

知青，你的名字叫苦难！是的，必须叫苦难，这种苦难不仅仅是由于农村的艰苦和落后，它必然会触及到很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些社会问题如今仍在延续，仍在发生作用。

从“知青到农村去大有作为”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必然要得出知青要肩负起改造落后的生产力和农村落后的重任，从而更进一步完成消灭城乡、工农、体脑对立的逻辑结论。但是从理论和现实我们都无可奈何的看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一方面从理论看：我们说知青运动要有一种合理而自然的存在形式，用当下时尚的词：物质载体。这种物质载体是家庭，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还是别的什么群落呢？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家庭，也只能是专偶制家庭，这种家庭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同时还要进行人的（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我们很遗憾地看到，知青点不具有这样有功能。只能被知青与知青，知青与农民结婚的专偶制家庭取代。另一方面从实践上看：农村今天的发展不是由于知青的参与，这点已经非常清楚，因为知青已不在农村。如果假想：（科学需要假想）知青仍然呆在农村，农村的发展从本质上也不能归功于知青的知识和能力，很明显应当归功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以及以后的一系列搞活农村经济的政策，以及广大农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对知青个体的发展而言，可怕的是无论结果怎样，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知青都已经不可能成为原本意义上的知青。知青在这里非常自然和合理地完成了哲学上的由自我到非我的异化过程。写到这里，我的眼眶湿润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还在农村：“我是谁？我们是谁？”这种问题的提出就不是精神失常者的错乱，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将会变成为什么。知青不可能变为农民、知青不可能成为知青、知青更不可能成为正常的城市人。我所说的正常是自然而合理的发展过程，绝对不能包含时空的错位和人为的因素。因为人个体所处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存在和发展总是遵循内在的固有规律的，它的改变也服从于社会内部固有的规律。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被外力改变一般来说是社会的剧烈动乱，如战争，自然灾难等等。这种强力改变都要由此付出社会倒退和破坏生产力的沉重代价。

知青这种奇怪的生产方式（如果是一种生产方式的话）和生活方式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成为永恒，邓贤说：“1991年我与同伴重返云南边疆，在盈江农场，我们登上山坡，来到十们女知青坟前……这十位女知青平均年龄不到十七岁，那该是怎样美好的芬芳花季啊，可她们被一场大火无情地吞噬了。死在睡梦中，沉入黑暗里，成为永远的知青。”是的只有她们才能永远成为“知青”。毫不夸张地说，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客观性，在现实的社会和历史的社会中，“知青”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实的人无非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他们所有的性质和活动始终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物质生活条件去考察人及其活动，才能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描绘出人类发展的真实过程。

在一则谈话节目中，主持人谈到她的同学，是一位留守知青，她在猪圈里看到她的主持人同学时失声痛哭，曾经非常漂亮的姑娘已经变得比同学的母亲还要老，脸上苍桑，身上的苍桑已经凸现她更加苍凉的内心。从哭声中我不知道她有多少对过去美好的留恋，有多少对现实的悔恨，又有多少对将来的希望？但她分明还是知青，她对过去有不能忘怀的认同。她哭着诉说：她不能回城，她已经放不下她的孩子，她的牲畜。她回去也没地方可去，由于嫁给了农民，亲戚对她象防贼一般。从这点观察，她似乎已然是农民。然而我还是要问：她是什么？她到底是什么？

把她改造成这样，或者她自己改造成这样，她幸福吗？她的家庭幸福吗？她的小家庭幸福吗？我们幸福吗？社会幸福吗？这种塑造哪怕表现出一丁点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我都会感受到些许欣慰。是的，还有很多的留守知青仍然生活在农村，也许有的还生活得很好。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因为值得尊重、同情是一回事，抽象出普遍规律，推动社会进步是另外一回事。

写到这儿恐怕要牵扯一些基本问题。我引用一段话：“什么是知青的苦难？说白了是他们对城市的向往！是因为他们比农民享受过更好的生活，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念念不忘他们是高于农民的“城市贵族”！他们对农民的苦难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农民受苦受累是理所当然的，而他们“知青之苦难”才是冒了天下之大不违！”我无意争论这些问题，我无意针对任何人，我也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理论水平。但我想这里有一个发展方向的问题：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由苦难向幸福发展的历史，从茹毛饮血到现代文明。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趋势是远离幸福而追求苦难，甚至于制造苦难，那就是反人类的，反文明的。每一个个体发展的过程也呈现远离苦难，追求幸福的趋向，这是人的本性。如果一个人要远离幸福而追求苦难，那此人不是被迫的，就是不自然的。牛虻、保尔.柯察金永远只是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也永远只能保留在我们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中。

我在招工返城时，我们生产队长送我，临别时说了一句我终身都不能忘记的话“你走了，以后的路要走好。不过你已经好了呵，回去是享福啰，屙尿都不会朝我们这个方向啰。”队长表达了他对我的祝福，他是善良的，没有任何的嫉妒。仔细品味，也迂回地表达他了对农村苦难的认同和对幸福的向往。

最近有一则电视报导，说的是一个姑娘，姑娘很漂亮，家在湖北利川的大山里头，我去过那些大山里，风景不错，只是太闭塞，太苦。她的家人生长在大山里，从没有出过大山，她不愿再过前辈的生活，轻率地嫁给了城郊的一位男人，那男人害怕漂亮的她离开，挖掉了她的一只眼睛。向往幸福让她付出了失去眼睛的代价，尽管如此，她也不后悔，她不后悔离开大山，走向城市。这样义无反顾地走出农村，走向城市的例子不计其数。后工业时代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都市化或者城市化过程，中国农民工进城的潮流把都市化过程表现得浩浩荡荡，而春运过程的繁忙把都市化过程表现得更加浩浩荡荡，“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在这种排山倒海般的进城面前，理论的确是灰色的。

也是一则谈话节目，社会贤达和仁人智士讨论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农民工就业变得更加困难的问题，有识之士们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动员一部分农民工回乡务农。讨论到这里新的问题来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进城已有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已经生儿育女，而儿女们都在当地上学。他们已经初步被城市化，他们已经初步呈现出城市的生活方式。改变一种生活方式不仅是艰难的，更是残酷的，如同我们下乡的艰难和残酷一样。他们决不愿意回去。请注意：他们不愿意“插队落户”他们不愿意“下乡”，尽管他们曾经是农民。我很佩服发明“插队落户”这样词句的人，这个“插”字用得多好，强行，强力，挤入！

如果上述还不够说明问题，一个非常极端的事例也许能够引起我们思考。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中说：“在西双版纳、在德宏、红河、临沧、文山，每一个农场都为知青返城敞开大门，成千上万的知青将场部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在勐撒农场，知青在场部外面围起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等待办理繁琐的回城手续…….在勐岗农场,采取发放号签的方式，即每天办理一百个定额，来消除拥挤、混乱和排长队的现象。不料这种维护秩序的正常方式竞然引发一起意想不到的悲剧事故：一个边远连队的上海知青，一连三天，次次扑空，第四天他半夜两点就起床，赶了四十里山路，到场部天色未明，附近连队的人已经包揽了全部定额，如果以次序论，他的名次在千名以外。绝望之下，他回去当晚就自缢身亡。”看到这儿我只能默然，回城和生命，敦轻敦重，竞然要采取这样触目惊心的形式来权衡吗？“不回家，勿宁死！”，这是他用生命为代价崩出的最强音。

为什么这种由城市向农村的过程是这样艰难？为什么由农村向城市的过程这样必然？我引用一句在我们年青时家喻户晓的一句话：“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何？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事物的多样性联系中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我们通常把它叫做规律。它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大的、不可违背、必然要贯彻到底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

人的思想、动机、意志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是否体现或反映社会存在的客观要求，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某一社会形式或历史前提，而是以前人创造的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和出发点，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才能把历史继续推向前进。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可以加速或延缓社会历史的进程，但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因为这个总趋势是由“合力”的作用决定了的。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千千万万不同主体按各自内在价值尺度去改变历史客体、裁剪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每一个体、群体都希望按照自己的内在尺度去裁剪历史客体，但是，历史客体并不按每一个体、群体的内在尺度被裁剪；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是由“合力”规定的。所有主体的需要、利益、目的、意志和愿望，以及施展的力量，都只能融合在“合力”之中。而“合力”本身对于每个具体主体而言，似乎成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成了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这也就是客观规律的力量。“合力”就是客观规律，“合力”作用的方向就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

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先哲们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应当有所启发：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开始，一直到圣西门、傅利叶、欧文。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注意到解决城乡对立、体脑对立的问题。欧文主张，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在欧文的公社制度下,青少年普遍受到"智、德、体、行"的教育,被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四个儿子和一批朋友，还有百余名志同道合者，从英国出发，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他用20万元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于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世外桃源”──“新和谐公社”被欧文创造出来了。不幸的是，最终这个实验农庄还是失败了。引用“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

我从知青存在的经济形式，知青发展的大致方向和趋势拉拉杂杂的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我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历史证明，人类社会不管是自然还是不自然地产生了一些问题，社会也会自然不自然地产生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黑格尔在论述对立统一的双方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时，触及到了存在就是合理这一思想，他是在对立面互相依存的意义上来理解存在就是合理这一命题的。如果运用这一原理来观察知青这一现象，尽管我始终在询问“知青是谁？知青是什么？”但不能否认：它-----知青，是合理的。我不是说强加给知青的种种磨难是合理的，我只是说合理性只能到它依存对立面去寻找。通俗地说，产生知青这一现象有合理的原因；或者知青这一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具有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分析和寻找这种必然性的任务不是我能完成的。但是我们思维的触角依然能够摸索到一些蛛丝马迹。

也许是一种巧合，知青大返城的风潮发生在七八年末七九年初，这也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我们可以看到，从知青的罢工，总罢工，谈判，再谈判，集体卧轨到绝食，到最后成功。从邓小平发表“三不满意”的讲话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反对“按既定方针办”反对“两个凡是”反对坚持“上山下乡政策不动摇”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知青工作四省（市）五方昆明会议，到最终拨乱返正。这是知青命运的抗争，也是中华民族命运的抗争。历史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性合乎逻辑地把两种命运的抗争结合到一起，这决不是偶然！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在这场惊心动魄斗争中，在知青群体“回归”风潮中表现的一种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回归”是向社会发展的规律回归，是向人的本性回归，是向人的良知的回归。我们也可以看到：知青群体在这场斗争中表现的起伏跌宕，正确和错误，不成熟和成熟，勇气和智谋，决策和胆略是多么的自然和合理的流动，没有丝毫的人为和勉强，表现出一种必然和合理的指向。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果不是知青群体内部的某种合理的、必然性的诉求，社会家长群体中所蕴含的合理的，必然性的诉求，社会各阶层的合理的必然的声援，以及决策层中合理的，必然性的理解和决策，如果没有社会诸方面诉求的“合力”，如果没有社会不可抗拒的规律的作用，就不会有我们知青的今天，也不会有我们国家的今天，也不会有中华民族的明天。

关于他热心湖南知青事务的事，关于他们热心湖南知青事务的事，关于还有更多的默默无闻的，普通的知青的生活和经历是我无法知道的，是我们无法知道的，但我知道，由于“知青”经历的错位，回城后知青的苦难还在延续。是的，苦难还在，但这种向前，向上的趁势也在延续，从苦难中延续过来，一直将延续下去。我想在这种趋势中一定有某种合理性、必然性在起作用，要不然为什么表现得如此不屈不挠呢？

最近天气异常炎热，我的朋友又活跃在湖南知青合唱团的“激情广场”上。我在网上看到我的朋友在激情广场的照片，在照片中他穿着火红的衣服，衣服上大书“知青”二字，他在向我招手。想起他在昏黄的油灯下，在熊熊的炉火前，月光下的打谷场上，他唱着丽达之歌、拉兹之歌，想起他和我这四十多年经历，我不禁老泪纵横……

      看一则报导：“为期11天的第五届世界合唱比赛日前在奥地利东南部城市格拉茨落下帷幕，来自全球9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50个合唱团体共计2万人参加了本届大赛。中国在本届世界合唱比赛中获得了37枚奖牌，成为获得奖牌数最多的国家。湖南知青艺术团合唱团在著名指挥周跃峰教授潇洒自如的指挥下，声情并茂地演唱了我省著名作曲家白诚仁创作的两首作品《围坐火塘唱苗歌》《洞庭渔米乡》，荣获银奖。”

我看到这一则报导只是今年的事,由于种种原因，我差点把知青的经历真的淡忘了，我如饥似渴地浏览湖南知青网，拼命地看众网友的文章，我被一种巨大的亲情,认同和使命感所笼罩着,我到过很多的老年社团，老年大学,参加过很多的老年活动,社会各阶层的老年群体我都接触过，很少有象知青群体这样的亲情,这样的认同。因为有过相同经历的群体不一定有相同的苦难；有相同的苦难的群体不一定有相同的青春年华；有相同青春年华的群体又不一定有由于经受苦难后的相同的珍视和留恋，有过相同的珍视和留恋的群体，又不一定有那些优秀组织者的群体和支撑着这一片天的更大的知青群体。这样的看法也许是由于我本人是知青而产生的偏见，但这样经久不息、坚定持着，这样轰轰烈烈、熊熊燃烧，这样饱含亲情、洋溢幸福（有人把它叫矫情）的凝聚难道只是偶然的吗？如同苦难知青的存在合理性只能从它的对立面----幸福、对幸福的追求，对美好的追求去寻找一样，湖南知青今天的幸福、快乐的合理性只能从其对立面-----湖南知青过去的苦难去寻找。

我还看到在“六一”回沅江的知青活动中那些照片和视频，啊！为什么会是定在“六一”？这是巧合吗？我看到的红旗，我看到的红领巾，我看到鲜花，我看到笑脸。但我要指出的是，就是在这些笑脸、红领巾后面都一定有不为人知的艰难，都一定有不为人知的沉重，都一定有过不为人知的努力，都一定有过不为人知的打拼，也一定有过不为人知的失败。

    我是含着热泪看完野渡君的大作，写得好，写得太好了，你肯定是一个知青缘很深的人，文章有理有据，对二故乡有情愫，有眷恋。你通读了文斗君，杨鸣秋君，不知天命君等的大作，谈出你对知青人生理解，中肯，全面，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对那年月的呼喊，带给我久久的不能平静的震撼，我想，你应该是一位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希望能继续看到你的好文章。

    我是含着热泪看完野渡君的大作，写得好，写得太好了，你肯定是一个知青缘很深的人，文章有理有据，对二故乡有情愫，有眷恋。你通读了文斗君，杨鸣秋君，不知天命君等的大作，谈出你对知青人生理解，中肯，全面，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对那年月的呼喊，带给我久久的不能平静的震撼，我想，你应该是一位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希望能继承看到你的好文章。

   好！好！好！写得太好了，值得加精。谢谢野渡君大作，建议您把这篇文章同时发到“天下知青茶座”栏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