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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李政协 -- 发布时间：2009/10/31 9:47:23 -- [转帖]《枯树赋》的解读及其他 庾信作《枯树赋》以寄身世之悲慨，篇幅短小，五百余字。但用了象征的写法，典故繁密，文意颇为晦涩，原本流传不是很广。清人许梿编《六朝文絜》，专收短篇骈体美文，庾信之作入选最多，而独无《枯树赋》，原因想必就在于此。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文革”风雨零落的岁月，毛泽东耽好此文，并就文章意蕴对专门为其服务的高校教师所作注释提出批驳，这篇短文因此格外出名。但《枯树赋》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毛泽东之见解应如何看待？他又为何对这篇情怀低沉绝望的文章好之如此，乃至临终前不久仍吟咏嗟叹、为之低徊？这些都有值得一说的地方。 庾信是南北朝时代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原本是梁简文帝萧纲做太子时身边的文士，侯景叛乱，曾奉命率兵御敌。北兵素强悍，而庾信只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宫廷文人，对战阵之事恐怕连听说也有限，结果当然是失败。而后逃亡江陵，投奔梁元帝萧绎，继而奉命出使西魏。就在他抵达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而梁王朝的历史也就到此结束。庾信被留在长安，担任一些名义好听却无任何实权与实职的官职，想回归南方而不能。对庾信来说，他的后半生经历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被强迫：无论领兵作战还是出使北朝，皆非自己选择，蒙羞仕敌，其自喻为“倡家遭强聘”（《拟咏怀》之三），更觉愧耻。杜甫《咏怀古迹》诗言“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它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庾信在经历国家毁灭、宗族颠覆、孤身飘零的惨痛之后，对生命在外力压迫下的无奈有着极为深切的感受。 《枯树赋》便是庾信“暮年诗赋”之一。唐代张? 的《朝野佥载》说庾信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示以《枯树赋》，“后无敢言者”。据此，本篇似乎成于庾信羁滞北方的初期。但赋中有 “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淮南子》云：‘木叶落，长（音“涨”，年老）年悲。’斯之谓矣”之语，其实已经说明这是庾氏晚年之作，张? 所言不可信。 《枯树赋》不容易读懂，文中多用典故、辞意艰深是一个原因，但这好歹还可以仔细辨析，揣摩大要。尤其麻烦的地方，是它的结构和意脉不容易理清楚。此文全篇以树之盛衰为象征，描绘各种树木原有的蓬勃生机与雄奇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而衰朽、毁灭的惨状，形成对照，其中有人生哀苦的寄托是能够感受到的。但种种情状的描述若仅是意义相近的罗列，则虽是短文，亦嫌烦杂。清代倪璠《庾子山集注》是庾集通行而又较具权威性的注本，其于《枯树赋》题旨，只云“庾子山乡关之思所为作也”，固然不错，却甚为笼统，对寻绎文脉没有多大帮助。 关键在于文中作为象征的“枯树”意象，是仅指涉庾信自身，还是牵连多个方面？我们试从后一个角度来考虑，将《枯树赋》与庾信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哀江南赋》相比照，会发现前者其实就是后者借助象征手段而完成的缩微形态；换言之，“枯树”的意象，既用以哀叹个人身世，亦用以伤悼梁朝之灭亡。这样来解析全文，虽然许多文句仍有晦涩之感——因为不能够确认那些关于树的典故及描写是否一一对应于具体的人物与事件，但总体上说，文章的大体结构、各层次间的相互关系，却还是可以看清楚。为了后面行文的方便，笔者在此试对《枯树赋》的文意略作诠释。学力有限，篇幅也有限，只能是述其大概而已。但自信较前人笼统含混的注解，或不无胜出。 《枯树赋》的开头前先用殷仲文的故事做引子，辞曰：“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这位殷仲文是东晋时代曹操式枭雄桓温的女婿，出身名族，美容仪，富才藻，颇具名望。桓温谋帝业未成而卒，多年后，他的幼子桓玄依仗父亲的余威和余势，终于趁东晋王朝内部的混乱，慌慌张张地篡夺了皇位，建立一个“楚”国，但很快被刘裕（后来的宋武帝）击败，死于军中。殷仲文在桓玄当政和篡位期间受到重用，桓玄兵败后上表请罪，称自己是不得已而被裹胁的。因为他是当代名流，掌权的刘裕表示原谅他，实际上深为忌防。有一天殷仲文随众人至大司马府，见庭院中有棵老槐树，顾之良久而叹曰：“此树婆娑，无复生意。”（见《世说新语》）桓温曾以大司马官职执掌东晋政权，殷仲文发此感叹，到底是因为想到一度兴盛无比的桓氏家族已彻底倾覆呢（桓温的后代为躲避追杀，一部分降后秦，另一部分逃入苗中，成为南蛮），还是比喻自己虽生犹死，倒也一言难定。但凡事有盛必有衰的意味，是容易体会到的。而“无复生意”四字庾信稍改动作“生意尽矣”，成为《枯树赋》的点明题旨之语。 正文的第一部分从“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抵盘魄，山崖表里”即良木佳树在自然中的雄伟姿态突兀地转入“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的发问，下面紧接着的就是回答：“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这些树被移植到宫苑，处于华贵的环境。但犹如陆机临刑时思念故乡华亭之鹤唳，对于来自山野的树木而言，宫苑并非适合于生长的场所。而且，更有树木被匠人看中，刨去树皮，削尽枝桠，雕出种种花纹，成为宫殿建筑的原料，丛材则是留下一片狼藉。这些描写应该是对应于庾信早年的经历。庄子说做个乌龟宁愿“曵尾涂中”而不愿被供养于宫苑，便是其思想的根源吧。 第二部分以“莫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这种毁灭状态，映带前后，历数各种繁茂的树木均无以幸免，这是对应于梁朝的崩溃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人物的毁灭。《哀江南赋》述梁朝之亡，多列忠贞之士的事迹，而这一节所用的典故，如秦时五大夫松，汉时大将军树，东海白木，西河枯桑，北陆之杨，南陵之梅，或许未必一一落实，但字面令人联想到朝中与四方之士。 第三部分转入“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更明显是比喻自己离乡漂泊于北乡的境况。而“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一说文采，一说德操，叹两者俱已碎裂，不复旧时的美好。进一步感叹“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云云（已见前引），则索性摆脱比喻、象征手法，直述心中之悲。 最后是一节尾声，用桓温的故事与引子部分殷仲文故事相呼应：“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桓温之事见载于《世说新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言语》篇） 为了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桓温一生劳顿，努力以军事上的巨大成功来赢得威望。他曾三次北伐，第三次是在太和四年（369年），当时桓温已经将近六十岁了。时间最是无情，它无声无息地促成一切也摧毁一切。当桓温经过金城看到三十年前自己当琅琊内史时所栽的柳树已经长得很粗大，忧惧此生或许寂寂而终，因而执柳下泪。 庾信赋运用史料不完全照原样，如殷仲文顾庭槐而叹，原是他“出为东阳太守”之前的事情，而桓温“昔年种柳”，并不在“汉南”而是距建康不远的金城。这些差错，还可以说是文学作品在细节上不要求严格，但他颠倒了时序，将殷仲文之事置于桓温之事的前面，就令人感到触眼。倪璠注认为庾信只是为了“发己意”，并不关心时间上的顺序。但庾信或许有自己的考虑。 毛泽东喜好《枯树赋》一事见于多种回忆文章，他晚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的回忆最为详细，其文载于李静主编的《实话实说丰泽园》（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一九七六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不到半年时间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相继故去。痛失两位老战友，毛主席的痛苦心境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 记得有一天，主席在病床上，让我找来（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庾信的一首《枯树赋》。这首赋主席早已熟读过，前几年还嘱咐印大字本呢。全赋大部分章节老人家都能背诵下来，即使在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 在主席的病床边，我读着这首赋，读得很慢。主席让我连续读了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说自己来背诵。此时，他虽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地吟诵，但他仍以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出。主席背得很好，除少数几处需偶尔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诵自如了。他的声音，他背诵时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感慨万千。 我读了两遍，主席背了两遍，近半个小时，已超过医生规定的时间。为了不使老人家太劳累，只好停住，请他休息。究竟是这首赋对人间事物描写得真切、透彻，还是抒发了主席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感慨，这不是用几句话能说明白的。后来，主席也常常吟诵着这首赋，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这是他诵读的最后一首赋，也是我为他最后一次读诗读赋。 回忆录一类文字常常会有虚饰成分。但张玉凤作为最接近毛泽东晚年生活的人，却并不对此加以张扬，这种谨慎的为人风格，使其少量回忆文字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只是，她将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朱德逝世之事置于相关回忆的开头，未免加上了个人的揣度。在上述文字中，有些细节生动而使人惊讶，如毛泽东如何“以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出”《枯树赋》，以及他常常吟诵这首赋，直到“不能讲话为止”。这实在不是普通意义上对前人文篇的赏玩，而分明有自身情感的深度代入。在吟诵庾信这篇以“生意尽矣”为抒情主旨、充满悲鸣之音的赋作时，毛泽东显然是发出了自己的心声。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情绪，他才会对不合己意的解释感到不快，以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国事鞅掌、身体衰弱的情形下，为此写出数百字的批语（详情见后）。 张玉凤的回忆中还说及“文革”期间因毛泽东阅读需要而命人注释古诗文并排印为“大字本”的事，近年有些当事人就此发表回忆录，谈前后情形颇为清楚。朱永嘉说：“毛泽东晚年的视力因白内障的缘故退化了，除了老花眼镜外还要加上放大镜，为了工作他还要大量阅读古文……为毛泽东注释古文始于一九七二年末，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五年九十月间……这个工作是毛通过姚文元布置我们做的，具体都是我与姚文元来往的信件上批示给我的，然后我布置在复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老师去具体注释和翻译，在复旦是谭其骧作最后校订的，是王守稼与历史组的刘修明、许道勳、董进泉、李霞芬、吴乾兑等来往于写作组与复旦及中华印刷厂之间具体完成这项任务，在复旦参加过这些工作的有谭其骧、陈守实、杨宽、王运熙、章培恒、胡裕树、顾易生、邹逸麟、王文楚、徐连达等老师，他们几乎也是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努力完成这项任务。”（《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刘修明的文章在篇目内容方面说得更具体一些：“大字本古籍是一九七二年十月至一九七五年六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共八十六篇，包括史传、政论、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关于辞赋诗词的注释，刘文说明为自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四日， “这期间共校点注释了包括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张元干、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三十五篇”（《 毛泽东“文革”期间嘱印“ 大字本”古籍的回忆》）。 一九七五年初，笔者从崇明的一家农场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工农兵”研究生班（这是当时在少数几所高校搞的试点），研究生属于教工党支部管辖，参加教研室的政治学习活动，所以跟教师接触较多。我所在的古典文学教研室中，王运熙、章培恒、顾易生诸先生均参与了为毛泽东注释古诗文的工作。但这事当时不知是否要求保密，我们虽略有所闻，却很少听先生们说起。倒是过了很多年以后，有一次跟章培恒先生在一起，不知怎么谈起朱永嘉（那时他已坐牢满期出来了），章先生说，朱永嘉为人还是不错的，“文革”中他们为毛泽东注《枯树赋》出了点问题，大家都难免紧张，朱永嘉说这事由市委写作组（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他本人）承担责任，让参与工作的老师们不必过于忧虑。此事在朱永嘉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印证：“我就《枯树赋》注释的问题向毛和中央作了检查，承担了责任，并没有因此责怪具体注释此篇的章培恒、顾易生他们。” 现在的人们恐怕不太容易体会章培恒先生他们当时的心情。“文革”是个不可理喻的时代，无妄之灾随时可能袭来，何况是为毛泽东做事引起了他的批评！我没有多问章先生，但从他念记朱永嘉为人的好处，能够体会当初此事的压力。听说朱永嘉出狱后生活一度颇窘迫，章先生曾为之设法，这是否与往事有关，亦非我所知。 《枯树赋》的注文上送后，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注释者的见解，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一过程刘修明在《毛泽东晚年诗文过眼录·前言》中作了说明。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关于此事的最为详细的材料，我想应该比较完整地加以引录：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注《枯树赋》时，基本上是参考和因袭清代倪璠注的《庾子山集》和近人臧励龢的《汉魏六朝文》、谭正璧的《庾信诗赋选》的注解和旧说。这几种注本都说，枯树之所以枯萎凋零，是因为树木在移植过程中伤了根本所致。他们因此都认为，庾信正是借此比喻自己身仕数朝、飘零异地，寄感慨于枯树而为之赋。这种解释即传统的“移植说”。它的影响很大，从未有人提过异见。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他曾对《枯树赋》的注文讲过四条意见：一、“‘桐何为而半死’：……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二、“鸳：可能是鹓雏。”三、“‘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是说受到了种种摧残的树木，发出的声音凄伤悲哀。”四、“‘若夫松子、古度’十句：……‘这和移植毫无关系’。”另外，毛泽东还提过三条意见：一、“‘若乃山河阻绝’四句：……‘原文没有写水灾’”。二、“‘雄图既溢’，这句话是对的，‘溢’是‘过了’。（《西厢记》：“泪添九曲黄河溢。”）‘武力未毕’，这句不对，疑有字误，未毕疑是已毕之误，不然，雄图完了，怎么又说‘武力未毕’呢？”三、“‘送日’宜解作‘遣日’，（是无聊呵！）不是‘夸父追日’。”上述七条曾印成一份文件：《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此外，《枯树赋》等三赋大字本上送后，江青曾将这几篇赋的注释本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注释组。两校注释组写了一份材料《关于〈枯树赋〉、〈别赋〉、〈恨赋〉注文的问题》，认为《枯树赋》的注文有与原意不合之处，《别赋》、《恨赋》个别注释较简。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江青将两校的注文材料送给毛泽东，写信说：“供参考，请批示。只此一份，印三个赋，需要注的好些。《悼李夫人赋》请留下参考，有关注文这份，请退我，最好有主席的批注。”不久，毛泽东就《枯树赋》等文章的注释问题作了批注，全文如下： 此注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卢荻。 关于注释的问题，请你们过细的研究。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八月 |
| -- 作者：李政协 -- 发布时间：2009/10/31 9:47:57 -- 我们是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看到上述几份文件的。毛泽东对《枯树赋》的意见和批注，说明他对《枯树赋》与注文看得非常仔细。他对《枯树赋》的理解是非常精确的，完全是自己的独特见解，绝不因袭前人旧说。我们为此而写了一份报告，对《枯树赋》等注文错误的由来和有关问题，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和自我批评。这份材料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三日上送。 刘文未言及《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的文字篇幅，恰好林东海先生在《诗意人生——记林庚先生》一文中写到这一点。他当时被借调到北大注释组，有机会接触到这方面的材料。文中写道：“（1975年）九月二十日下午，在（从大寨）回京的专列上，江青召集注释人员会议……给每人发下一份打印稿，是毛泽东主席关于《枯树赋》注释的批语，四号字占十六开纸的三分之二多，大约五六百字，大家读了一遍，立即收回。” 另外，在网络上看到的有些文章里，还引用了毛泽东对《枯树赋》注颇为霸道、语气挖苦的评语，或许就是刘修明省略掉的内容。但因为出处不清楚，不好轻率引用。 尽管刘修明使用了“我们”这个笼统的称呼，但他并不是实际从事注释工作的人。而关于为毛泽东作《枯树赋》注释的详情，我从没有问过章培恒、王运熙、顾易生诸老师，也不知实际操笔的是哪一位。为“圣人”讲书，古时以为荣，今之读书人或未必吧？不过，作为始终参与“具体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刘修明所说纵或有不精确之处，大概应是无误。而从他复述毛泽东批语的情况来看，他写《前言》时，手边还保留有当时的记录。 刘修明的《前言》有一点问题：毛泽东先后两次提出意见，后一次所言三条中有两条是关于《恨赋》的词语解释的（“雄图既溢”、“ 武力未毕”和“ 送日”），所以关于《枯树赋》的意见其实集中于第一次的四条，而四条中有三条是针对“移植”的；在写给江青的批语中，也不及其他，只说 “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可见在毛泽东看来，“移植说”是关键问题，也是引起他强烈反应的根本原因。 那么，从庾信《枯树赋》原文来看，“移植”到底是不是树木枯朽、“生意尽矣”重要的乃至根本的原因？ 毛泽东反对“移植说”的三条意见中， “‘若夫松子、古度’十句：……‘这和移植毫无关系’”这一条较为有力。这里涉及的是第二节的文字，如前所述，在这一节中列举各种树木的毁伤，是作为梁王朝崩溃的象征来写的，所以并未归因于“移植”。但全篇主要部分共有三小节，而与作者身世密切相关的第一节和第三节，都明确牵涉“移植”和“拔根”的问题，而个人身世的悲慨，又正是全文的中心。因此，即使认为“移植说”不够周全，也实在没有根据完全否定它。 另外两条意见，意在证明《枯树赋》的第一节也不应从“移植”去理解，但说服力是很不够的。 第一节与毛泽东意见相关的一段原文是：“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声含嶰谷，曲抱《云门》；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 “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前句出于汉武帝《悼李夫人赋》之“秋气潜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后句出于枚乘《七发》之“龙门之桐……其根半死半生”，这是化用前人成句来发问。毛泽东说：“‘桐何为而半死’：……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 。”意思是这个问句源出于《七发》，答案就应该从《七发》中寻找。但没有前后文的关联，实在不能说因为用典，问题本身就已经包含了答案。况且就是《七发》的原文，着重点也不在桐树如何受到摧残，而在桐树受到自然中各种因素的感应，制成乐器后音声格外感人。而《枯树赋》在上述两句的提问后，接“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一段，视为答案显然要顺理成章一些。 “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前句用《世说新语》所载陆机仕于洛阳、遭祸被刑，临终感慨：“欲闻（故乡）华亭鹤唳，可复得乎？”之典，后句化用《荆州记》所载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从移植于宫苑之树发出的声音高雅美妙、栖集凤鸟与鸳鸯这种华贵之相，到陆机愿闻故乡鹤唳而不可得，是急剧的转折，理解为仕宦之尊荣终究导致人生悲哀，文意既顺，也符合庾信本人的身世之感，对“移植说”是一个支持。毛泽东说：“‘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是说受到了种种摧残的树木，发出的声音凄伤悲哀。”将这两句单纯理解为对树声的形容，与前后文的逻辑关系不太容易弄明白。何况，不仅将鹤唳视为悲哀之音并非古人之习惯，而且在陆机的故事中它原本是往日幸福生活的象征。就文意来说，前引两句理解为“岂料风亭鹤唳悦耳之音，转为月峡哀猿断肠之声”，较为顺当。 毛泽东博览群籍、才华出众、思想深邃，这毫无疑问。但他的读书方法与众不同。他常是灵感活跃，意志强烈，喜欢驱古人以就己，而绝不肯循规蹈矩。最典型的例子，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一句，毛泽东引用时阐发的意义几乎正好和司马迁的本义相反。在“古为今用”、“六经注我”的角度上说，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要说解释古书原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再拿《枯树赋》注的例子来看，原文“比翼巢鸳”之“鸳”为鸳鸯，这本来毫无问题。倪注引《列异传》韩凭夫妇故事，“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音声感人”，出处也很清楚。毛泽东却说：“鸳：可能是鹓雏。”他显然认为历来只闻鸳鸯戏水之说，怎么会到树上筑巢？所以要把“鸳”读为假借字。但毛的这个意见非常粗疏，不仅按照一般规则，古文中若本字可通即不应作假借来解释，作为专用名词的“鸳”借为“鹓”向无此例，而且和人们的泛泛印象不同，鸳鸯确实是会在树上筑巢的！当然，读书有一点误解无须苛责，但问题是，在那个年代里，只要是毛的意见，就只能是“非常精确”的（刘修明文中语），而别人就只有检讨的份。这真的很像旧戏文、小说中皇帝金口一开万物应从的故事。 由于毛泽东读史，读古文，常常会把自己的思想情感代入，乃至将自身与古人合为一体，这会造成他对古史古文极为个人化的理解。他晚年如此不同寻常地喜好《枯树赋》，就与他当时的境况与心情分不开。一九七五年这一年中，毛泽东体衰多病，又患有老年性白内障，来日无多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而国内政治方面，“文革”所造成的动荡不见止息。尽管他不断强调要“安定团结”，高层的矛盾冲突却向着更为尖锐激烈的方向发展。邓小平的“整顿”显露出否定“文革”的兆头，江青一群人攫取权力的心情格外急迫，调和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作为一位熟读古史、智谋超群的政治家，那一场“史无前例”、伤害了大量军政官员从而也就伤害了政权基础的“文革”终将被否定，毛泽东不可能预料不到。因而张玉凤所说的“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一句话，实在透露了那时毛泽东内心深刻的不安。他曾经似乎有力地控制着一切，而一切又似乎正从他的手掌中滑走。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放声痛哭。一种深巨的精神创伤，使他转向他一向喜爱的中国古典辞赋诗词中寻求抚慰。《枯树赋》“生意尽矣”、“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伤感和无奈，就这样成为毛泽东内心的声音。 就《枯树赋》本身来说，树之枯，“移植”和“外力摧残”是共同存在、有时甚至不能分别的因素。说到底，“移植”难道不也是“外力摧残”？但是，当毛泽东把自身情感代入文本以后，两者就产生了巨大区别。树木“移植”于宫苑导致灾难性后果，是否令长年居于旧时宫苑的毛泽东生发某种敏感暂且不论，“移植说”多少会令人想到树木本身生命力脆弱、适应能力有限等等属于其自身的原因，从而削弱、冲淡“外力摧残”这一精神感受的强烈程度。而对毛泽东来说，想必一切已然和可能的挫折与失败，都仅仅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一切悲哀均源于此。项羽说过的：“天亡我也，非战之罪！” 从前引材料中，还可以看到江青有意介入为毛泽东注释古文的工作的迹象，这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毛泽东阅读、评说古诗文，并不只是个人喜好，常常还和他的政治行动联系在一起。他经常把自己读过的东西批转给其他重要领导人看，或明或晦地发出各种政治信息（评《水浒》是显著一例）。朱永嘉的回忆录告诉人们，这项工作“是毛通过姚文元布置我们做的”，起初应该是跟江青无关。但江青显然意识这里包含着可供利用的政治资源，当时她又亲自领导着北大、清华两校（“梁效”）写作组，有着方便的条件，便逐步把这项工作的主导权延揽过来。 复旦教师为毛泽东注释古诗文，由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作最后校订，谭先生有记日记的习惯，对这方面事务的具体过程留有细致的记录，谭先生的高足葛剑雄在《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一书中对有关内容作了梳理。其中一节是这样的：“一九七五年五月五日，谭其骧一到研究室就接到王守稼的通知，要他赶快去写作组。到后才知道是因为北京大学写作组对《江梅引》（南宋洪皓所作词）的注释提出了意见，姚文元交上海征求意见，这次修改特别谨慎。七月八日，王运熙又就《江梅引》的注释征求谭其骧的意见，并请他校改了注释全文。”这是谭先生日记中首次出现北大写作组对他们的注释工作提出意见的情况，而上送毛泽东的东西如果不经过江青之手，当然不可能转到北大写作组去。前面引刘修明《毛泽东晚年诗文过眼录·前言》也说及，“此外，《枯树赋》等三赋大字本上送后，江青曾将这几篇赋的注释本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注释组。两校注释组写了一份材料《关于〈枯树赋〉、〈别赋〉、〈恨赋〉注文的问题》。”江青在将上海的注释本交给两校注释组时，是否已经听说毛泽东对此有所批评，从刘文中看不出来。但江青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将两校的注文材料送给毛泽东时，则肯定已经知道，她要求“最好有主席的批注”，目的就在得到毛的书面认可，以显示她的成绩。果然，毛写下了“此注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卢荻”的批语。朱永嘉说：“由于我获悉梁效也在做注释的工作，而且是江青在管他们……把诗词赋的工作先放缓一些，逐渐中止下来，免得与梁效及江青那儿发生矛盾和摩擦。”这应该正是江青想要达到的目的吧。只不过到了一九七五年的九月，江青与邓小平的冲突已达到高峰，不久又转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文革”混乱的最后一场大规模闹剧，诗词歌赋之类，大概也成了不急之务。 毛泽东认为“较好”的两校的注，据说主要是北大林庚先生做的。葛晓音教授说：“林先生对庾信《枯树赋》的解释，曾受到过毛泽东同志的称赞。”（《诗性和理性的完美结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有意思的是，章培恒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关于谴责小说的研究论文也曾受到毛泽东的好评，他因为受胡风案牵连而恶化的处境由此而有所改善。我刚到复旦时，人们谈及章先生，每每会提到这件事。其实现在想起来，学问是学者辛辛苦苦的事业，政治领袖的评价对此没有太大意义。 《枯树赋》的结尾，是桓温“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慨叹，它或许是毛泽东在最后的岁月里最能产生共鸣的名句。 一般人对历史上的伟人有时表现出情感上的脆弱会感到讶异。我们知道桓温是个雄豪而无所畏惧的人物，生死成败，见之多矣。 “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纵然不能流芳后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吗？这是桓温留下的最令人惊耸的名言。在金城，他却牵扯着柔长的柳条而流泪，好像很不相称。但仔细想来，却也并不奇怪。人在历史当中，是受到种种限制的，而愈是欲望炽烈、意志强大的人，愈是容易感受到外在力量对个人的压迫。桓温纵然不可一世，却终因受到以谢安、王坦之为代表的大士族联盟的抵制，而年命有限，不能逞其大志。历史造就英雄，却常常以对他的嘲弄为收场。这令我想起《老子》的格言：“天下神器。”王弼对此有绝顶聪明的注，曰：“无形以合。”两者合而论之，意思说人类的世界是神妙的，它是各种力量以不确定和不可测的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良有以也。 （原载《悦读MOOK》第12卷） |
| -- 作者：李政协 -- 发布时间：2009/10/31 9:48:56 -- 庾信《枯树赋》（全文） 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 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 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 根抵盘魄，山崖表里。 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 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 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 声含嶰谷，曲抱《云门》； 将雏集凤，比翼巢鸳。 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 乃有拳曲拥肿，盘坳反覆； 熊彪顾盼，鱼龙起伏； 节竖山连，文横水蹙。 匠石惊视，公输眩目。 雕镌始就，剞劂仍加； 平鳞铲甲，落角摧牙； 重重碎锦，片片真花； 纷披草树，散乱烟霞。 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迁，森梢百顷，搓枿千年。 秦则大夫受职，汉则将军坐焉。 莫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 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 东海有白木之庙， 西河有枯桑之社， 北陆以杨叶为关， 南陵以梅根作冶。 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 岂独城临细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 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 拔本垂泪，伤根沥血。 火入空心，膏流断节。 横洞口而敧卧，顿山腰而半折， 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干寻瓦裂。 载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睒睗，山精妖孽。 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 未能采葛，还成食薇； 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 《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 乃歌曰： 建章三月火，黄河万里槎； 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 桓大司马闻而叹曰：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
| -- 作者：李政协 -- 发布时间：2009/10/31 9:49:29 -- 【今译】 殷仲文气度风流，学识渊博，名声传遍海内。因为世道变异，时代更替，他不得不离开京城改作东阳太守。因此常精神恍惚忧愁不乐，望着院子里的槐树叹息说：“这棵树曾婆娑多姿，现在却没有一点生机了！” 至于白鹿塞耐寒的松树，藏有树精青牛的文梓，根系庞大，遍布山崖内外。桂树为什么而枯死？梧桐又为什么半生半死？过去从河东、河南、河内这些地方移植，从广大遥远的田地迁徙。虽然花开在建始殿前，在睢阳园中结果。树声中含有嶰谷竹声的情韵，声调合于黄帝“云门”乐曲的律吕之音。带领幼雏的凤凰曾来聚集，比翼双飞的鸳鸯常来巢居。内心深处像陆机那样，渴望在故乡临风的亭上一听鹤鸣，现在却只能飘落异地对着明月峡听猿声长啸。 有的树枝卷曲如拳，根部磊块隆起肥大，曲里拐弯，形状有的像熊虎回头顾盼，有的像鱼龙起伏游戏，隆起的树节像群山相连，木纹横看像水池里泛起的波纹。灵巧的木匠惊奇地观看，有名的鲁班也惊讶得目瞪口呆。粗坯雕刻刚就绪，再用曲刀、圆凿精雕细刻：削出鱼、龙密鳞，铲出龟、鳖硬甲，刮出麒麟尖角，挫出虎、豹利牙；层层像彩纹密布的织丝，片片有如真实的花朵。而被砍削的树林，却草木纷披，笼罩在烟霭云霞中，狼籍散乱。 至于松梓、古度、平仲、君迁这些树木，也曾茂盛劲健，覆盖百亩，斜砍后继续发芽抽枝，千年不死。秦时有泰山松被封五大夫职衔，汉代有将军独坐大树之下。它们现在也无不埋没于青苔，覆盖上寄生菌类，无不被飞鸟剥啄蛀虫蠹穿；有的在霜露中枝叶低垂，有的在风雨中摇撼颠踬。东方大海边有白松庙，西方河源处有枯桑社，北方有用“杨叶”命名的城关，南方有用“梅根”称呼的冶炼场。淮南小山曾有咏桂的辞赋留于后人，晋代刘琨写下“系马长松”的佳句。又何止是见于记载的细柳营、桃林塞呢？ 至于山河险阻，道路隔绝，飘零异地，离别故乡。树被拔出根茎泪水垂落，损伤本根就滴沥鲜血。火烧入朽树的空处，树脂流淌，枝节断裂。横亘在山洞口的斜卧躯干，偃仰在山腰上的躯干中段折曲。纹理斜曲干粗百围者也如坚冰破碎，纹理正直高达千寻的也如屋瓦破裂。背负树瘿如长着赘瘤，被蛀穿的树心成了鸟的巢穴。树怪木精睒眼灼灼，山鬼妖孽暗中出没。 况且我遭遇国家衰亡，羁居异邦不归。不能吟咏思人深切的“采葛”诗篇，又怎能如伯夷、叔齐的食薇不辱？沉沦在穷街陋巷之中，埋没在荆木院门之内，既伤心树木凋零，更叹息人生易老。《淮南子》说：“树叶飘落，老人生悲。”就是说这个意思呀！ 于是有歌辞说：“建章宫三月大火之后，残骸如筏在黄河上漂流万里。那些灰烬，不是金谷园的树木，就是河阳县的花果。”大司马桓温听后感叹道：“过去在汉水之南种下的柳树，曾经枝条飘拂依依相惜；今天却看到它枝叶摇落凋零，江边一片凄清伤神的景象。树尚且如此，又何况人呢？” |
| -- 作者：李政协 -- 发布时间：2009/10/31 9:49:57 -- 【述评】 《枯树赋》借东晋名士殷仲文起兴，有两重用意。首先，殷仲文的身世经历与庾信有相似之处，所以虽是历史人物，却是以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出场。其次，殷仲文对枯树的慨叹，沈痛而隽永，是早已载入《世说新语》的佳话。以此发端，既显得自然平易，又为全篇奠定了悲凉的抒情基调。 接下来的“至如”一段，吃紧之处在于“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这一疑问。这里既有同类的反衬，更有今昔的对比，而关键在于后者。通过北方贞松、文梓的郁勃生机，自然引发出对桂树、梧桐的萧瑟枯萎的惋惜和疑问。当桂树、梧桐从原产地移植到帝王之乡，皇宫苑囿时，可谓备极尊宠：“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它们发出的声音如上古乐曲，引来凤凰鸳鸯等象征吉祥的禽鸟。尽管备极荣华，在它们的意识中，始终不能忘却故乡，风朝月夕，不免悲吟。心灵的折磨，使嘉树失去了生机。 后皇嘉树如此，恶木又当如何？《庄子》曾两次以恶木为寓言，宣明其无用无为的哲学。据说那些长在路边的树，就是因为“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人间世》篇）惠施攻击庄子也是比之以大木：“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同“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树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逍遥游》篇）庄子的哲学这里姑且抛开不论，庾信笔下，连这样无用的树木也不能自我保全，难逃被铲削劈斫的命运。它们不能为建筑材料，却被他人当作赏心悦目的玩物。为了这个目的，它们被剥去树皮（“平鳞铲甲”），削去旁枝（“落角摧牙”），木屑飞溅，宛如生命的剥落，虽然有了碎锦真花的面目，却不复从前的生机。低贱的恶木也有生命，而人类的砍削又何异于屠杀！砍伐过后，只留下一地狼藉。草树散乱，烟霞无色。 在洞悉了嘉树与恶木都必然朽落的命运之后，庾信将眼光投向更辽远广阔之处，去书写树木的历史与空间。 树木荫蔽着人类，所以人类的历史也留下了树的印痕。“森梢百顷，槎枿千年”，不知有多少故事：在人事上，秦始皇曾封树为大夫，后汉冯异有“大树将军”之号：传说中，有白木之庙，枯桑之社；地理图标出了杨叶、梅根的字样；文学领域更有淮南小山丛桂留人的深情、两晋之交刘琨长松系马的豪迈，又岂止是由于战争而著称的细柳营、桃林塞这几个名词呢？但年代既远，它们也都掩埋在历史的角落，“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冷落凄清，生意萧索。 但世间万般悲苦，莫过于生离和死别；死别则死者长已矣，生离却是漫延剥蚀，一生无法痊愈的伤口。所以“山河阻绝”一段，血泪纵横，火殛膏流，残毁碎裂，妖孽舞蹈，是庾信笔下最惊心动魄的景象。意象诡怪可怖，写法富于象征性，而一韵到底的文字，也分外予人以激烈却又无比压抑的感受。 “况复”一段，由象征回到自身，代言变为自言。激烈之后渐归于平静，但平静并非淡泊，而是对命运的承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忍受。“风云不感”以下六句，对个人经历做了简短的概括后，以“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八字总结了自己的心境，可以看作是全赋的提要。末尾的两阕短歌，隽永深长，至情至痛，再三诵 之，低徊不已。 全篇的“文眼”，即陆机所说的“一篇之警策”，是“生意尽矣”四字。人至暮年，死亡的阴影无时不在，而早年国破身辱，生活流离的经历，更会加剧心灵的折磨，无材补天而只能沦为玩物的恶木，正是庾信的自我写照。所以赋中流露出悲伤到绝望的的情调，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情调是不理智甚至偏执的，但若设身处地，就能理解，并进而同情、欣赏这种无理而有情的文字境界。传说，天鹅临终时发出的鸣声最美也最凄厉，《枯树赋》就是庾信的天鹅之歌。 |
| -- 作者：李政协 -- 发布时间：2009/10/31 10:00:22 -- 毛泽东从《枯树赋》里读到了什么？为何这样喜欢这篇作品？ 树木是人之初的温床和最亲密的朋友。人类食其果以饱腹，衣其叶而遮羞，构木为巢以安居，钻木取火而暖身。人类生存的每一刻都离不开树木的恩典啊！有谁看到树木"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霜重风冷，落叶萧萧的样子，会不引起对生命将逝的婉惜、哀叹呢？ 吉定先生在他的《毛泽东与庾信的<枯树赋>》中写道: “毛泽东为何爱读《枯树赋》,笔者分析原因有四: 首先,他认为庾信此赋描写生动,联想丰富。他曾说,庾信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进了作品,眼界宽广、思路广阔。其次,他认为庾信此赋用语夸张而形象。他说,庾信不仅写出了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繁茂雄奇的姿态,而且写出了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这是很成功的写法。这样写,对比鲜明,读来自然使人对树木受到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第三,他认为庾信此赋起结呼应,突现了立意。全赋以东晋殷仲文“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起兴,以东晋桓温的“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作结。对此结构,毛泽东激赏不已。他说,这两段话不仅是全赋的“纲”,是画龙点睛之笔,而且前后呼应,使赋文有一气呵成之势,既突出了立意,又余韵不尽。最后,赋中所云“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木叶落,长(音“涨”,年老)年悲’”之语,也表达了毛泽东的晚年对生命无限热爱的迟暮之感。” |
| -- 作者：李政协 -- 发布时间：2009/10/31 10:02:50 -- 其实，在此前后，毛泽东读过很多与此心境有关的诗词，都是“大字本”的： 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 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处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 ——《渔家傲 寄仲高》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萍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鹊桥仙》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诉衷情》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示儿》 不要说心境凄苦的毛泽东，便是我们今天读这样的词，又何尝不悲凉顿起，生出“鬓丝茶烟”之叹？这些词境里，大多是“愁无寐”“流清泪”“作渔父”、“寻兄弟”，“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毛泽东难免不与陆游一般，叹自己“心在天山”而“身老沧洲”。86岁的陆游临终有“示儿”诗自述“悲”痛：“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毛泽东焉能不有同“悲”之痛？读庾信的《枯树赋》毛泽东以“树犹如此”而感念“人何以堪”，悲从心来，况乎陆诗的“示儿”悲愤？毛泽东也是“死去”之时日近，而“九洲”殊异，国土分裂未归。谁成“王师”，何日家祭？想想几百年前的陆游临终还有“儿”可“示”，而毛泽东呢？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