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知青（下）

卡车一路颠簸来到了大布江公社，车一直开到公路的尽头停下来，我们下车后挑着行李继续走，在泥泞的小路上一直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了我们的目的地：一个叫做排楼下的村子。因为青山陇水库要蓄水，那周围方圆几十里的稻田和青山都要被淹没，所以山里的树木都要抓紧砍伐下来，赶快运出去。莽山林场的油锯队已先期到达这里，投入到紧张、繁重的伐木工作中了。

林业站的曹站长把我们带到莽山林场油锯队的驻地，一句话也不交代就走了。我们提着行李走进一间屋里，准备把行李暂时放在这里，等站长回来再安排。一个莽山林场的知青正在修理油锯，见我们进来大声喝道：“你们是哪里的？”我答道：“林场的。”他又问：“哪个林场的？”李祖材抢先答道：“中国林场的。”那人骂道：“你们是中国林场的狗！” 我和李祖材齐声吼道：“你才是中国林场的狗！”

我们一行5人，但回话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湘永矿二工区的王知青，永红矿的雷知青，高亭矿的李知青，都无声地站在那里，一副与世无争、与己无关的样子。早先在果木队时听说，黄沙陇工区有一个姓曹的知青，餐票吃完了没饭吃，每天只喝三瓢清水，也不再出工，队长批评他，一气之下他就跑到队长家里，拿出一把刀放在桌上，说：“要是在旧社会，我这么大的人，这么好的劳动力，还会养不活自己啊？我吃得多，出得力也多，现在没饭吃你们就不管了，还要逼我出工，你看它答不答应？”这个传说的真假我无从考究，但我佩服这个曹知青的阳刚之气。哪象眼前的这三个男人，他们此刻的脾气真是太好了，好得没有一点脾气。

这时，另一个莽山知青也走过来了，他穿着一双高统橡胶靴，神色凛然地扫了我们每个人一眼，也许是看到了王知青那张被烧伤过的脸，那个莽青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三分象人，七分象鬼！”我也随口甩出一句话：“有什么可神气的？又不是什么当官的，还不也是一个卖苦力的！”就同李祖材走出去了。

我们5人在另一农户家里坐着、等着、饿着、困着，天都黑很久了，还没有人来理我们的吃和住。夜深了，曹站长终于来了，一进门就说：“你们惹大祸了，莽山知青收工回来，听说有人骂他们是卖苦力的，群情激愤，都要来打架，我做了很久的劝说工作才做通。现在不能安排你们和他们住在一起了，你们就住在这里，没有床就睡在地板上，垫些稻草就可以了。”

我们的新工作是检尺，砍伐下来的各种大树都要裁成一截一截的圆木，检尺就是测量这些圆木的大小和长度，然后分门别类地记录根数及尺寸数据，汇总并计算出各种树的木材立方数。我们知青一般是做记录，测量则是由林业站的师傅去做。这里的工作比起林场轻松多了，只是生活艰苦。

不久莽山林场油锯队完成任务走了，我们就和放排的民工一起吃住都在木排上。只有在赶墟的那两天能吃到有肉的菜，平常一日三餐的菜就都是辣椒炒蛋：很多的盐、很少的油、很辣的椒、很少的蛋。

有一天半夜突发大水，我们睡在木排上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外面汪洋一片，大水把木排冲到了一个无名地，四周不见有一个村庄，除了黄水就是青山。刚好木排上的盐又吃完了，一连几天我们就吃用黄泥水煮的饭，菜就是没放一点盐的辣椒炒蛋。

王知青会钓鱼，不时会钓上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上来给我们打牙祭。雷知青会吹笛子，一曲悠扬的笛声也让我们悄然陶醉。夕阳下，绿波载着木排轻轻荡漾，王知青坐在排边，手握一根钓鱼杆，出神地望着水面；雷知青站在排中央，手持一根短笛，随着他手指的拨动，清脆的笛声在山水间飞扬；我呢，就静静地坐在旁边，望着山、望着水、望着天边遐想，间或在日记本上涂鸦……这一幕，象不象一幅渔童、牧童、书童共聚的有声有色的山水画？

妈妈早就同我说过：“现在长大了，不应该再写正楷字了，要学练钢笔行书，这样字写得好看、也快，也显得成熟些。”那时我刚练习写行书，还没上路，却把以前写得好的正楷字也丢了，字写的不伦不类。有一次我给妈妈写信，都不敢把这字写在信封上，就要雷知青帮我写了信封。后来妈妈来信说：“开始看到信封上的字时还很高兴，打开一看才知道你是要别人写的。这个人的字还不错，你要多多练习……”

1973年7月的一天，林业站的师傅对我说：“你妈妈打电话来了，要你今天到你奶奶家去。”我一听很高兴，也没多想什么就出发了。那时从大布江开出的客车一天只有一趟，我从排楼下走到车站时，客车早已开走了。我就只好走小路，一直到下午6多钟才走到鲤鱼塘林业站。从站门口经过，我都没进去休息，而是继续往前走，因为到我奶奶家还有20多里路。林业站的男女老少都在路边冲我温馨地笑着，李祖材从站里跑出来，送了我一段路程，边走边对我说：“你要坚强，要想开些。”我只顾赶路，也没多想，只是觉得他今天说话有点怪怪的。

天完全黑了，半边月亮挂在天空，崎岖的小路依稀可辨，在离奶奶家还有2里多路的坡上，一群人站在那里，似乎是在等我，爸爸也在里面，这时我心里发慌了，忙逮住一个人就问：“我妈妈呢？”那人答道：“你妈妈昨天就去世了……”我一听如五雷轰顶，哇地一声哭起来了，一路哭到妈妈的灵柩前，我跪在那里端详着妈妈的遗容，悲痛万分。

那天很热，妈妈出发时就隐约感到身体不舒服，但她还是攀上了矿里的卡车，就为了坐这不用花钱的顺路车去奶奶家，好去看我。车这次只开到鲤鱼塘，妈妈又顶着烈日走了20多里路，到奶奶家就病倒了：肝炎复发引致食道静脉大出血。因为害怕，我的几个堂兄都躲得远远的，只有我奶奶一个人抱着我妈妈苦无良策。妈妈对奶奶说：“我今天不该来。要能止住血就好了，我明天就到矿里去，到了矿里就好办了，上次也是这样，到了矿医院就有救了。我的三个儿女还小……”奶奶叫赤脚医生给妈妈打了一针止血针，但无济于事。

姐姐在县五中读高中，比我先到奶奶家。我到时，姐姐已哭得昏天黑地了。妹妹则是两天后由她的班主任从矿子校护送来的，她到时，任她千呼万唤，妈妈也没有答应，自顾自安静地躺在青山中那新垒的一方黄土下歇息。

妈妈一走，我整个的天空全塌了：那教我读书写字、教我为人处事、给我嘘寒问暖、帮我遮风挡雨的母爱大厦顷刻不再……

这年冬天，我们完成了林业站的支援任务，回到了林场。我还是回到了新塘果木队，雷知青则被调到了采伐队，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在林业站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和他的交往并不多：因为他的沉默寡言，因为他的缺少朝气，也因为他的床上总没有我的整洁。回林场后他主动和我接触，一来二去，我们成为了朋友，通过他我也结识了永红矿的知青朱改、马田矿的知青李志清。那年端午节，还邀请他们到我奶奶家去做客，疼我而又好客的奶奶端上了好多棕子、好多家里尽可能有的好菜，招待我和客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4人成了哥们、甚至是铁哥们。我远在湘永矿的那扇家门，上面挂着一把密码锁，对雷知青却是不设防的。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各奔东西的我们才慢慢失去联系，直至音信全无。

回林场后不久我们参加了圳水大会战，各工区的知青都汇集到圳水工区，每天上山挥锄，挖山不止。我们借住在当地农家，爸爸去看过我一次，望着我打满血泡的双手，只是无声地、心痛地看着我而已。

一天中午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个是我小学的同学，一个是我初中的同学，他们都是圳水的知青，我们之间平常没有什么来往。但他们既然投奔到我这里来了，又是吃饭的时候，虽然他们神色慌张的样子，我也没问什么，6两米一钵的饭给他们每人打了两钵，吃完后他们就走了。半夜，工区支书把我叫醒来，盘问一阵。原来圳水工区发生了盗窃，他们怀疑是这两个人所为。我说：只是买了饭菜给他们吃，吃完他们就走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大会战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新塘果木队，那时已经盖起了新楼房，我和刘同学、二工区的曹知青住一间宿舍。谭知青经常来我们宿舍串门，一到晚上刘同学就不知到哪里去了，二工区的曹知青睡在我的上铺，他早早地就放下了蚊帐，也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怎么的，一直不见有动静。我和谭知青隔着一张书桌面对面地坐着，尽情地谈天说地，兴致来了她还会给我唱几句浏阳河，那可是她在林场演唱会的保留节目呢。直到深夜，才会各自用眼神话别。

我妈妈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以前热闹的家庭陡然一下冷到了冰点，我渴望有人象往年一样来我家走走，给家里增添一丝温暖、欢快的节日气氛。大年初三的上午，我在家里突然听见马路对面有一个熟悉的声音，这个声音让我激动，她正同那家主人话别，看来就要到我家来了。我静静地等着，但并没人来敲门，我等不及打开门一看，朱同学已经走远了，我失望极了，冲口大喊一声：“朱xx……”她一听，回转身来，红着脸，边往回走边说：“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虽然朱同学最后还是到我家坐了一下，但这强要过来的走访并没有给我带来一丝欢快。好在张同学、余校友和谭知青她们，在这个寒冷的春节期间，先后给我家送来了些许沁入心扉的温暖和欢快。

春节过后不久，林业站又召我回去工作了，这次只要我一个人，那4人都没去。我的“回头率”还是比较高的，这在以后的岁月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里顺便提前说一下：从94年到现在，我到广东打工也有15年了，先后在三家公司有过辞职出去又返聘回来的经历，其中在一家港资公司先后做了8年时间。在一家公司做过一段时间后，人家对你知根知底，当你辞职出去一段时间又想回来时，如果你之前的表现不是特别令人满意，人家一般是不会再接受你，而宁愿去招一个新人。我都是辞职出去在外面转了一圈后，觉的还是原公司好，想回去了，公司知道后都是二话不说就接纳了我，而且比原来更看重。原因何在？老板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从本人身上找原因可能是：有工作难题没解决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毛病，有其他工程师看了也学不会的设计习惯和绘图技巧，有理工类大学生通常都欠缺的文字能力，有与人为善、帮护弱者的合作态度……

这次不用去大布江，也不用爬山涉水，吃住都在鲤鱼塘林业站，工作地点就在林场沿线公路两旁。雷知青经常来玩，他比我大，也比我懂事。有一回，他约我去郴州看望一个市文联的知名作家，因为我们自称是“文学青年”，想去讨教知识，也有套近乎的意思。到郴州后他提醒我，去看人家总要意思意思吧，我想也是，就买了两瓶水果罐头。可是找到那人的地址后，邻居说他已经搬走了。我们从郴州无功而返，坐火车到资兴三都，再走路回鲤鱼塘，一直走到半夜。

还有一次，我和雷知青、朱改、李志清相约去郴州玩，看完一场电影后，不知怎么4人就走散了。朱改就带我先回永红矿了，在他家吃过晚饭后，我们探访了雷知青家。雷妈妈一个人在家，开始也不怎么热情，甚至有点冷淡。在朱改叫我准备离开时，雷妈妈突然眼睛一亮，大声说：“哦，你是xx啊？我崽在我面前把你的名字都讲了无数遍。”然后一阵张罗，拿出不知收藏了多久的糖和点心，摆上桌，倒茶，硬要我吃。

1973年底以后，形势有点好转了，也在知青当中招工了，开始有一些顶职的指标。所谓顶职就是：身为国家职工的父亲或母亲去世后，其子女可以顶替进厂、矿，招为国家正式职工。我妈妈去世后的当年12月，矿里也通知我去顶职，因为那年是招井下工人，我不想去，就没去。当时我们想得很天真，既然是顶职的指标，我不去也不要浪费了，今年就让我的一个堂兄去，明年有指标我再去。似乎天在助我，堂兄体检发现有肝炎而被刷下来了，我家的这个指标才得以保留下来。

第二年矿里又来招工了，这次是地面工。而我当时在林业站工作，矿劳资科的人在林场没找到我，却鬼使神差，一次开吉普车去圳水工区的路上，无意间看见了正在路边检尺的我，然后一群人围上来，同我说明来意。我一听这次是白沙矿务局机厂招工，也招女工，我就提出来让姐姐去顶职，因为我现在林业站工作还可以，而姐姐高中毕业后病休在家。矿务局机厂的那两位师傅听后，表示理解我的心情，但要回去征求矿“四个面向办”的意见。

几天后他们返回了林场，却苦于找不到我，吉普车在路上来回了几趟，也没能象上次那样和我奇迹相遇。不知怎么，雷知青知道了这事，那天晚上他打电话到林业站找到了我，激动地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怕我在电话里没听清楚，放下电话就要骑单车直奔林业站。只因那晚天太黑，路上伸手不见五指才作罢。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林场，矿务局机厂劳资科的师傅对我说：“你们矿里四个面向办不同意让你姐姐去顶职，说她去外地上高中没经过矿革委会同意。要顶职就只能你去，而且要快点去办，要不然今年的指标就会作废。”

1974年12月的一天，我挑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鲤鱼塘公社，和不少知青一起登上了矿里来接我们的汽车，离开了这片洒满汗水、泪水、欢笑和青春的土地，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活，开始了新的工作、学习之路……

那场席卷全国的知青运动早已结束了，但关于它的说法仍时有耳闻。有人说，知青生活有辛酸，也有欢乐，因而知青运动也有值得称颂的一面，没有它还没有这些欢乐呢。其实不然，这是搞错了欢乐的根源，知青生活有欢乐那是青年人的天性使然，即使在集中营，只要有活生生的青年人在，也总会有欢乐的。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大规模发配式的上山下乡，才真正扼杀了千百万青少年本该有的更多欢乐。

有人说，知青中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因而知青运动就是xxx陪养接班人的英明之举，即使有磨难也是“劫后辉煌”。其实，始作俑者的初衷是为了转嫁危机，当时的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打倒“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文件中的一句原话），大批青年学生无处安置，放在城里又怕不安定，才挥手指向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劫后辉煌”之说则更是荒谬，都已经被洗劫一空了，何来辉煌？即使“劫后”重建而出现了“辉煌”，也不是打劫者的功劳。就好象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涌现了许多英雄豪杰、抗日名将，难道因为这“劫后辉煌”，中国人还应当去感谢日本鬼子的侵略不成？

我真诚希望，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从此不会再有“焚书坑儒”，不会再有“三年自然灾害”，不会再有“文革”，不会再有砸烂了无数名胜古迹之后又花大力气重建的“劫后辉煌”……大家有力气、有脾气、有心计、有霸气，都用到那该用的地方去。

因为我们是国人，我们是同胞，我们要和谐，我们要团结。和谐了才能国泰民安，团结了才能强大，强大了才不会受欺负，才不会再有“甲午海战”，不会再有“九一八”……

    知青们已不再年轻。曾经揪扯着亿万人心扉的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逐渐远去成被许多人淡忘的历史。可是我们不愿这段历史被人忘记。因为它是我们用青春与激情、用汗水与泪水、甚至是用鲜血与生命写就的；我们这一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为此付出得太多。

    历史是人类最宝贵的遗产。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列宁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件小小的文物，尚可以因其蕴藏的历史信息而价值连城；何况是这样一段历史：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带着那样强烈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征；它饱含着太多的经验与教训，它震动着中国和世界。年老的知青们，已不可能从追忆这段历史中得到什么补偿；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后代，甚至世界和人类，需要因巨大的付出得到宝贵的收获。可历史又是最容易失去的遗产。且不说修建万里长城这么伟大的工程，到如今只剩下一个孟姜女的传说；也不说中国近代史上众多的人物和事件，我们已面对着各种不同版本甚至南辕北辙的记录和注释；就是我们亲历过的知青时代，也就在我们知青中间，现在已有多少不同的描述和评价？是革命还是劫难？是痛悔还是无悔？是激情还是痛苦？是收获还是毁灭？我们自己就争论不休。我们已经难以向我们的子女，清晰地描述我们的青春时代；那他们对他们的子女提起这段历史时，会怎么说呢？关于历史，有一句名言，就是“历史证明了什么都可以用历史来证明”。所以有人把历史比做一团面，它落到了谁的手里，谁就可以把它捏成自己希望的形象。知青的历史，在许多年后，出于许多客观和主观的原因，经过无数次遗忘、骟割、误解、歪曲，会变成什么样呢？它还能为人们提供正确的教训和启迪吗？只有最原始的资料，才是真正的历史。 如果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很好地总结、评价这段历史，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件事留给后人。我们应该相信后人的智慧。可记录这段历史，只能靠我们自己来做。除了我们，谁也不可能做好。一两个人是做不好的，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共同做。每一个人，不需要记载全面，只需要记录自己；不需要统一意见，只需要说出自己的看法；不需要说出真理，只需要说出真实。这样的作品，也许只是一只粗糙的土碗。可“鉴宝”节目中许多珍贵的宝物，不正是当年普通人家的普通用具吗？盲人摸象，是片面的典型；可把所有盲人摸到的部位归纳起来，不就是一头完整的大象吗？知青朋友们，拿起笔记下这段历史吧！这是我们这些退休的人群，当前能做的最紧迫、最有意义、最无可替代的工作。

                       谢谢真如非子的美文.

既欣赏真如非子的美文，也赞同政协兄跟帖中的观点．让我们各尽所能记录下当年自己曾经的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