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真如非子
-- 发布时间:2009/6/13 19:42:08
-- 苦涩的知青(上)
苦涩的知青(上) 卡车一路颠簸来到了永兴矮塘铺林场,在场部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他们都围过来同我打招呼,个个都喜笑颜开。妈妈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们新来的两个知青被分到了新塘果木队,把我安顿好后,妈妈就步行10多里路到我奶奶家,把奶奶也接过来看我了。看着这住的条件还算过得去,食堂伙食也不差,再看看旁边一群同样年龄大小的男、女知青都是眉开眼笑的,两位老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放心地回家了。那天,妈妈来去两趟,走了50多里路。 傍晚我来到了场部,因为朱同学的姐姐从家里让我带了一包东西给她。场部的住宿条件比我们的要好多了,有几间象样的宿舍,我们同班的几个男、女同学就站在女知青的宿舍前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不时有几个男知青从宿舍里伸出头来了望,他们也许感到奇怪,这几个男、女青年今天到底是怎么啦,敢这样无所顾忌地呆在一起到深更半夜? 我们七、八个男知青住一间房,就是一个大通铺,大家挤在一起,被子挨着被子。屋里有两个姓李的,一个会吹笛子,一个会拉二胡。笛子李是我同班同学,家也是七分会的,笛子吹得好,乒乓球也打得不错,还会画画,在矿里小有名气;他的头有点往左偏斜,据说是因为吹笛子、打乒乓球时间长而引起的。二胡李是七连三排的(那时全国学解放军,学校的班级也是学部队的样),人长得帅气,二胡拉得好,唱歌也不错。刘是我的同班同学,刚开始学拉二胡,声音刺耳、枯燥,但坚持不懈,态度可嘉;他在同别人闹意见的时候,喜欢悄悄地割断人家的鞋带,当受害者高声叫骂时,他又会把你单独叫到外面去,坦白实情以求和解。张是七连四排的,人很瘦小,和我差不多,他喜欢唱歌,比我好多了,但和二胡李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歌声不宏亮,显得中气不足。汤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是这里年龄最大的,有18岁了,在这个房间里小有威信,刘、张都听他的,他们似乎都同笛子李过不去。 有一天深夜,熟睡的我被一阵喧闹声吵醒了,是汤、刘、张在欢声笑语,从他们的言谈和动作中我明白了:“歪脑壳”(他们这样称呼笛子李)前几天买了一些鸡蛋准备带回家,就锁在自己的木箱里,现在拍打他的箱子就是要把里面的鸡蛋全打烂。汤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刘和张在欢快地拍打着……后来我把此事告诉了笛子李,他淡然一笑说:“让他们打去吧,鸡蛋早就托人带回家了。” 刚到果木队时正好种西瓜,一大片望不到边的西瓜地让我提前想到了大口吃西瓜的场景,要知道,从懂事起到现在,我吃过的西瓜全部加起来恐怕都没有一个整西瓜,因为每年最多能吃上一小片。西瓜地前方有一条县级公路,一头通向县城,一头通向青山陇水库,每天都有一趟客车往返。家住一工区的女知青谭义辉,性格活泼、外向,每当客车从这里经过时,都要对着马路大喊:“哎……我要回家!”她清脆的声音一响起,就象是收工的号令,在地里劳作的我们不由自主地放下了锄头,呆立在那里,远远地望着奔向县城的客车绝尘而去。烈日下,满是汗水的、稚气的脸庞,表情各异,想家二字涌上心头。 一天夜里,笛子李和二胡李突然在房间里争抢起来了,我挤进围观的人群,听了一阵才明白:原来他们怀疑二胡李同一个女知青要好,超过了革命同志的关系,二胡李矢口否认,旁人一起哄,笛子李就要二胡李交出女知青写的那封信以澄清事实,二胡李不肯,笛子李就动手了。这时我没有过去扯架,而是一下就把电灯关了,在我拉下开关的瞬间,突然看见了二胡李无助和绝望的眼神,我动了恻隐之心,想收手刹车,但来不及了:灯灭了,那封信被笛子李抢到手了。好奇心驱使我做了一回帮凶,因为我也想知道那封信的内容。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汗颜。 和我同一天到林场的谭知青,全没有了登车出发那天的没精打采的落魄样,白净的脸庞开始红润起来了。那天队里出墙报,不知为什么安排我俩写文章,那时写文章要斗私批修,要有针对性的。她写的内容是批评有些知青出工不出力、纪律性不强什么的,落款是用汉语拼音,但用的是真名。我写的内容是批评有些知青不节约用水什么的,用的是笔名。墙报一出来,舆论哗然,全都是指向她的:“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现在也教训我们了!”“你以前有难的时候我们还帮过你呢,现在你就神气了是吧?”……她听了心里很难受,曾有过一段难言的坎坷生活经历的她,何尝愿意人斗人?她苦笑着对我说:“不这样写又通不过,这样写又得罪人。还是你聪明,用的是笔名。”从她宿舍里出来时,她给了我一张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我一把捏在手里没看,想等回去再慢慢看。我刚出门就被一个尾随而来的男知青逮住了,他姓王,和谭知青的家一样,也是二工区的。他皮肤很白,可惜呀,小时候外婆带他时不小心掉到火坑里一次,脸被烧伤留下了伤疤,看上去有点惨不忍睹。他要看我手上的纸条,我不肯,他就说:“你不给我看,我就告。”这句话把我震住了,就把那张纸给了他。他夺过去一看,不知是因为没看到他希望看见的东西还是怎么,他鼻子哼了一声,几下就把那张纸撕碎了,摔在地上走人。不过还好,事后他并没有去告密。 下乡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我请假回家了一趟,妈妈很高兴,说我人长高了,声音也变粗了,快长成一个男子汉了。她做了很多好吃的菜给我吃,等我吃完饭了,她才脸色一变,严肃地对我说:“听学校说,你在和张xx谈恋爱?”我一听就吓蒙了,忙矢口否认。妈妈说:“你还不老实?她给你写的一封信都被别人交到学校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学好的话,搞资产阶级那一套,你长得再高,我站在凳子上也要打你!” 第二天上午我外出回来,在路上与张同学迎面相遇。我心里很想和她说话,但我害怕:既怕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又冒出来,也怕别人看见。她红着脸看着我,一步步向我走来,我们擦肩而过,象陌生的路人一样,彼此没说一句话。那年月,我们要自觉用xxx思想武装头脑,改造世界观,就象除草时也把麦苗、稻苗拔掉了一样,许多美好的东西都被装进了资产阶级思想这个筐里而被扼杀了。也许,从她父母亲给她取名字的那时起,就注定了我们最终不能相爱,因为:我不是英雄;或者,我同她的前世修行只有百年以上、千年以下,因为:“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在这里,通过连接千家万户的互联网,我向她表示由衷的祝福,祝她健康、平安、幸福! 从家里回林场后,已是瓜果飘香的时候,队里安排我们去守桃子、梨子、西瓜。男知青一般是上晚班,开始时我循规蹈矩,上班带个水壶,渴了,喝水;饿了,还是喝水。后来有一天晚上,我思想斗争了很久才伸手摘了一个桃子,确信周围没人后就把它吃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随身依然带着水壶,里面的水只是用来洗水果了。一天,我和笛子李上晚班,队长指着两颗梨树对我们说:“要注意保护这树上的梨,它们是优良品种,做实验用的,不要让人偷了,就是掉在地上也要给我捡起来。”他不说还好,一说,我们就专吃这两棵树上的梨,味道确实不错。 桃子、梨子摘完后就要给果树除草、施肥了,这时我的体力差距就显现出来了。我和笛子李一块锄草,往往是并排出发,一会儿他就把我甩出一截老远,然后他就回头帮我把前面的草锄掉,我们又并排站在一起了;之后他又是一阵风似地往前锄,把我又甩开了,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用尽全力都赶不上他。他在远处停下来,回头看我,摇头笑一笑,转身又来帮我。 后来队里成立了科研小组,组长是队里最年轻也最有技术的一名青工,知青里面他选中了我,他跟队里说:这个人力气是小,但记性好,脑子活。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妈妈,她知道后很高兴,还跑到县城去帮我买书,可惜没有合适的。妈妈托人给我带来了一本书:米丘林的苹果树栽培技术,并写了几句话给我:“参加科研小组是好事,你们青年人要努力学习,发挥自己的长处,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这本书我知道你们林场用不上,但书店里确实找不到什么有用的科技书籍了,你将就看一看吧,兴许有些内容有用。” 科研小组使我扬长避短,真正发挥了作用,从中我学到了许多果树栽培、施肥、嫁接方面的技术和诀窍,也为小组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他人难以替代的贡献。我渐渐觉得似乎有点作为了。 但是好景不长,队长一声令下就把我调到龙塘工区去了。在我去龙塘的先一天晚上,姐姐正好从县五中过来看我,我和姐姐、谭知青三人坐在果树林里聊天,谈了很久。谭问我:“你有没有得罪过刘队长?听说是他要你去龙塘的。”我想了想,应该没有;我再仔细想了想,依稀记得有一次同一个男知青开玩笑说:“刘队长和刘少奇是不是俩兄弟啊,怎么叫刘少强呢?”要说冒犯他,绝对就只有这一次,看来是被那个知青告发了,为了献媚,还不知他跟刘副队长会怎么说呢? 龙塘工区以造林为主,成天都要砍山、挖山,劳动强度很大。砍山:就是用长砍刀把山上的各种灌木、野竹、杂树、荆棘、藤齐根全砍掉;挖山:就是用锄头把一座山全部翻垦一遍。简而言之,就是用原始的工具、原始的劳力,给荒山剃个头、变个脸。那里的知青大部分都是马田矿的。每天清晨就要起床,先是到井边去磨刀,然后洗脸、漱口,接着就上山去了,早饭、中饭都是在山上吃。我刚来这里,连刀都不会磨,本来就身体瘦弱,没什么力气,刀又不利,每天砍山我都要落后人家一大截,这里可没有笛子李那样的朋友来帮我。我拚尽全力去砍,全身汗水湿透,衣服上出现了一块块白色的汗渍印,象晒干的海盐。因为劳累过度,人都有一种虚脱的感觉,送饭的来了,虽然我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但却吃不下几口饭。 和我同来龙塘的一个知青,是矿里四分会的,姓刘,比我大两岁。一天早晨,起床的铃声刚响,他就突然从床上滚到地下,两手按着肚子,大喊胃痛。他在地上翻来滚去的样子很痛苦,豆大的汗珠都冒出来了。我急忙跑出去把班长叫来了,班长一看这架式还了得,急忙吩咐叫卫生员过来,并交代说让他休息一天。晚上我收工回来问他:“你胃痛好了没?”他关上门对我说:“没病,是装的。”后来我也学他,如法炮制,居然也赚了几天休息。 妈妈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情况,一天她来到龙塘工区看我,同行的还有湘永矿知青带队的何老师。何老师到场部开会时,她对场领导说:“你们林场对我们知青也要多关心一下,他在果木队科研小组做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把他调到龙塘去?人家还是一个15岁的细伢子……”场长批评了刘队长,之后刘队长就把我调回来了。 回到新塘果木队后的一天晚上,场部放电影,在露天放映场地里我遇见了朱同学,我很久没和她见面了,感到很亲切,想和她说话,而且自顾自说个不停。也许是电影开演了,她想看电影;也许是我说话的声音太大,引起旁人侧目,她感到不安……反正她心不在焉,有一句没一句的应付着。我见她无心交谈就想走开了,谁知她最后来一句:“你还好意思回来啊?”这句话呛得我半天回不过神来,我究竟因为什么而要不好意思,又为什么不能回来呀?她给我的映象一直都是两重性:有时热情大方、亲切可人,有时冷语相向、拒人千里。就好象她戴上眼镜时,显得端庄、秀丽,文质彬彬;摘下眼镜时,又显得陌生、模糊,失望频频。 回到果木队后不久就是寒冬了,那时我们也参加了挖山造林的大行动。那一年元旦,大雪纷飞,我们一群知青奋战在山坡上,一排排银锄扬起又落下,有人对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引吭高歌,兴致勃勃地学着智取威山里杨子荣在唱:“溯风吹,林涛吼……” 不久我又被调离了新塘果木队,不过这次似乎是美差:是受县林业局的邀请去支援林业站的工作,每个月有18元的津贴,另外还有每天0.2元的生活补助费,这可是一笔不小的现金收入呢。我们果木队一共去3个人,另两个人是队长的儿子李祖材和二工区的王知青。当我们在鲤鱼塘林业站登上卡车准备出发时,我妈妈不知怎么突然出现在车旁,她本来是要去果木队看我的,在路上听人说了我的新去向后就急忙赶来了。她有几次要爬上卡车,想同我一起去,但我想到我们都不知要到哪里去,也不知有多远,还不知那里有没有汽车回来,妈妈如果和我一起去,到时怎么回来?所以我就要妈妈不要上车。卡车启动了,妈妈目送着我们离去,很远了还站在那里向我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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