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王吴芮第三子吴浅，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9月因为其父长沙王的功德而被封为便侯，食邑二千户。便侯国，在今湖南永兴县。吴浅做便侯三十七年后，于公元前157年去世，谥号“顷侯”。便顷侯生子吴信，汉孝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嗣封为第二代便侯，在位六年后去世，谥号“共侯”。便共侯吴信生子吴广志，汉孝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年)嗣袭封为第三代便侯。便侯吴广志生吴千秋，孙嗣第四代便侯。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实行削蕃政策，加之吴千秋“坐酎金罪”，侯国被废除。吴千秋迁居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至此，长沙王吴芮第三子吴浅这一支后裔从湖南永兴一带向北远迁山西，后裔散居中原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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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芮6子中，其他几支均传至三五代便告终结，独有第3子吴浅家族一支，绵绵不绝，但到第5代以后，也离开湖南，北迁中原。

坐酎金罪-----酌,是一种醇酒;金,是祭宗庙时诸侯所献的贡金。此律是惩罚诸侯在酌祭时贡金不合标准的法律,强制和考察诸侯王忠于汉朝廷态度的法律。

犯了没有按照规定缴纳酎金的法制，被削去侯爵。

坐是因为的意思

汉武帝时定制的规矩: 酎,是一种祭祀用酒,通常是第一年年初预备,第二年祭祀祖先使用.祭祀之时,通常是冬天岁末,皇帝要求诸侯贡献一定金钱来助祭,算是现在宗族祭祀所向族里摊的银两. <资治通鉴>汉武帝部分,记载了一次酎金事件,当时被处分的诸侯很多,结果大多是废除爵位.此次酎金事件与较早时期的"助军款"有关系.当时,只有一个富豪捐了钱,大多数达官显贵都很少动作.富豪被汉武帝当作楷模宣传奖励,而酎金事件也清算了一批拖欠"助军款"的诸侯. 酎金，音“昼”。是太庙祭祀时诸侯助祭的供金。西汉为削诸侯，每以酎金的问题削夺爵位。故有“坐酎金失侯”的事。 皇帝与诸侯乃君臣，皇帝太庙祭祀，诸侯必须进贡相助，这样的专门贡献就是酎金。汉武为削夺诸侯爵位，把酎金的标准提的很高，以至不少诸侯不能完纳，于是朝廷便以不纳酎金为名削其爵。 坐酎金失侯，应为“坐酎金，失侯”。 坐：在此当“因为”讲。 酎金：在这里需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酎。 历时较长、经多次酿制加工的酒叫酎(zhòu，宙)。《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天子饮酎，用礼乐。”郑玄注：“春酒至此始成，与群臣以礼乐饮之于朝，正尊卑也。”这就是说酎与春酒同实而二名。汉代的“饮酎”则是一种祭祀：春酒酿成时皇帝用以献于宗庙。《汉书·景帝纪》：“高庙(汉高祖刘邦的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颜注引张晏曰：“正月旦作，八月成，名曰酎……至武帝时因八月尝酎，会诸侯庙中，出金助祭，所谓‘酎金’也。”所谓正月旦作、八月成，是就汉代历法而言。汉以夏历十月为岁首，则其八月为夏历五月，十月为孟冬(冬季第一个月)，五月为仲夏(夏季第二个月)，符合上文所说的春酒酿造的时间，只不过汉代的“饮酎”之祭迟于《月令》所说的天子“饮酎”一个月而已。酎金的规定自汉武帝(一说文帝)时实行以后，几乎又成了中央政权削弱诸侯势力、剥夺诸侯封地的借口。《史记·平准书》：  “至酎，少府省(检验)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集解》引如淳曰：“《汉仪注》：‘王子为侯，侯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以助祭。大祀日饮酎，饮酎受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成色不好)，王削县，侯免国。”《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初，建元三年，  [汉武帝]微行(改装外出)始出……微行常用饮酎已。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其中“微行常用饮酎已”，意思是武帝偷偷出宫游猎常常是在“饮酎”之祭行过之后，所以下句说“八九月中”。汉之八九月正是盛夏，庄稼遍地，所以当武帝及其从人“驰骛禾稼稻秔之地”后，“民皆呼号骂詈”。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酎金不足而失去了爵位。

松柏出土的西漢木牘-------便侯三百七十一人參更更百八十六人受邔侯四十一[人]臨沮二十九[人]余二十三 人當減  

　------便侯，據《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漢惠帝七年始封長沙王子吳淺，侯二千石，傳四代。牘文所記“便侯”應是第三代“侯廣志”。便，《索隱》曰：“《漢志》縣名，屬桂陽。便，音鞭。”《漢書補注》王先謙曰：“《一統志》，故城今永興縣治。”史書所記便的地望與牘文所記的“便侯國”相隔遙遠，隸屬也不同，或因兩字同音致誤。劉瑞先生已指出，便侯國地并非在桂陽郡的“便”，而應在南郡的“編”。

“便侯三百七十一人，參更，更百八十六人，受邔侯四十一[人]、臨沮二十九[人]，余二十三人，當減”。據“參更，更百八十六人”，應需五百五十八人，牘文記“便侯三百七十一人”與之相差一百三十七人。又，“受邔侯四十一[人]、臨沮二十九[人]”，共七十人，不足所差之數，但牘文又記“余二十三人”，兩者矛盾。由此可知，“便侯三百七十一人”之數有誤。如果其它數字不誤，便侯的卒數應是六百零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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