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由北京学生发起的天安门“五四”游行示威，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这场运动中，有一名湖南永兴籍的青年大学生表现得格外活跃和勇敢，备受人们的注目和崇敬，被誉为“湖南虎”。这只“湖南虎”指的就是廖书仓。

　　
　　爱国激进的永兴青年
　　
    　廖书仓　,字大酉，１８83年生,湖南永兴县鲤鱼塘山下村人。
　　廖书仓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前夜。他从小便受到爱国和革命思想的熏陶。耳濡目染，幼小的廖书仓便萌发了朦胧的反帝爱国思想。
　　１９１2年，考入长沙某中学。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系.　为寻求救国之路，廖书仓进行了探索。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发起组织了新文化运动。廖书仓是《新青年》和《晨报》等报刊的最热心读者，每日必读。读报之余，他还经常和同学交换意见，讨论国事。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廖书仓　在《新青年》的感召和新文化运动的鼓动下，更加关注时事，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他在学习功课的同时，如饥似渴地寻求着各种新知识和新思想，提高自己的整体素养。思维本来就很活跃的廖书仓，在新思想的启迪下，以敏锐的目光对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加以评议，他颇有政治见地的评头论足，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
　　
　　１９１８年５月，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驻兵东北，出卖中国领土和军事主权。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早在１９１８年４月间，中国留日学生就获得这一协定的秘密消息，他们进行了集会和散布传单的活动。５月上旬，留日学生议决组织救国会，在东京举行集会和游行，表示严重抗议。但是，他们的活动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这就更激起了学生们的义愤，便决定一致罢学回国。中旬，留日归国学生代表阮湘、李达、龚德柏、王希天四人回到北京，曾和北京大学学生中的进步学生邓中夏联系，共同商讨行动计划。得知留日学生的不幸遭遇，廖书仓义愤填膺，明确表示决不容忍北洋军阀政府的卑鄙勾当，串联北京各校和归国学生一致行动。他与北大学生中的爱国积极分子邓中夏、许德珩到湖南会馆看望代表们，商讨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２０日晚，他们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大会，并决定次日到总统府请愿。２１日上午，中国学生举行的第一次示威性大请愿和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爆发了。北京大学、高等师范、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学生两千多人，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宣布并废除“军事协定”。虽然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学生们听信了冯国璋的花言巧语，这次运动没有达到直接目的，但它却推动了１９１９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前奏。
　　　　 1919年3月23日，邓中夏、廖书仓、许德珩、黄日葵、罗家伦等 北大学生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毛泽东也是讲演团成员之一。蔡元培对这个社团非常重视，说“用讲演的形式与平民以知识，也是一件好事”。讲演团以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为指导，每周星期日下午到城内4个讲演所讲演。后来深入到北京附近的工厂农村，开始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讲演团中的共产党员还结合该团的活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平民教育讲演团对于五四运动的发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五三会议的组织者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５月１日，上海《大陆报》最先透露了中国外交在和会上失败的消息。５月２日，身为徐世昌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的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再一次证实了这一消息。闻讯，国民震惊了，纷纷表示要誓死力争，救国图存。北大沸腾了,愤怒的学生代表们决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    

　　５月３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合理要求被拒绝的消息在北京报纸上正式发表。全市爱国学生群情激愤。这天是个星期六，北大法科学生在学生食堂刚吃过中午饭，人还没散，廖书仓跳上一个桌子，挥着胳膊大声说：“今天晚上我们在法学院的礼堂集会。我们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我们要把国家兴亡担在自己的肩上。要么中国，要么死。”廖书仓写一手好字，学校附近很多商店都请他写招牌，所以在学校里外都很有名。大家都认得他，也都听他讲话。

     晚7时，北京大学法科（当时亦称第三院，地点是皇城东面北河沿、孟公府及箭杆胡同之间）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参加学生一千多人。其中即有高师、工业专门、法政专门等学校代表参加。大会推举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见<<北京大学校史>>第74页]。黄日葵等三人负责记录，许德珩负责起草宣言。会上，廖书仓宣布了这次全体学生大会召开的目的和意图后，就请《京报》的主笔、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负责人邵飘萍先生报告了青岛问题、山东问题以及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其后，学生争相讲演，声讨、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会议气氛严肃悲壮。廖书仓适时地带领学生们高喊口号，将会议的气氛推向高潮。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开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以示斗争之决心。经过热烈讨论，大会一致作出如下决定：５月４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通电各界一致奋起抗争；通电全省于５月７日举行爱国游行；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十一点了，但大家并没有回去休息，而是忙碌着做各种准备工作，他们有的负责联络其他学校，有的起草宣言、电报、传单，更多的人则是制作旗帜、标语等，有人甚至把自己的床单扯做旗帜用。廖书仓和大家一样，彻夜未眠，紧张忙碌着，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
　　
　　 天安门游行示威的领军人
　　
　　４日上午９时许，北大等十三所大专学校的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商议天安门游行具体事项，当学生队伍正在集合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次长慌张跑来，不准他们去游行，北大学生代表廖书仓廖书仓、邓中夏、黄日葵等十余人和他展开了辩论，这位次长瞠目结舌，无言答对。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奔向天安门广场。　　

      当学生队伍正在天安门集合时，那位曾经阻挠北大学生出发的教育部次长又跟踪而来，他蛮横地说：“我承教育部命令来此，请大家从速解散，有事可推出代表办理。”学生们拒绝了这一无理的干涉，齐声高呼：“我们今天的行动，教育部管不了！”这位次长毫无办法，急匆匆地溜走了。
　　学生们在天安门集会，宣读了国民杂志社代表许德珩负责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宣言揭示了日、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呼吁人们要在“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奋救”，并表示对卖国贼要诉诸武力，“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

      下午1时，各校学生打着写有“收回山东特权”、“惩办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的标语，陆续云集在天安门广场。临时推举的大会主席廖书仓宣告大会正式开始；接着，各校代表纷纷登台演讲。只见参加集会的男女学生人山人海，旗子、横幅如林蔽日，随风抖动，猎猎作响。

        长安街上挤满了赶来围观的各界人群，潮水般地一同涌向天安门。北京大学师生作为参加游行的主力，因路上警察多番阻拦，最后几乎是小跑般地赶到了广场。李大钊等人也随着学生赶来了。

      集会讲演之后，大会主席廖书仓当场宣布：“游行开始！向东交民巷前进！”以北大学生为前导的声势浩大的爱国游行遂开始了。走在游行队伍最前边的两位身材高大的男同学举着白布做成的横幅，上面写着十个斗大的毛笔字：“收回山东示威游行大会”。后面有人举着一幅中幡，上面竖写着两行大字，合成一幅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落款写着：“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刹时间，随着游行者手中的小旗举上落下，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荡着古城北京，向着神州朗朗的长空飘散而去……
     作为这次集会的召集人之一，廖书仓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忙着做组织工作.
      游行队伍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保卫主权”等口号，浩浩荡荡地直奔各国使馆所在地东郊民巷，当队伍行至东郊民巷西口时，遭到守卫在那里的中国巡捕的阻拦。这进一步激怒了广大的爱国青年，于是游行队伍像滚滚怒潮涌向东城赵家楼曹汝霖住宅。

　  学生到达赵家楼胡同时，曹宅内外，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学生们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一部分爱国学生攀墙冲进曹宅，一学生打开大门，大家如潮水一般一拥而入，把曹宅什物捣毁一空。觅曹不着，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愤怒的学生在曹汝霖卧室点燃了绿色的罗沙帐，顿时火起，烈焰冲天。
　　火起之后约半个小时，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当场逮捕学生３２人，其中北大学生２０人。廖书仓及时组织学生们迅速撤离。当天，教育部给北大发出训令，要求“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者，应即立予开除，不得姑宽”。压迫愈强，反抗愈烈。５月５日，北大学生约同北京其他各高等学校开始了同盟罢课，齐往总统府请愿，要求开释被捕同学。在广大爱国师生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重压下，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反动政府不得不于５月７日释放被捕学生。被捕学生归来，廖书仓和北大全校学生聚集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举行欢迎大会。学生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在这次集会和游行示威中，北大学生成为主力军，廖书仓与邓中夏等人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作为很有号召力的学生领袖，廖书仓以最大的热情投身这场爱国洪流,像劲力充沛的老虎一样，活跃在京城的大学生当中。　

   北大毕业后，1925年春,廖书仓受校长蔡元培聘请,留校任职，翌年聘为法科讲师.1927年冬,因军阀混战,局势混乱,廖书仓愤而率家小回家乡隐居.1928年,被地方推举为唐明乡铲共委员会主任.其后,廖书仓到外地当教员.直到1949年湖南解放,廖书仓又留在家乡教书.曾任永兴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0---1952年,两次出席省人民代表会议.1952年冬,因历史问题被县公安局逮捕.1954年释放.1955年病逝于老家.享年72岁.其子孙后代仍在当地务农.

[曾参考<<北京大学校史>><<永兴文史>>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