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蔷老
-- 发布时间：2009/11/26 16: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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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右派”生涯纪事 作者 李北兰 1960年，共和国饥馑的年代。因父亲右派问题被捕劳改，我当年高小毕业没考上初中，便和本区同龄或大三岁（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的右派子女，以及部份右派份子，“上山下乡”来到重庆市北碚区朝阳街道公社所办的西山坪街道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62年农场撤办。 寒夜里的两盏“红灯笼” 1961年1月17日晚上，轮到我和同组另外两个13岁的小伙伴成小眉、谭必全到“下屋基”值夜班守菜地――因附近的饥民常常在夜里成群结队地到农场来偷菜，故场里让场员轮流值班，以“保护集体财产”。 “下屋基”是一幢破败的土墙房子，离场部有一里多远，四周是农场的菜地，故专用着值夜班轮换之用。下半夜，瘦得像一把镰刀的上弦月落山，夜黑沉得愈发叫人发悚。尽管值夜班守菜地也不是头一回，但不知怎么的，却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笼罩在我们的心头：“今晚该不会出什么事吧？！”那时，全国上下正在学习刘文学，刚刚才摘下红领巾的我们自然也曾举起拳头在英雄遗像前宣誓，然而，一旦那些手持砍刀、被饥饿折磨得近乎于疯狂的偷菜的农民真的出现在眼前时，却又难保不拔腿往回跑……恐惧、寒冷、饥饿轮番“轰炸”，我们不由得紧了紧在凛冽的寒风中犹如一张薄纸的棉袄，在“最佳了望哨”，即一块突兀的大石头上绻缩成一团。 好在我和小眉自幼爱看书，肚里都装着一箩筐故事，于是，便你一个《十日谭》，我一个《聊斋志异》地摆起龙门阵来，直到困倦和疲惫阵阵袭来。“好像有什么声音？”迷迷糊糊之间，忽听得谭必全喊。“偷菜的……”我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不，不，是飞机，飞机！听……”小眉说。果然，一阵飞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抬头一看，只见茫茫的夜空中有两盏又大又圆的“红灯笼”，红得惊心，红得骇然，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那“红灯笼”便随着低沉的轰鸣声从我们的头顶掠过。不知为什么，我竟想起小时候邻居家死了人，在夜空里施放的孔明灯。 兴奋、疑惑，不安，值到另一组值班的小场员到坡上来接替我们（每三小时换一次班），我们都还在争论：“那‘红灯笼’肯定是飞机的前灯！”“飞得那么矮，该不会是敌特的飞机吧？”“敌特的飞机能深入到咱们四川腹地来吗？”“恐怕还没过边境，就被解放军打下来了……”然而，不说“敌特”还好，一说“敌特”，大家都兀自紧张起来，即便回到生有一堆篝火的值班房，还时不时看一看四面通风的门窗，生害怕有“空降特务”冲进屋来。毕竟还是13岁的孩子，最后我们还是架不住瞌睡虫的催促，在忐忑不安之中，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 离天亮大约还有两个多小时，该我们三个小伙伴值最后一班岗――以往的“窃菜”事件几乎都发生在黎明前的黑暗，而半夜时分的那两盏“红灯笼”的阴影尚未消散，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尽管害怕，尽管留恋值班房里那堆像母亲一样散发着温馨的篝火，但我们还是互相鼓励着冲进寒气逼人的夜空。 再坐到已凝上一层薄霜的“最佳了望哨”时，我们已全无睡意，虽“沉默是金”，但我们的心里却在不停地祈祷：快快天亮，快快天亮……拂晓时分，天黑得像一口倒扣的大锅，使劲睁大眼睛，也看不清眼前的一草一木。头天晚上那顿打了折扣的“吹吹”稀饭早已化成几泡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我便摸到菜地边掐了几根白菜头，不辨滋味地嚼起来。“小声点……有贼！”机灵得像一只猎犬的谭必全“呼”地一下掀开棉帽的耳朵。我们屏住呼吸仔细倾听了几秒钟。“嚓嚓嚓，嚓嚓嚓……”下面月亮田里的砍菜声明白无误地传入我们的耳鼓。“有人偷菜！”我们几乎是下意识地往月亮田那边跑去。夜雾茫茫，我们看不见偷菜人，只看见无数把雪亮的砍刀在夜雾中闪动。 “过来嘛，过来就砍死你们几个小崽儿！”尚未跑拢，便听得一声低沉的断喝。我们赤手空拳，自然不敢上前去阻拦，但“责任”却使我们不敢拔腿往回跑，于是便跑到迎风坡上扯着嗓子向场部大喊：“场长，有人偷菜！场长，有人偷菜……”两股颤颤，那喊声自然也不利落，遥遥的拖腔在漆黑旷远的夜空里显得格外凄楚、悲凉。一会儿，忽听得场部响声大作，叫骂声、吆喝声、犬吠声、鸡鸣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几声朝天开的枪响，“嚓嚓嚓”的砍菜声骤然消失。 正呆若木之鸡之时，却见高大健壮，有着一副男人大嗓门的场长肩扛枪、手持电筒向我们跑来，身后还跟着几个民兵。“为什么不早一点喊？月亮田的莲花白（即卷心白菜）几乎全被砍光！”还好，她没有像往常那样拿我们的“高成份”来上纲上线。正兀自庆幸时，却听得她嘴里吐出一串国骂：“……值班不负责任，扣你们的罐罐饭！”斯时饿得人生菜都能吞下肚，“扣罐罐饭”的惩罚比挨打还要令人绝望。 天刚蒙蒙亮，我和小眉像霜打的茄子蔫蔫地踅回场部，准备“享用”值夜班挣下的半天休息时间，并相约着等午饭时间过了再起床，免得被场长“扣罐罐饭”后看见人家吃午饭则饿得更厉害。 路过离场部不远的长满水草的大堰塘时，我们不由得停下脚步，堰塘边那块光滑的洗衣石旁，分明飘浮着一张折叠的纸。受好奇心的驱使，我们用一根小木棍将那张纸拨到塘边。拾到手里，却见那纸折了四折，边沿还订了一颗订书钉。“这是什么纸呀？还用得着钉这么牢？”扯掉订书钉，将纸展开一看，我们却傻眼了：原来是一张印有“台北”字样的彩版反动宣传画……“哇，果真是敌特飞机！”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昨晚掠过头顶的那两盏“红灯笼”，随即便像开水烫了手似地将那传单扔在地上。然而我们明白，现在就是扔掉传单也脱不了干系――扯掉的订书钉不可能完全复原，如果这张被人拆看过的传单被搜山的民兵拾到，清查下来，我们笃定吃不了兜着走。商量过去商量过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拎着那张湿滤滤的反动传单到场长那儿去“自首”。 没有多少文化、但阶级斗争的弦一向绷得很紧的场长，还没等我们“申辩”完，便暴跳如雷：“好哇，丢菜的事还没了结，现在又看反动传单……等我搜完山再跟你们几个‘小右派’算帐！”说罢，便气哼哼地带着几个武装民兵搜山去了。尽管惴惴不安，但我们回到宿舍后还是一觉睡到吃午餐的钟声敲响。也许是场长太忙，忘了对我们进行“惩罚”，我们端着碗到伙食团去，竟顺利地打到了饭菜。 吃饭时，方知场部已下命令：凡拾到反动传单、空投食物不交者，一律送交公安局，凡传看反动传单、偷吃空投食物者，格斗勿论。 忐忐忑忑一直捱到晚上，也不见场长的踪影，其间，便听得场员们纷纷传说：昨晚，敌特飞机是从西藏方向低飞入四川盆地的，过西山坪时撒下传单，过白羊坝和二岩时还撒下了面包、腊肉、糖果等食物。据说，白羊坝和二岩的老百姓不听干部和民兵的劝阻，悄悄将“有毒”的食物捡回家去“打牙祭”。“怎么不给我们空投点食物呢？就算是有毒我也要把它们吃下去，死了也是个饱死鬼！”传说者传说之后，往往还要不无艳羡地添上这么一句。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没见场长回来，我们心里才稍微放松了一点：“她忙她的阶级斗争去了，一时半会是顾不上来‘理麻’我们的！” 第三天上午，场长带着几个神情疲惫的武装民兵回到场部，她当即宣布：“晚上开斗争大会！”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小眉的心直往下沉――看来是在劫难逃了…… 晚上，当场长在马灯霍亮的斗争台上大喊“把人给我押上来”时，我们才发觉民兵的枪不是对着我们，而是对着几个平时“不接受改造的”右派份子和“专与领导作对”的捣蛋份子。“你跟空降特务有什么联系？”“空降特务给你布置了什么破坏任务？”“你吃了刮民党好多面包和腊肉？”“你们的联络信号是什么？”这“痛打落水狗”的斗争自然是既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不斗得被斗争者趴到台上不能动弹，是不会罢休的，然而这斗争也多半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没有什么“空降特务”，这些被斗争者也不可能吃到扔在十几里外的二岩和白羊坝的“有毒”的面包和腊肉。 由于场里一连数晚上都开斗争会，场长早把要对我们几个“小右派”实施“惩罚”的诺言忘到九霄云外。 挡路的“大石头” 1961年春节前的那个星期天，气温骤然下降，从中午开始，便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重庆鲜见的大雪。尽管天气恶劣，但回北碚街上休假（农场每周日休息一天）的场员们傍晚时分还是冒着大雪陆陆续续归场：一来是为了赶那顿属于自己的晚餐（过时作废），二来也是怕场长每周日晚上的“大点名”――若迟到或旷工，轻则扣“罐罐饭”，重则批斗。 吃罢晚饭，正呆在寝室里等场长来点名，忽听得男寝室那边一阵大哗。“这家伙吃了豹子胆？竟敢不按时归场？恐怕又是去搞什么破坏活动了……”原来，场长点名点到其中一间寝室时，发现少了一个姓李的右派份子，故而大发雷霆。同寝室的另一个右派份子迟疑了片刻，便立正着说：“报告场长，李某某已经生了好几天的病了，会不会……”话音未落，便被场长的一声断喝打断：“闭上你的臭嘴！你和那个家伙狼狈为奸，以为我不知道？我问你，那家伙哪一顿少吃过一口？分明是装病，逃避改造！”场长手中挥舞的棍子，差点敲到那个“多嘴多舌”的右派的头上。 刚刚跨出寝室门，场长便气极败坏地喊道：“下山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几个武装民兵不敢怠慢，立即背上枪冒着风雪下山去了。 长年睡阴暗潮湿的地铺，有一段时间，我的腿脚夜夜抽筋。这位懂医的李姓右派，曾主动为我扎了几次银针，使我的病情大大缓解，因而对他颇有好感（虽然有时也暗暗批判自己没站稳阶级立场），再加之他是我们这个组的组员和“监管对象”（小右派监管大右派），朝夕相处，多少有点“息息相关”。故我半夜睡在床上竟不能成寐，心里一直都在嘀咕：若被民兵五花大绑押回来可就惨了！ 第二天清晨起来，山野一片银白，铺在石板路上的积雪足足有半尺厚。吃早饭时，便从其他场员的口中得知，昨晚，冒着风雪下山的民兵和李姓右派至今尚未归场。这一下，心中更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看来，是凶多吉少了！” 12、13岁的孩子都是忘忧草，吃过早饭，我和同组的几个小伙伴扛着锄头，打着雪仗，嘻嘻哈哈地顺着铺雪的石板路向远处的田地走去。刚刚转过离场部约一里路的松林坡，一位眼尖的小伙伴便停住脚步大喊起来：“看，那是什么？”原来前面石板路的中央，横亘着一大砣积雪覆盖的东西。“大惊小怪，不就是坡上滚下来的一块大石头吗？”“走，我们去把它掀开，免得挡路。”然而，当我们用锄头勾着那“石头”准备往坎下掀时，却发觉有点不对劲：“这是什么石头呵？怎么软塌塌的？”三锄两锄刨开积雪，却见一件看上去有点眼熟的黑色棉大衣，再仔细一看，棉大衣里还绻缩着一个僵硬的人……“我的妈呀！”还没看清楚那人是谁，我们便吱哇大叫，并丢下锄头往回跑，后面跟来的几个小伙伴见状，也慌不择路地四下逃散。 听了我们的报告后，场长铁青着脸，从牙缝里挤出一声国骂：“他妈的！”随即便带着场部的几名“官员”直奔现场。惊惊惶惶之中，有消息传来：死者正是那位李姓右派，据说从他的身上搜出了病假条和一张住院通知书。“这人也是，看都看得到场部的灯光了，怎么就倒在雪地里了？其实，只要再坚持十分钟，就有活的希望……”“病、饿、冷、累，再加之急，他能从北碚街上走上山，都算是奇迹了！只可惜……”“肯定是回农场来请病假的，谁不怕场长的‘周日大点名’呀……”也许是“兔死狐悲”吧，那天上午，我们这组的大右派和小右派皆无心做活路，第一次有了“共同语言”。 中午时分，几个武装民兵也一溜一滑地返场。他们声称，他们当晚就赶去了李姓右派的家，但却扑了一个空――据李姓右派的家人说，李姓右派已在两小时前出发返回农场。“既然这家伙已经返场，那我们也用不着再回农场去了。”因风雪太大，民兵们便“梭”回各自的家“温暖”了一夜……当他们得知李姓右派已用不着他们那根粗壮的绳子“伺候”时，全都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 山路上“蹉跎”的端午节 1961年端午节的早上，我和12岁的许陵陵抬着一只足足有我们半人高的粪桶，跟着场里其他担大粪的大人和半大人，说说笑笑地向十几里路外的二岩和白羊坝走去。白羊坝是嘉陵江温塘峡里的一个码头小镇（后因泥石流全部搬迁），二岩是紧靠白羊坝的一座山崖，崖上就是广义的西山坪。 二岩的笔陡早就有所耳闻，曾从一个“反革命罪行”展览会上看到，某人嫌妻丑，便把妻子骗到二岩推下万丈深渊……虽有思想准备，但一旦真的站到林木幽深、地势险要的二岩顶，我们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斧劈刀削般陡峭的崖壁上，一道用人工凿出石梯几无曲折地一沉到底，别说走，光看一看也叫人眩晕！然而，返回是不可能的，今明两天的罐罐饭要被扣掉不说，还有可能被“上纲上线”。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慢慢往下“躜”，“躜”到有两尺高的石坎时，我们两个“矮打拄”就只好拖着空粪桶往下梭。胆颤心惊地下完最后一道石梯，高度紧张的神经才得以松懈。 常言道：“上坡容易下坡难。”但当我们把满满一桶大粪从粪船上抬到二岩的山脚下时，还是愁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么陡的路，这么高的坎，我们怎么爬上去呀？”试着向上抬了一小段，最后还是被吓得退了下来――使出吃奶的劲，也没能把那只沉重的粪桶拖上两尺高的坎，还险些泼了自己一身大粪。其实，我们并不怕脏和臭，但却怕满桶粪抬回场部只剩半桶粪，不好交代。于是，我们把粪桶搁在路口，眼巴巴地看着同去的场员（年龄多比我们大）抬着或挑着粪桶，上一步台阶喘一口粗气地上岩而去。虽然不好意思说出口，但我们内心还是希望哪位上了二岩之后，再下来帮我们一把。然而，我们把眼睛都望绿了，也不见有“雷锋”下岩来――时近正午，跟我们一样早上只喝了一碗清稀饭的大场员们也自顾不暇！ 二岩是白羊坝通向西山坪的最近的一条路，但不是唯一的路。据当地居民说，沿着白羊坝左边街口延伸出去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窄公路，也能上山（公路的尽头是西山坪劳改农场），不过，至少要多走两倍的路。已是午炊时分，容不得再犹豫了，于是我们便抬着粪桶踅上碎石铺就的公路。 这条窄公路靠着嘉陵江边的一段还是比较热闹，涛声、船夫的号子声、广播声（江对面是澄江镇）、在河坝练操的解放军的口哨声、“哗哗笃笃”的造船声，合奏出一支嘉陵江交响曲，使我们暂且忘记饥饿和疲劳，那一刻，我们甚至还有点庆幸自己走了这条“远”路，而免去了泼掉大粪、甩下悬崖的危险。 然而没想到的是，越往西山坪腹地走，越是人烟稀疏，渐渐地，一种大雁失群的孤独感开始啃啮我们的心。累、饿、渴，再加之白花花的太阳晒得人头昏眼花，我们歇气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一坐下来就不想再爬起来。眼见着太阳已经打斜，如不加快步伐，今晚就要露宿山野了。在理智的支配下，我强打起精神，充当起“姐姐”的角色，不停地给小我一岁的同伴讲故事，还时不时给她画一只“大饼”充饥：“回到农场，我们就可以午饭和晚饭合并享用了……” 下午5点多钟，我们终于抵达公路尽头的西山坪劳改农场，这里离我们农场只有七、八里路，而且没有坡坡坎坎。胜利在望，我们犹如打了一剂强心针，不禁搁下粪桶朝农场方向打了几声吆喝。正“忘乎其形”时，迎面来了一群放学回家的顽童，见我们这副狼狈相，便拍手大喊起来：“小右派！小右派！”“右派右派，夹个尿罐！”并挥着拳头唱起了《社会主义好》的歌：“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实在有点忍不住，我们就与其对骂了几句，可这一下却捅了“马蜂窝”――这些比我们年龄小的孩子竟捡起石头向我们掷来。寡不敌众，且身负“重担”，我们不敢恋战，便连忙抬起粪桶冒着“枪林弹雨”逃之夭夭，不想却因祸得福――脚下速度竟大大加快。 转眼功夫，太阳落山，夜雾渐起，黑黢黢的松树林里不时传来“嚯嚯嚯”的声响，早出的猫头鹰在林间飞来飞去，时而发出阵阵怪叫。女孩子本来就胆小，再加之很少走夜路，故我们的神经末梢都竖了起来，心怦怦地差点跳出胸腔。尽管异常恐惧，但我们一边走，一边还是壮着胆子四下张望，生害怕什么地方钻出一头怪兽把我们给拖了去。正脚“粑”手软之际，却见前面齐唰唰地射来几束手电光：“北兰，陵陵……”原来是我们同组的几个小伙伴――见天尽黑了我们都还没有返场，于是他们下班后没顾上吃晚饭，便邀约着前来接我们了。 搁下粪桶，我和许陵陵都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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