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就喜欢唱歌，在小学就是学校歌吟队的积极分子。
在中学的时候，也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学校的文艺活动中，我的“独唱”是保留节目。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爸爸是国民党伪军官）妈妈告诫我：“要好好学习，什么都要做得比别人出色”。因此，我的各科成绩都是班级的前几名。在我进入初中3年一期的时候，（64年下半年）贯彻阶级路线的运动斗争得相当激烈，我们学校新调来一个校长，她是个党员，因为有人说；我的父亲，（1960年因迫害自杀）是畏罪自杀死的，学校的何校长革除了我所有的班级职务，连个课代表都拆了，惟独班级读报员暂时让我当着。

   那个时候的我太年轻，不知道用沉默来保护自己。
   有一天，午休后的第一堂读报课，班主任叫我去办公室拿报纸，我附在桌子上没动，叫了几次我都装着没听见，没办法，她只好另外喊同学念。后来有同学告诉我，何校长在办公室大发雷霆！我知道；我的任性，不识时务，将给自己带来一定的麻烦。
   从此以后，我便无“官“一身轻了。
   在进入初中3年2期以后，“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老师天天在教室里讲着，我已经预感自己升学没有希望了。
   一个星期天，我去一个外校的同学家里玩，她叫蒋音乐，她也喜欢唱歌，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学习识谱、学唱新歌。 她告诉我说；湖南省戏剧学校和湖北艺术学院（附中）联合在长沙招生，问我要不要去报考，要去就一起去，但要学校的介绍信，证明是应届毕业生。（她给我看了她的介绍信）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校长办公室，何校长不但没有给我开介绍信，还阴狠地说；不要不务正业，要集中精力搞好高考……等等。
   没有办法，我只好找到蒋音乐，然后在她的介绍信上将一字改成二字，在青少年宫的一个考场顺利地过了“声乐”专科初试。大概十来天左右放榜，（好象是5月十几号）又在省戏校顺利地参加了复试，填写了一张表格，主考老师要我们回去等通知。
   大概6月二十几号，像现在的初中毕业生一样，我也很愉快的参加了中考。什么“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在漫长的等待之中等候那眷顾我人生的福音。一天，两天，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哪里知道我的命运之门早被小人所关闭。
  我的同学蒋音乐，去“湖艺“报到之前，来我家跟我作别，从来没有那么羡慕过别人的我，抱着她哭了。
  就在1965年9月的一天，我和街道办事处的几十名青年们一起登上了去靖县的长途客车。
  1966年底，我回长沙过年，妈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信封，对我说；各是你的同学送来的，是从校长办公室的抽屉里抄出来的，信封的上面赫然写着：“湖北艺术学院”。邮戳是1965年7月27日。打开里面一看眼睛一下子就模糊了，眼泪顿时流了下来。
  原来我已经是被湖北艺术学院附中录取了的啊！
我真是不甘心啊！

  过了年以后，我问哥哥要了20元钱，又找了一个当时的知青造反组织“反迫害”的一个朋友，通融了30 元活动经费，带着通知书，坐上了去武汉的火车，很顺利的找到了留校的同学蒋音乐，她很热情的带我找到学院教导处，接待我的是一个留守的老师（其他的人搞造反去了）只见他摇摇头说；晚了，没用了，况且……。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想不到，彭姐你有这样的人生遭遇！

    那个女校长不是好人，绝对的坏人，纯粹是她个人对你打击报复，她是个什么玩意儿？她应该遭报应的。

    即使在那个时代，很多有良知的领导，对待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人都是关爱有加的，像那个女校长那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怎么就让你遇上了呢？

    我为你长叹！

好人会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