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第二故乡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由于我家的成份高，干起活来特别能吃苦，好像越吃苦越能显示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越吃苦越能说明真心实意地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干过多种农活，比如说挖塘泥，寒冬腊月一般人都是不愿下到堰塘里的，即使有几个人下去也会想方设法穿双深统套鞋。我那时没有深统套鞋，也不想因塘内人手不够而“窝工”，便赤着双脚下到塘底，一锹一锹地把塘泥往上送，一天下来双腿已经冻得青红紫绿的了。还有烧粪柴，在山坡地上种红薯需要大量土肥，队里人就把山坡上的一些荆棘杂草砍掉和着草皮一起烧成草木灰。在堆烧时，需要将荆棘杂草集中拢来，一般使用的是“羊叉”，有一天恰好队里的“羊叉”不够，我便脱掉上衣打起赤膊背起了粪柴，等我收工回到家时，才发现肩上背上被划了道道血痕。

　　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第一年吃的是国家配购的统销粮，第二年则靠自己挣工分。当时队里比较穷，正劳力每天工分是11分，给我们知青定的是9分，每个工日仅有七八角钱。第二年年底结算时，我们不仅不进钱，还要倒找钱。我们那时是吃长饭的时候，肚量特别大，第一年的粮食不到冬月就给吃完了，之后就找队里借谷。第二年春上队里的谷也给借完了，就只能靠社员给我们送些红薯、包谷吃。

　　知青同学有的不到一年就招工回城了，武敦豪、董维峰当年10月份就分别去了常德机械厂和石门磷肥厂，李少明第二年年底也去了常德轴承厂。留在队里仅我一人了，我被队里选派参加了1970年底枝柳铁路石门段的修建。当时指挥部为了鼓舞士气，昂扬斗志，成立了以知青为主体的铁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主要是搞好工地的文艺宣传和广播宣传。我那时既是演员，又是编创，白天上工地演出，晚上钻进工棚写稿，什么锣鼓词、三句半、顺口溜、诗朗诵，我都学着写，抽着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拿着每月五元钱的生活补贴，干得有滋有味！

　　除了创作、演出之外，我还负责工地的宣传标语，至今还有一处涵洞两边仍保留着我那时写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对联。1971年春，铁路完工我返回队里，恰好大队小学需要赤脚老师，我又干起了赤脚老师的行当。1971年11月，常德市搬运二社在石门招搬运工，我被有幸录取。回城的那天，全校师生为我送行。特别是六年级校文艺宣传队的10多名学生，帮我挑的挑行李，背的背书籍，拿的拿小东西，一溜长阵爬十几里路的山路送我到了县城。

　　现在回想起来，三年的下乡磨砺，我无怨无悔；三年的知识积累，我终生受益；三年的知青生活，我将永世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