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投稿回执

姓名：刘杰英  网名：骨架

文章题目一：《父亲》

分类：由编辑区分

原稿地址：在汨罗与靖县均发过

文章题目二：《架渡槽》

余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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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我懂事很久才知道我生母在生下我后就死了。那是在解放前夕的武汉，母亲生下我后高烧不退，医院又将她安排在一个有伤寒病人的病房里，就这样，母亲以她没有度过第二十六个春秋的年轻生命告别了人世，告别了她一天也没有哺乳过的儿子。我每每想到母亲心里就有些难过，不仅因为我从此没有享受过亲生母亲的母爱，而且还因为母亲是为了生我而死的，我总觉得很对不起母亲。后来姨妈告诉我，母亲决定跟随我父亲离开家乡时曾到祖宗牌位前磕头，忽然刮来一阵风，将牌位前的蜡烛全吹灭了。姨妈当时就感到兆头不好，等得到母亲的噩耗，她就怪罪于父亲，说是他骗走了母亲，因为我父亲比我母亲整整大14岁。

其实父亲并没有骗母亲。当时父亲是地下党领导的“演剧六队”队长（先是抗日救亡演剧八队队长），从1937年起，他带领这支革命的文艺队伍转战江南数省，先是宣传抗日，后是迎接解放，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母亲是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进步青年，她是心甘情愿地参加演剧队跟随父亲去干革命的。为了他们的结合，田汉先生还赠诗一首：“十年推剧阵，百战人将老，前路尚多艰，且种同心草。”母亲死后，父亲带队进入长沙。刚刚解放，已是文工团团长的父亲将发给他的一件棉大衣的袖筒剪下来，把我塞在里面，自己又投入到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去了。这件大衣是“供给制”发给他的第一样东西，而这个袖筒则是父亲给我的第一件“衣服”。

父亲太忙，不断地把我交给护士、阿姨、保姆“代管”。一岁多我能在地下爬时，父亲请队里一位叔叔的母亲带我。大人们在台上演出，我们就在台下玩耍。谁知这位爱抽烟的老奶奶经常捡起地下的烟头来抽。我于是也学着把烟头塞到嘴里，结果我染上了肺结核。父亲抱着我四处求医，为了弄到雷米封，他还去找了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后来我体质一直比较弱，为此，父亲到老了还自责。

号召大种大养“瓜菜代”，父亲就领着我在花园里种起了南瓜。我们挖了一个很深的坑，将许多青草、烂树叶还有粪便放在了里面，父亲告诉我这是下底肥。等南瓜开花时，他又教我怎么用雄花给雌花授粉。我们的南瓜获得了丰收，局机关评比，我们的一个大南瓜得了第一，我好高兴，父亲也很开心。那年局里组织干部去洞庭湖建农场，父亲要我和几个干部子弟一起去参加劳动，我就是在那里才学会的游泳。

父亲平日对我们很严厉，但又不乏幽默。他带我们去看戏，给我们讲故事，讲笑话，不知不觉在我们心里种上了一些乐观的种子。从我有记忆起，父亲好像就没有打过我。记得那是读初一的时候，我外语不及格，父亲又发现我早上起来骗他说读外语结果在看小人书，他气极了，狠狠地将拳头朝墙壁击去并吐出一句话：“真是恨铁不成钢啊！”我呆呆地站在他面前，什么话也不敢说，因为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父亲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后来他缓和下来，拉着我的手说不好好学习将来会变成一个无用的人的道理，还说他当年在北京整整预习了一年英语才考进清华的经历。他说那时他和几个同学挤住在一间小屋里，没有钱，全靠朋友接济，一天有时就只能吃上一个烧饼······父亲这次发脾气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也变得比较自觉些了。

有一阵父亲的脾气很不好。一次，父亲和妈妈吵架，父亲竟将手中的火钳朝妈妈扔去。等我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当时心情不好的原因。父亲在清华大学没毕业就去日本留学，在那里加入了党的外围反帝大同盟组织。回国后先加入左联（左翼剧作家联盟）再加入共产党，并担任了重要职务。当时流行“飞行集会”，他曾和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一同举着大横幅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一次他被捕了，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出来后他没有主动去找组织。特别严重的是1937年他作为救亡演剧队队长，党组织派于伶同志找他谈话，同意恢复他1931年的组织关系时，他却说自己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一定忠实执行党的指示，但现在是去“国统区”工作，不如先在党外对革命更有利。以后，等他觉悟过来又很难找到原来的组织关系。1948年他开始重新申请入党，一直拖到解放后，省委建议他留在党外工作，他服从了。可他心里始终把自己当成是共产党员，加上当时的文化局长（一个腐败分子）老是排挤压制他，使他很不愉快。

跑。回到家，他把金条缝在夹衣里，一会把夹衣穿在身上，一会放到天花板上，整天藏来藏去，连妻子也不敢告诉。最后他却决定将这些金条送给了演剧队建剧院，并且自己也参加了演剧队。旅行社用每月600元的工资挽留他，可他还是要参加这个没有工资的演剧队。父亲常说，人一定要有理想，说他们在那样艰苦甚至危险的环境中不垮不倒不散，就是因为有一个赶走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的理想。我是再长大一些后才更多地懂得父亲所说“人一定要有理想”这话的含义。

父亲有时也讲他老家的事。父亲是贵州兴义人，贵州20世纪初的历史上，有何、王、刘三大家，都是兴义人，我们刘家便是其中之一。我伯祖父当过贵州的督军兼省长，是个军阀。祖父是伯祖父派驻北京的代表，即国会议员，40多岁就死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壮举是拒绝了曹锟5000大洋的贿选。当时贵州各种势力争权夺利，不久伯祖父垮台，家道中落。父亲十岁到北京读书，很小就离开了家乡。他后来评价祖父和伯祖父，说历史地看，他们也做过两件好事，一是第一个与蔡锷一道起兵讨袁；二是在家乡办新学，并派年轻人出国留学。父亲是刘家背叛家庭出来搞革命的代表，他常常要反省封建家庭给自己带来的不好影响。但他也说家庭影响并非都是不好的，这要看你取它哪一方面。有一次，一条蛇爬进了我们家然后又爬进书桌里，妹妹吓得大声尖叫。父亲走了过来，他眼睛近视，拿了根小竹棍，要我指出蛇在哪里。我怕得不敢上前，他就自己拉开抽屉，将蛇挑了出去。他说他们家乡山多蛇多，有时碗口粗的大蟒蛇爬到屋里来赶都赶不走，见多了，谁也不怕蛇了。父亲对我说，男孩子要勇敢，遇事要沉着。接着，他又说了一个故事。那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打到了四川，广西贵州的农民也趁势组织了“白旗军”，他们一路攻城破镇，无人可挡，但到了兴义下午屯，却被刘家军堵在了土城外。当时形势非常危险，父亲的爷爷将家中老幼全召集到一装满炸药的大桶边，自己则端坐在大桶上用蝇头小楷抄写经书，并传令前方将士，一旦城破，就点燃炸药,与前方将士共存亡。就这样，兴义下午屯小镇竟没有被白旗军攻破。我对这个故事印象很深，后来，我一直要求自己遇事能勇敢些、沉着些。  

这苦涩中还有多少幽默。离开干校后，我心中压着的石头似乎更沉重了。

1971年发生了9·13林彪叛逃事件，1973年父亲就以看病的名义回到了长沙。我这时也从乡下“病退”回来了，我和姐姐在机关大院的角落找到两间空房，又在堆满破东西的大杂屋里挑选出两张床两个书桌和几把椅子，就这样，我们在城里又有了一个家。我当时是和朋友一起用三轮车从码头把父亲接回来的，我们还做了一桌菜以庆祝父亲的“解放”。其实那时父亲还没有真正“解放”，只是有了人身自由。第二年，父亲30年代初参加左联时的老朋友陈沂来长沙，陈沂曾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后为上海市委副书记），是当时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杨大易的老上级，他拍着胸脯对杨大易说父亲是一个经受过考验的好同志后，父亲才算摘掉了“专政对象”的帽子。

父亲这时虽然还没有完全平反，但他的心情好多了。他告诉我，陈沂叔叔1949年随四野大军南下进长沙，见到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批评他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错误思想，可这回见面却只讲他的好话。其实陈沂叔叔自己也挨了整被打成右派，但他很乐观，应该向他学习。父亲这话一半是对我说的，因为当时我身体有病又没有工作情绪比较低落。为我的工作他不知该怎么办，他去找省委，一个信访办的人接待了他，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先去做临时工或是代代课。于是我那几年就在码头做临时工，在学校代课，在街道居委会协助工作。我下农村后不知是肺病复发了还是又染上了肺病，时不时要咯血，但医院一直当支气管扩张治。病急乱投医，我四处看病，到处买药，可病仍不见好。父亲也陪着我找医生，记得那天好冷，父亲说他打听到一个老中医，便和我骑着自行车去找，我们迎着北风骑了很远，我都快没信心了，可他还是坚持要找，还不断地说医生会找到的，病也一定会治好的。终于找到了老医生，他开了一大堆不知叫什么名字的根根草草，又腥又苦难吃极了。我不想吃，父亲鼓励我说，为了治病一定要尝试，不试病总不会自己好。他又给我讲起那个哥伦布的故事。哥伦布在一次招待会上，有人说他发现新大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谁都可以坐个船过去。哥伦布就拿了个鸡蛋请大家将它竖起来，可谁也做不到。哥伦布拿起鸡蛋轻轻将一头碰破，鸡蛋便竖在了桌上。众人大笑，认为这算什么。于是，哥伦布说出了那句名言：Every thing is easy after whoerer says.（当别人说明以后任何事都容易）。这个故事虽不能治病，但对我以后树立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敢于第一个去做的精神起了很大作用。后来，一次我大吐血住进了湘雅医院才发现有结核，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我自己也有点害怕。许多同学轮着来医院守护我，怕我晚上出事，他们整夜都不能睡。父亲也来守护我，他都快70 岁了，看着他坐在我病床前心里便感到很愧疚，可他还给我讲笑话。过了这一关后我的病就逐渐好了。

接班。

父亲心态平和地离开工作岗位后，他感到了人生的轻松和愉快。我则因结了婚生了孩子工作忙而感觉时间越来越紧、压力越来越大。当然，无论怎样忙，我都坚持每周回去一次。父亲吃穿随便，每天坚持打太极拳，看看书、写写字、浇浇花、散散步，日子过得很舒坦。朋友们也常来常往，他们打麻将从来不赌钱，可仍然打得很认真很有趣。他还几次出远门去看望他那些半个世纪前就风雨同舟的老战友老朋友。父亲离休后不再过问单位的事，除了省委或单位有事找他。他每天听广播看电视像以前一样关心天下的大事。后来他眼睛看不清小字了，但仍然希望有人给他读报。我回家除了讲一些家里的事外，更多的是谈论大事。我们从戏剧危机谈到未来文化，从香港回归谈到两岸局势，从干部腐败谈到国企改革，从反导条约谈到中国军力，从人权大战谈到民主进程，从三峡建设谈到西部开发，从载人航天谈到电脑网络，从遗传密码谈到生态环境，从贫富不均谈到和谐社会······我们谈天说地纵横捭阖，85岁以前的父亲谈锋甚健，85岁以后，父亲听得多而说得少了。虽然父亲年纪越大越不再喜怒形于色，但他对祖国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和胜利感到高兴对党内的蛀虫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感到愤慨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人生大概永远不会一帆风顺。父亲离休后没几年，妈妈被发现晚期胃癌。那几个月，父亲不论刮风下雨都坚持给妈妈送饭，所有知道他年龄的医生都被他感动了，可妈妈身上的癌细胞没有被感动，妈妈仍然离我们而去。妈妈病逝后，父亲自己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他眼睛因白内障、青光眼而等于半瞎；还有前列腺炎久治不愈而不得不插上了管子。我们不好带着一家子人住到父亲家去，而父亲也不愿意住到我们家里来，他宁愿一个人过日子。我们只好不断地给他请保姆，幸亏有个阿姨愿意陪他度过余生。父亲的许多习惯却并没有因为年老而改变，他管水管火，强调节约；省里早已发给他“老红军证”，批准他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可他总说文化厅是个穷厅，能不看病尽量不看病，能自己买的药尽量不到公家报，一住院就想出来生怕用多了钱，弄得厅长亲自来做工作，说文化厅再穷也要负责他看病，何况现在也有钱了。另一次弄得厅长很紧张而不得不亲自给他做工作的是在邓小平追悼会上，父亲以89岁的高龄插着导尿管的身体撑着一根拐杖非要坚持站着参加完追悼会。厅长和老干处的同志给他端来椅子一再请他坐下，他就是不听。等追悼会完毕，他头昏目眩四肢发颤几乎要倒下。我知道他已不需要再做什么给别人看，他仅仅是要表达他内心对小平同志的真诚敬仰。

父亲在文化革命结束演剧队平反以后陆续写过一些回忆文章，到了90岁他忽发奇想，要将自己的一生特别是参加革命的经历写了出来。妹妹大声反对，说有饭吃，少生病，轻轻松松过日子多好，何苦去找累受。父亲当然不是那种只要有饭吃就满足了的人，他一定要有他的精神生活。我只是没有想到，父亲以如此高龄和半瞎的眼睛在那个阿姨帮助下用三年的时间硬是完成了他近30万言的《岁月——一个老文艺工作者的回忆》（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父亲在这部书里不仅有对自己参加革命、抗日救亡和以戏剧为主的文化工作的总结，对牺牲和逝去的老战友老同志的深切怀念，还有对自己一生参加革命工作所犯错误和表现出来的缺点弱点的严格剖析。父亲说他没有什么遗产可留给我们，就连他的住房也决定捐给“希望工程”，想让贵州老家的贫困孩子能多一个上学。但这本书，他晚年最后日子写的这本书却是留给我们后人最珍贵的“遗产”，因为它将引起我们永远的怀念和思考。

认为，对社会而言他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而没做坏事，对自己而言他感到充实与快乐，这就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人生。父亲的人生应该说是不错的。他曾血气方刚风流倜傥，也曾枪淋弹雨历尽艰险，还和很多老同志一样经受过无数的曲折与磨难，可他仍能有如此高寿，这恐怕与他有一种豁达大度的人生态度有关。他为人谦和，宠辱不惊，在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耄耋之年，父亲依然微笑着细数往事，他既不抹杀自己做过的好事益事，也不隐讳自己做过的蠢事错事，显现出一个世纪老人回首往事的那种公允和超脱、坦诚和乐观。父亲对党对祖国总怀一颗赤子之心令今天许多年轻人不解，但他的确是出于真心出自于骨子里。

跨过新千年后的一天，父亲反复问我什么叫上网，什么叫在线，什么叫病毒。虽然我也是一个外行，但我还是尽力给他解释。他听完笑着说他十岁离开兴义去北京时是坐的轿子，伯祖父派了一队枪兵护送，他们爬贵州的山涉湖南的水，一直走到武汉才看见带轮子的汽车。他感叹着这个百年的巨变，说自己真正是老了，而这种感觉是在85岁以后才有的，说完他闭上眼睛，仿佛进入到一个神秘世界。我看着他脸上透着安详的皱纹，想起也许他哪天就会这样安详地离去，心中不免一阵伤感，眼前涌现出儿时父亲给我讲故事、教我游泳、带我看戏的情景。忽然，父亲睁开眼睛说：“到一百岁时要我要再去北京和那些老朋友聚一聚，我还要去看奥运会。”

父亲在九十八岁时悄然仙逝，终究没能圆他最后的梦。我很难过的是我刚搬的新房子父亲说要来看看却没来成，他为我搬家摸索着给我写了他一生写的最后几个字——爱我中华。

我想念父亲,希望能在梦中与他继续说话,告诉他现在又有了叫“博客”的新名词……

                                              刘杰英（写于 2006年2月）

               架渡槽

我插队的地方有一条溪水就从我们知青小屋的门前流过，溪里的水是从上游大山和大水库里来的。当地农民称这条溪水为“台圳”。我们队里的田大部分在圳边的塅里，另外还有一部分则在山坡上。山坡上大多是旱地，多是种红薯、种菜。坡地上的水田主要靠山里的溪水和浸水来浇灌，那里阳光不足，只能种些一季稻，但这些一季稻种的都是好吃的糯米。在山上还有几个中、小型水库，这些水库的水是在“双抢”时给塅里大田“应急”用的。

正是三伏酷暑的日子，我被队长派去翻红薯藤。我们这里是小山区，田少地也不多，稻米不足只好用红薯代替。每年分的红薯要把我们的床下都塞满，我后来老是胃翻酸可能就是与吃红薯太多有关。老乡们称红薯为“茴”，加上这里喜欢开会，我们便自嘲是落在了“茴（会）塅”里。红薯都种在山沟里，我们每个人都要翻整整一条山沟的红薯藤。我手持一根小伢挑柴的“扦担”，像“挑滑车”一样将长长的红薯藤一根根翻过来让太阳晒，以免藤下生根影响红薯生长。一个人在山沟里干活真寂寞，我口干得不行了就喝山沟里的浸水，热得不行了就学老乡用手围住嘴大声喊“风”字，花样玩尽，只想这一天快点过去。

忽然队长传话要我去参加“架渡槽”，我高兴得三步并两步地跑到了台圳边。快“双抢”了，圳里的水只剩下浅浅的一条细流，晚稻秧苗插下去必须动用小水库里的水，而要将小水库里的水引到塅里的大田中就一定要跨过这条台圳，于是人们想到了架渡槽。

台圳边已经有很多人了，为首的是副队长蓝光丘，他正和几个队里有力气的社员把渡槽抬来。这渡槽就像那喂马的食槽，只是用枞木（松树木）做的边板更厚更结实，当然这四五米长四五十厘米高四五十厘米宽的家伙肯定是死沉死沉的，少说也有三百多斤。而且渡槽每年都要换新的，所以总是那么沉。架渡槽既要力气又要经验，我人高不马大，算不得有力气；第一次参加干这活更谈不上有经验，也不知队长看中我什么。他们4人一组抬一个渡槽，我插不上手也没那力气。另有几个人在架梯子、扎撑杆，我想我大概就是干这一类活吧。

果然副队长蓝光丘（因他眼睛不好都叫他光瞅子）就要我负责扶楼梯。台圳有十几米宽，中间要架三节渡槽，也就是说要用撑杆撑起两个接口。光丘量好了两处放撑杆的位置，要我和一个叫创基的小伙子扶住扎成的人字型楼梯，然后他一马当先，扛起渡槽的一头就登上了梯子。上梯子时不可能两人抬一头了，光丘肩上搭一条黑围腰布，渡槽底部的直角边深深地嵌进了他的肩头。光丘本来就有点驼的背现在被压得更像个虾公，那双露出脚趾的解放鞋微微颤抖着在梯子上移动。总算将这第一节渡槽送上了撑架，但真正困难的还是第二节，因为第一节一头本来就在高处，而第二节正好在台圳中间，需要两头同时举高。光丘抽了一根卷筒烟后又指挥大家开始干活。他自己扛一头要创基扛另一头，我还是扶楼梯，另派两个人用撑杆随时撑住渡槽中间起保护作用，随着一声吆喝，渡槽的两头同时升上了梯子。

两头的梯子都在颤抖，所有的人都帮着扶楼梯和撑杆。眼看快到顶的时候，创基忽然“啊”了一声，只见他面部露出非常痛苦的样子，牙齿紧紧地咬住，汗珠一粒粒往下落。光丘立即感觉到创基可能出了问题，他沉沉地对创基说了三个字：“要顶住！”因为这时不好换人，如果让他俩再同时从梯子上下来，那么创基面临的困难将比上去还难。马上有人用扎起的撑杆撑住创基这头的渡槽，大家一齐发出了“嘿、嘿”的加油声。创基的嘴角被咬出了血，但他仍然与光丘保持着一致在梯子上移动脚步。又有几个人拿来了撑杆，大家齐心合力终于将渡槽送上了撑架。

架第三节渡槽要比第二节容易点，但创基已经轮不上了，他“炸”了腰，将近半年再没能挑重担。所有架渡槽中的重活仍是光丘一肩挑。我真的很敬佩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副队长，真想自己有一天也能长得腰圆膀粗扛得起重活。可我对眼前这渡槽和花这么大的气力架渡槽还是有点不同看法，为什么不可以用粗一点的“自来水”管子代替这笨大的渡槽呢？我试着向光丘提出这个建议。“你们知识青年只晓得出懒主意。”一旁帮着扎撑架的本爹插了一句。十分疲惫的光丘用他那混浊的眼睛斜了我一下，什么也没有说。此后我在农村的5年，光丘就带领大家拆了5年渡槽又架了5年渡槽。

我想不通副队长不愿意接受一个浅显的明白的合理建议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是个刚下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是因为队里拿不出钱而木材却有的是，还是因为他们根本没见过“自来水”管子？也许什么都不是，仅仅因为习惯，习惯成自然了。我在提了一次建议后也再没有任何作为，也渐渐习惯地看着渡槽一年年拆一年年架，尽管让它劳民又伤财。

这种领导不理睬群众提的明白而合理的建议的事情，在以后的生活中也遇到过多次，它终于使我感到了一种悲哀，不仅仅为领导，也为作为群众的自己。真希望今天的年轻人不再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