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公元1968年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社论刊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是日，全国各大城市连夜组织上街游行，热烈拥护最新指示，各地紧急动员起来，“大打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人民战争”。时年，全国的城市里66、67、68届的初高中生大约1600万，俗称“老三届”。他们在文革前期加冕为“红卫兵”山呼万岁，托付的希望是造反打冲锋；到了后期就封号为“知识青年”，希望他们不要在城里吃闲饭，尽快离开城市，越快越好。

  1.

  公元1968年12月18日0点。长沙港。湘江枯水，船泊江心处，远远隔断送行亲友。蒸汽锅炉的呼哧呼哧喘气声骤然轰响狂躁起来，鸣笛启航。这是第一批，之后一艘一艘轮船驶向南洞庭，将1.4万长沙中学生送往沅江县插队落户。

  夜深沉。湘江北去。我伫立左舷回眸怅望，长沙灯火由身在其中到渐行离远，终成一方光亮后，再被无边的黑暗尽行吞噬。

  清晨5时，昏沉中募然觉醒，单调轰鸣的蒸汽轮机此时停转。沅江黄茅洲到了。

  船舱里的人群躁动不安起来。有一铁皮喇叭高声喝斥：“不要动，不要动。”此时黑夜未退，浓雾已经次第渗入，船舱的灯光明暗飘忽，熹微晨光里显出雾锁重重，映像里只有一艘船和眼前的人是真实的所在。天道黑白递嬗，世间来去茫茫。

  湿冷的寒气重重包裹，冰冷从脚尖一直传导到心里。斯沫只是叫冷，“脚都冻木了”，拉扯着我要上去。一群人蹙到趸船边却被拦住，那铁皮喇叭又在高声大喊不准上岸，说是要等天大亮之后，区上公社的领导来了之后才能起坡。我们高声嚷道不上岸就回去。那持铁皮喇叭的端出了一付鄙夷和居高临下的神态，直说你们怕么是呷湘江顺水来的吧，“告诉你们，咯里是资江，想呷斗水回去冒那么易得。”话中透漏了一个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议的内部精神，知识青年大都是有家庭问题、出身问题、或者是有造反问题的人，是来劳动改造的。

  吵不赢不甘心，斯沫偏不回船去，就要在趸船边上雾朦朦里云中漫步，我紧跟身后三步之遥雾里看花，突然“扑通”一声巨响如坠石沉江，我赶步上前，云里雾里一片朦浓都不见，来了个透心凉，须臾间又闻泼刺水响，不见出水芙蓉，但见一双手乱抓乱摇，“快，快扯我上来”。

“你是想寻死呗。”我三下两下扯起斯沫。这厮唤名儒雅但行事莽撞，一脚踏空就栽进了资水河里。上来后惊魂未定簌簌发抖，那脑壳甩甩摇摇后感觉还好，没有进水，这是因为话说的清醒，第一句话是嘱托不要大声喧哗，影响不好；第二句话是只问这水里有没有血吸虫。

  我和庆宝提溜着这只落汤鸡到锅炉边烘烤，无数双眼睛过来巡梭探视。耳边传来一些小女生的窃窃私议：“这不是H君的弟弟么。”H君是谁，长沙著名红卫兵组织的司令，当年哪一个中学没有他的部下。斯沫和我原曾参加“红保军”，是他的对立派。1967年1月16日，《红旗》发表评论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指出“红保军”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御用保皇组织。是夜，H君带着部下冲进省政协查抄红保军总部，斯沫誓死保卫总部，大无畏地与哥哥抗争，表现出了坚定的路线斗争觉悟。红保军一倒台，我即作猢狲散去成了“逍遥派”，斯沫则坚持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招安进了哥哥的麾下。

  有了这么些个原因，斯沫得以在黄茅洲以后的时光里广结饭缘。也正是这个原因，这厮现在掩面背对观众，生怕损了光辉形象。而庆宝却直面对射过来的目光，燃起火光灼灼，照得瞳孔贼亮贼亮。哥们，这船上一多半是四中的学生，“四中全都是女生呀。”话里满含深情希望。这小子贼心一起就准会有人遭殃。一年之后果不其然。

  据传，黄茅洲区插队落户的知青近三千，长沙一中和四中的学生占有相当的比例。

  2.

  沅江县以沅水归宿之地而得名，纳湘、资、沅、澧四水吞吐洞庭湖。泽国水乡里有大的堤垸十个，小的不胜其多。有一小垸子叫岔角大队的。大队里的每个生产队都盖起了新屋，住上了知青就叫“知青点”。

  我和庆宝加三个男生落户到六队，知青点里五条光棍，只看谁比谁更懒。开始还有庆宝勤快，可怜是年幼刚满16岁，受尽欺压当童工。等到庆宝翻身闹革命的时候，我们无饭进口的日子就来了。

  那一天，哥们都躺在床上，赌谁比谁经得饿。大家都笃信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的一段经典论述：胜利，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眼见得文远站起身来，大家立刻泛起希望的神采。没想到这小子不往灶屋里去，却是威严地来回踱步。他把自己想象成是二战电影《宁死不屈》里的德国上校冯·汉斯多夫斯基，穿着笔挺的哔叽军装、踢着贼亮的马靴，目光阴鹜洞射，“你们会的，很快就会像孩子般地哭泣着，像狼一样的相互撕咬。”这小子是在排遣自己的饥饿感。

  我也站起身来，在众人狼一般的眼神中走到一张门板前，抡臂画一个大圈，“同志们，这是一张大馅饼。”然后跟大家商量，诸如要夹上多少肉馅，要放上多少油炸，要不要撒上芝麻等等。

  铁牛按捺不住，揩去嘴角的涎水大声叫道：“妈的，都搞饭去，一个也不能少，谁躲懒就把谁的嘴巴吊起。”

  我们这边日子过得凄凄惶惶，斯沫那边却春风和煦。他在七队，知青有三男两女，凑合一起就有了居家过小日子的打算，开伙食如何量入为出，伙食帐如何分摊、做饭出工如何轮流派工等等。我们和斯沫等是同学，少不了来来往往，我们去一次那七队知青点就像夹皮沟遭劫，俩小妞不待见了，斯沫等马上跟我们划清界限。重色亲友之徒不屑一顾，我们之间少了来往。

  原曾希望去了我们这股祸水，七队知青就应该紧密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没有料到好景不长，终有一天祸起萧墙，W君怒火中烧挥锄挖了那个集体灶，斯沫一怒之下掀翻那个公用橱柜，K君见什么摔什么，两女生捡拾可用的东西藏起来。第二天堂屋里五个炉灶林立，各人顾起了各人。

  3.

  公元1968年12月的一个冬日里，长沙的东风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盛大集会上，一女声慷概激昂：扎根农村一辈子，广阔天地练红心。一位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语重心长：希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生根、开花、结果。意思就是去了以后莫想着再回来。

  但是，就在过后还不到10个月，也就是1969年的秋季里，一场大招工的风波乍起，将“扎根农村”的时代布景撕碎。风中传说一个消息：“这是唯一的一次招工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知青群体惶惶然，上演一场“箕豆相煎”的活剧。全因狼多肉少，因而要使出浑身解数来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这次招工的程序首先是大队推荐，然后再是公社、区县知青办和招工单位的逐级政审。推荐还没有开始，就有了“豆豉香干换指标”的传说，知青之间使上了手段暗斗；接着暗斗变明争继而刺刀见红，谁的家庭有问题，谁的现实表现差等互相揭发，像孩子般地哭泣着，像狼一样的撕咬着。甚至穷追猛打，有到了招工的船上被拽下来的，还有已经报到进了厂被退回来的。

  六队的哥们因为大队都不推荐，没戏唱。其后有走后门招工去的，有离开沅江另谋前程的，全作鸟兽散去，剩下我一人独守。

  七队知青点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厮杀，W君等三人唱着胜利的歌谣招工走了，斯沫和一女生落败，而且相互之间有了仇隙。

  1970年秋。我调去七队和斯沫搭上了伴。

  那天我刚到七队，斯沫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哥们，我和你相处的时间不会长了，说着就拿出一张招工表晃了一下。现在招工已经没有大队什么事了，只要招工单位点名，县知青办同意就立马走人。当然，公社也是关键，他们不放人也走不成。絮絮叨叨了半天，我听明白的是一句，在队上老老实实出工没门，豆豉香干子再也拿不出手了。

  其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厮神龙见首不见尾，难得回队上来现一回面。可怜我这一头，又是嫉妒又是恋恋不舍，独自疗伤。

  那天傍晚，斯沫回来了。脸上写着大沮丧。我赶紧缩到灶下点火，那厮油一泼、菜一倒、咣咣抡几下锅铲，哗地一瓢水泼下，啪地盖上锅盖，喝一声道“加火”。车转身就去了睡房里。

  我赶进睡房里，斯沫还在怄气，“妈的，我好不容易从长沙招工单位搞到一个戴帽指标，没想到被一个回乡知青挤占去了。”现在招工又有了新套路，招工单位要点名招，县里公社要点名推，双方要是较上劲来就一个也招不上，最好的办法是有戴帽指标也有空头指标，双方有商有量相互照顾才会皆大欢喜。

  第二天早起，斯沫又满怀希望踏上征程。往后的日子里，这厮时不时地就会拿出一张“招工表”在我面前炫耀，又时不时地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我不耐烦了，终于有一天恼了，那正是斯沫在咣咣抡锅铲、哗哗倒水、啪啪盖锅盖之时，我在灶下猛然蹿出，一个背摔将他掀翻在地，斯沫倒地一个滚翻又压在我的身上，这厮1米78的身胚，我也不弱，两人一场恶仗，打得房门歪歪斜斜、牛屎墙壁撕开大窟窿、桌掀翻、床散架。由此开启衅端，其后农村两年多的时光里，我们时常打架，打得天翻地覆概而慷，打出40年的友谊坚不可摧。

4.

打架归打架，这日子还要过下去。1968年的时候你到沅江的堤垸中去看，凡是新屋就可能是知青点。1969年后你再去找，只要是破破烂烂的草屋，没准就是知青屋。

我说哥们，咱这草屋恐怕要重新盖草了，斯沫说行啊。于是就请上农民兄弟大肆帮忙，将草屋翻新铺上了厚厚的稻草。斯沫欣喜作歌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不走我屋上三重茅”。见他高兴我又建言：你看这屋墙稀垮烂的了，屋前的台阶、泥坪恐怕也要整修夯实一下，斯沫说随你。

要说搞招工表我不如斯沫，但说在队上发动群众，斯沫又在我之下。这厮凭着昔日红卫兵的战友情深，到处都有饭施主；又打着帮队上搞化肥的牌子，时刻要跑长沙，哪有心思在队上混。只有我才真正地和队上的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尤其是地富子弟们。白天出工，分配给我的工他们包了，交换的条件就是要我讲白“喷”故事，北京天安门、南京紫金山、长沙烈士公园岳麓山，到处乱扯。晚上他们就都会跑到知青点来，跟着我到水浒、三国、福尔摩斯、基督山恩仇记等等故事里去转悠。我说要把屋搞一下，那还不是一句话。

和农民打成一片后的最深感受就是苦难。农民的苦难早已沿袭了祖祖辈辈不知多少代，苦难到了没有感觉的地步。面对中国农民那八亿张沉默的面孔，苦难二字，就不是我等可以随意乱说的。

富农子弟腊生是我最要好的农民朋友。白天赤日炎炎，腊生帮我做土砖，修墙角、整台阶、夯泥坪；夜里凉风习习，腊生背着篓子跟着我去捉青蛙。斯沫这厮挑肥拣瘦，捉田鸡抓黄鳝等凡泥里去水里趟的活不干，破杀或炒熟吃则全包下。一天晚上夜已深，我提一大篓青蛙回来，把鼾声如雷的斯沫喊醒，这厮不耐烦地爬起来，把一篓子青蛙往地上一倒，然后扣上一个脚盆，没好气地说：“先睡觉，明天早上再说。”

夜半惊魂被吵醒，屋内蛙声如荷塘，马灯照亮一看，蚊帐上、床上、枕头边等到处都是青蛙，个个鼓着仇恨的大眼睛怒吼示威。再看那个扣着的脚盆，严严实实没有一丝缝隙，里面却一只青蛙都没有。疑神疑鬼之下我大敬畏，从此以后就断了捉青蛙的念头。

5.

1972年冬，我和斯沫同时被招工。我从未觉得这方水土有留驻片刻的必要，我的所有作为只是忍耐，这也是农民对我的再教育。

现在终于忍到头了，久已蓄积的野性便按捺不住地爆发出来。

当年种下的那一棵泡桐树，现已长得碗口粗几人高。有人想要，我说10元钱你拿去，那人说太贵了，我二话不说，抡起砍刀就把那树砍了。几天晚上烈焰熊熊，床铺、橱柜、桌子都扔进了火里。但是朋友来了，就请到屋里来由着他们挑。末日疯狂，快意恩仇。

我等一辈声名狼藉，要说建设性的本领，例如知识学问等没有多少，搞破坏则有天分，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把个城市糟蹋得不成样子，那庐山差点就停止了转动。

公元1972年12月20日清晨，我揣着一张单程船票告别黄茅州。临行时久久伫立，回想起1968年12月18日来这的那个清晨，此时彼时相距四年零两天，玩了一场狗咬尾巴转圈圈的游戏。

此时和彼时仍一样，雾罩朦胧，寒气重重。我在心里发下重誓：永世不再回望这片土地。

6.

结果我违背了誓言，只因我放不下那片土地，离别后二十几年的时光荏苒长夜迢迢，禁不住每每地梦回黄茅州，梦断时分长叹息，久而久之竟成了乡愁，不去一次无法了却。

那是1995年的一个夏日，岔角大队的田埂上走来了我。那天我喝醉了，醉得痛快淋漓人事不知，所能记起来的是摆了几桌酒席，请上了要好的农民朋友，然后是倾囊送出了所有的人民币，权当是回乡省亲答谢宴。至于我在那天说了什么干了什么，则全都记不起来了。

没想到6年之后，有人帮我找回了失去的记忆。那是2001年的5月2日。沅江市举行盛大活动，将30年前曾在那里插队落户的知青接回第二故乡。此举是为感谢，因为1996年沅江遭受巨大洪灾时，知青们送去了200余万元赈灾慰问金。我所在的单位是那次赈灾活动的主力。

集会上有一女孩发言，她竟说起了我当年回乡省亲的那段故事。

我的记忆苏醒了。那年那月那天那时分，我在酒席上大声喊“老庆”，“这个鬼崽子怎么不来和我干杯了？”

有人说他死了。“死了？老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愤怒起来直摔碗。

众人劝不住，掺着我踉踉跄跄走，到了一个坟头上，我单膝跪地、洒酒祭拜，鸣枪致哀。扭头一看，一小女孩跪在身旁捂住耳朵瑟瑟发抖。旁边有人说话，老庆短命，四十不到就死了，扔下孤儿寡母三个人受苦，大女儿16岁就打工去了，留下小女儿在家没钱上学跟着妈妈讨生活。我赶紧拿出一沓钱塞进小女孩的怀里。

从老庆坟头上出来后，我把众人都挡住，“你们不准跟着我，我要一个人踩一下我曾经踩过的田埂”。

一路走一路回头，等到确信无人跟着时，我一头栽地号啕大哭，面向原来知青屋的位置掏出一沓纸，那是我八千字的“青春祭”，一张一张点燃焚烧。

我要祭拜这片肥沃苦难的原野，感谢她对我风霜剑矢般的多情眷顾；

我要追悼那段青春燃血的岁月，铭记她在我苦痛创伤时的温柔舔舐。

伏惟尚飨。

7.

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从这时起始，一场运动持续25年，将总计约2000万人由城市往乡村大迁徙。史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青年，过去的时代把他们比作八、九点钟的太阳。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封断，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工业化周期性的动荡，经济发展的热胀冷缩，人口增长与教育、就业的冲突等等问题，都希望通过他们有所解决。这个希望被政治挂帅所聚光、被阶级斗争所染色，因而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诸如进城、留城就业，故土安居，升学深造等等。唯有农村那片广阔的天地才是希望所向，只有在其中偏远、荒凉、贫困或苦难的一隅履印苍苔，冰凉心志。

历史已经作出确证，过去时代曾经希望解决的问题，知识青年与上山下乡运动不可能解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勾连牵挂着中国城市里的每一个家庭，上到国务院总理下到平民百姓，都有儿女及其亲友是“知识青年”，中间积淀厚重的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亲情乡愁。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势不可挡，但潜流逆势而上，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等，知识青年以各种各样的繁多的名目逐步返回城市。到了7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抗争出现了，这股潜流由管涌演变成决堤的洪流。

1978年10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好似孟姜女哭倒长城的现代版，一场积25年之功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在一夜之间大雪崩大溃退，知识青年的绝大部分回流城市。上山下乡运动已死，死者且已亦；知识青年未亡，生者长戚戚，等待着生命的末日宣判。唯有一段血色苍茫的史实不灭，还将永世立此存照。

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