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里的稻谷半青半黄时，我们队上的劳力每晚都要到山上守野猪。睡在那田边的木棚——野猪棚里，在棚外烧上一堆火，时而起来喊几声，敲打一阵子木棒。尽管每晚都有人守在野猪棚里，但稻田里还是遭到野猪的破坏，野猪跑到田里，吃不了多少，就是踩得稀里巴烂，只要是野猪破坏过的田，基本上收不了多少谷。所以人们被这些野猪弄伤了脑筋。

   用枪打的话，人和枪支都有限，于是，人们装炸弹炸。炸野猪的炸弹同一般的大爆竹大小差不多，将炸弹放进死鱼肚子里，安放在田边比较干的禾稻边，野猪一旦咬到鱼，那炸弹立即爆炸。运气好的话当场可以炸死在田里，但大部分野猪咬了炸弹后，只将嘴巴前一部分炸烂，牙齿骨头炸得满田都有，但野猪仍能跑得动，而且还跑得快。人们得知后，赶着狗，拿着火枪有时要寻上几天才能寻到。不过，人们不太怕被炸伤的野猪，因为，它毕竟没有了那张“寡嘴”。

   记得，我头一次守野猪，有人在我守野猪的田里安放了炸弹。有一天半夜，我迷迷糊糊听得一声响，我不在意，清早起来就直接回了家。上午在田坝放“田水”时，那安放炸弹的社员来到我面前，拿起把牙齿和骨头给我看，我才想起昨晚那一声响，原来是野猪咬了炸弹。

   第三天，有两社员从山下抬来一头打死的野猪，我跑上前去看热闹，只见那野猪长嘴巴被炸了一截。他们说，这头猪就是在我守野猪那田里炸伤的，他们二人赶着狗，拿着火枪寻了两天才打到手，这野猪已逃离“现场”数十里路远。

   又一天下午，我正在砍柴，忽听队上的红薯地里一声巨响。当我赶到红薯地，闻到一股好浓的火药味，红薯地周围有人在寻脚印，只听见有人在念：“跑了，早跑了。”又有人在说：“赶快回去拿枪，牵狗，追……”

   我在地里寻了半天，终于寻了一颗弯勾牙齿，我走过红薯地，听见狗叫声，见几社员拿着火枪跟在狗后面进了冲，但他们寻了好些天，还是空手而归。

   冬至过后，我进冲里担稻草，忽听得一群扯猪草的细妹子在喊：“快来看哟，这港边上有只冒脑壳的猪…….”

    我提着担草杠，跑了过去，只见港边有一头刮瘦的野猪，它沿着港水慢慢地走，好吃力的样子。我拾起一块石头，朝它打去，正巧打在它背上，它哇了一声，回头望了望，我定神一看，我的天呀，它那嘴巴象个“烂刷把”，难看极了，我身上的鸡皮坨一刷就起了。

   我又捡起一团港岩子朝它打去，没打中，我不甘心，提起担草杠跳下港里，追到了它背后，对准它一杠打去，竹杠正打在它屁股上。它“哇、哇、哇”的叫了几声，继续往前走。我追上去又一杠，打在它的后腿上。它又“哇、哇”地叫了几声，拐了几脚又继续往前走。

  看来，它体质蛮虚了，没有一点反抗力。我更起劲了，追上去继续打。但每一杠打去，不是打在小树枝上，就是打在石头上，可怜我那根竹杠，被打得成了刷把。

   那畜牲被我像赶“猪啰啰”一样，打一下，走几脚。逗得路上的细妹子们哈哈大笑，她们也没一个人下来帮忙，像看耍猴把戏一样，笑得前仆后仰。

   机会来了，野猪被我赶到一小壕边，好像是夹住了脚，不走了。我举起竹杠使劲打下去，谁知用力过猛，身子向前一栽，那双膝正碰在一块大石头上，痛得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勉强起了几下都没有站起来，我双手撑着膝盖骨，顿时就红肿了起来。只听见上面细妹子在喊，“算了，算了，快上来，那野猪钻草丛里跑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那畜牲已经不见了，我跛着脚回到寨子，天已经黑了下来。

   几天后，社员在不远的草丛里寻到了那头野猪，它已经死了，身上已经刮瘦如柴，那稀烂的嘴巴上粘满蚂蚁，听人们说我都肉麻。

   不久，又听说炸弹炸死一头耕牛，装炸弹的人赔了百多块钱，从那以后炸弹炸野猪渐渐少了，人们改用铁夹子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