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长沙

     我硬等到年终分红，分得六十几块钱才回到长沙，那已经是1968年的元月。记得刚回来的第二天，母亲要我到新河煤店去买煤，我挑着水桶刚走到动力机械厂的大门口，突然从里面冲出一辆解放牌汽车，车冲出来一个急转弯，从厂门又冲出一个端半自动步枪的中年男子对着车就是一枪：“乒”地一声。

   车照样开走了，但旁边一个推板车的细伢子应声倒下了。那开枪人见打着人了，提着枪就望往厂里面跑。拖车的人连忙去追，可他哪里追得上。他又回过身来，对着倒在地上的细伢子哭喊着：“我的崽啊，你快起来喔......”

  只见那细伢子头上只流血，戴的棉帽都透湿了，他再也起不来了。

  那位拖板车的父亲摇着儿子的身子嚎天痛哭。围着好多人在看，有的在骂：“各叫丧德咧！动力的这些家伙太凶哒咧。”
    
  唉呀！我第一次看见枪打死人，心里咚咚地跳，我不敢再看,挑着提桶离开了。我来到煤店，已经排了一长队的人。我等到下午四点钟才买到煤，当我挑着煤路过动力机械厂时，只听得一阵吆喝声：“欢迎啦！欢迎啦！”

   我放下担子，问旁边的一位邻居熟人，这是欢迎哪个。那熟人回答：“上午那位‘工联’的造反派在厂门口对着‘省无联’的汽车开枪，把路边推板车的细伢子打死了，他当时逃跑了，现在他自动回来投案，他们工联的人在欢迎他。”
  
   我听后觉得奇怪，用枪打死了人还要受欢迎，这真是史无前例的怪事！后来又听说被打死的那个细伢子的哥哥安排进了动力机械厂，还补了一点钱。有人说他家还算是有动力机械厂安置后事，比那些被冷炮子打死的人走运些，这年头好多人被枪打死无处找起。

  讲得也对，我到原来住过的地方去玩，我们从小长大的一些邻居告诉我，我们隔壁宝伢子的弟弟小四，就是在粮食码头看大字报时，被河西那边打过来的子弹把命给送了。还有在一起玩过的邻居唐金亮，就是在马坡岭被子弹打中了眉心，永远告别了人间，留下了白发苍苍的父母。

  俗话说：乡里人进哒城，到处望不赢。我这当了两年多的乡里人，只要走到大街上两眼就望不赢了。我看什么都好奇，看什么都觉得好新鲜，尤其看到那些标语口号写得有味：“万炮齐轰省革筹！彻底埋葬市革筹！”“省无联，亚克西！省革筹，冒洒起！”还有写得吓人的是“油炸xxx!！”“火烧xxx！”“绞死xxx！”，还有那些造反派写的口号：“保皇派翻天，优先镇压！”

  一日，我在大街上走，只见一队细伢子在大街唱着“流行歌曲”：“流氓们，阿飞们，快快参加青年近卫军，包菜脑壳西瓜皮，拉链衣服真抖冲。”他们一边唱，一边蹬着脚，他们好自豪的样子！
  

“小化生子咧，想挨裁罢！”几个穿拉链衣的“水佬官”对着细伢子骂。

  细伢子一嗡就跑散了。“水佬官”们边走边骂：“老子的‘喷筒子’（枪）是被收噶哆，不然的话，老子硬要搞它一梭子.....”

   我听他们这口腔调连忙离远些，我听说了现在水佬官惹不得。

   我一边走一边看墙上的大字报，来到五一路的湘锈大楼旁边，看到当年秀丽美观的湘锈大楼被烧得乌焦巴公。这时，我心里慢慢地明白了当时的派性斗争。以前是保皇派和造反派斗，保皇派没有斗得造反派赢；但造反派斗赢了以后内部又开始是斗，斗得又分成了两大派，这湘锈大楼就是造反派的两大派组织“工联”和“东方红”打仗的时候打汽油弹烧毁的，看起来真的可惜。

   我又来到中山路百货公司，里面人来人往好热闹，我走到这边柜台旁看看，那边货架上瞧瞧。突然，只见一伙人慌慌张张地往门口走，又见一起人往两边窜，神色都好恐慌样子。我再四周一望，我的天唉！整个商场的人都乱了起来，各里窜，那里跑。

   柜台上的营业员们也忙着锁钱柜，把身前的货往柜台里面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跟着慌张的人们往门外走。还没有走到门边，怎么又有人退回来了。我再回过头来一看，人们又没有刚才那样乱了，过了两分钟左右，商场又恢复了平静，人们不再乱走，营业员照样营业了。

  我猪头木称地站在那里呆了好一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硬是搞砣数不清。

   晚上，我回到家里把在中山百货公司见到的那一幕跟七哥一讲，他笑了笑回答：“现在长沙的市民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害怕两派人又来搞武斗，动刀枪。只要是大点公共场所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有时是有人故意造谣，有时是一点误会猜疑。总之，现在的人们是提心吊胆过日子。”

  七哥讲得对，现在的人过硬提心吊胆过日子，我回来这些日子就被吓几了。七哥自幼就会读书，他是三中66届高中毕业生，记得1966年文化革命才开始他来信告诉我，中国的文化要革命，学生不用再考试就可以升学了，他那时对文化革命还抱着好大的希望。可是后来他看到文化革命越搞越乱，乱得动刀了，什么文化革命？就是一场政治与权利的斗争。

  他还跟我讲了一桩可笑的事,他在烈士公园看到一幅油画，画的是红军井岗山会师。全国人民都知道,当年是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岗山会师，可那幅油画的是林彪和毛主席会师。不过，那幅油画没有挂好久就不见了。从这一点他就把这场文化革命看透了。

  在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听母亲说，当年动员我下乡的那位街道主任张凤真的坏，我下乡刚走几天，她就要我母亲让一间房子给居委会，说我下乡了，两个人住这么大一间房子。

  我母亲说我们共父异母的兄弟还有好几个在长沙租房住，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就破口大骂起来，骂我父亲伪师长讨9个老婆.......骂了一大串

  后来，还是被居委会占去一间办起“纪念章”工厂，整天乒乒乓乓地响个不停。我在农村的老木屋里过了半年多的清静日子，这吵闹又提心吊胆的日子真还不习惯,我还有点想回乡里了。

  过年后的一个晚上，大哥骑着单车来到我们家，样子好紧张。在我的印象中，这位比我大22岁共父异母的长兄胆子比较小，说话好稳重。尤其我回来这次见到他，他一再嘱咐我 ：“你现在长大了，要稳重，不要跟着别人去出风头。我们的出身不好，不要去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保皇派和造发派都可以拿我们这类人开刀，我们是运动中的‘活靶子’。”

  他还告诉我：“一个胆子小的人并不是坏人，也不是坏事，他是为了自卫。”

  大哥的这些话还是有点道理的，解放到现在，他在机关单位工作，就因胆小怕事、办事稳重没有犯过任何错误。

   他把我们三娘崽喊在一起坐下，听他分析目前的一些形势：“贺龙已经被打倒，长沙到处贴着“打倒大土匪贺龙”的标语，父亲解放前任湘西统领，1949年起义，1950任全国政协委员及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旧社会他与贺龙有一段“交情”，1952年父亲去世后，贺龙和我们没有任何交往，他当他的元帅，我们当我们的老百姓。可刚才有两位中央军委派来的解放军找到我家，他们问我知不知道到贺龙的一些情况。我回答父亲当湘西统领时我才几岁，后来我们长大一直在外地读书，父亲从来不要我们挨政界的边。我们甚么都不知道。”

  听大哥说完，我心里想，这与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我生新社会，长在在红旗下，哪里会晓得旧社会的事情，万一来问我的话，我会一口清：不知道。
  
  大哥说完又对着我母亲说：“梅姨，这两位解放军可能会来问你，你就照我这样说，什么都不知道，旧社会你只管陈渠珍的生活，其它什么事都不管。”

    母亲听后点点头。七哥也嘱咐母亲："妈，这就不是讲直话的时候了，没讲得好命都会保不住。"

  读了高中毕业的七哥，好像把整个社会都看透了。他同母亲生活的时间长，近几个月又在母亲厂里做零时工，他了解母亲有个爱讲直话的习惯，所以，他要一再嘱咐母亲。

  大哥也一再嘱咐母亲决不能讲直话，说完后匆匆地走了。

  两天后正好是星期天，七哥到同学家去了，那两位解放军真的来了。他们问我母亲是否知道一位叫“覃甫臣”的人的情况，我母亲回答不知道此人。

  他们还问好多人的名字，母亲一一回答不晓得，她说自己是文盲，嫁到陈家只管招扶陈渠珍的生活，只进厨房，没进过厅堂。那两位解放军没有问到一点情况，又转过身来问我 ：“你听家里人说过有关贺龙的事么？”

  早有准备的我只这样回答：“我是1950出生的，父亲死的时候我才一岁零四个月，我对他没有半点印象。他找了9个老婆，有6个我还没见过面。我们共父异母哥哥姐姐有15个，我排行十五，最小。到现在我还有4个姐姐没见过面，有两个姐姐，我还没搞清是第几个妈妈生的？我刚满15岁就下了农村，下去两年多刚回来。”

  我这么一说那两解放军笑了起来。最后，他们拿出笔记本把我们兄弟姐妹住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单位工作都记了下来,连我下放的生产队都记了下来。

   晚上，七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问母亲说了些什么，我说母亲没有乱说一句话，这一次她做了一回不老实的人。

  七哥听后笑了笑说：“现在讲老实话会惹祸上身，会害自己还会害别人，像调查贺龙这样的大人物的情况，你只要讲出一点小事，他们就会大做文章，就会跟他增加一条罪状，而自己也会受到牵连。”七哥这一席话讲得有些道理。

  后来，母亲和我们讲了实话，她说解放军问的那位叫“覃甫臣”的人，她听父亲说过，好像是红军的联络员，当年贺龙派他来与父亲联络......她讲到这里时七哥打断了她的话：“搭帮你冒讲出实话，不然的话贺龙又增加一条‘通匪”的罪状。”

  七哥说完再三嘱咐母亲，这话就讲到这里打止，从此以后再不要提了（后来听说：父亲的一位部下在省参事室被那两位解放军逼得自杀身亡。他们那笔记本上记满了我们一家人的名字。我想，如果林彪事件成功，我们这些名字肯怕都要遭殃。）

   在长沙呆了几个月，天气越来越热，我每天中午都到浏阳河里去游泳，我最爱在油库码头的斜坡边游泳，在那里可以躺在当阴的麻石上睡觉，顺便把衣服洗了晒干,反正是消磨时间。

   一天中午，我一人泡在河里游了一阵泳后，便将衣裤洗了晒在斜坡的麻石上。我穿着短裤躺在我每天躺的那块又平整又不当晒的麻石上，我刚闭上眼睛准备睡一下。忽听得一阵嘻嘻哈哈的声音，我扭过头一看，只见三男三女朝我这方走来，看样子是工厂的工人.

   那三位男青年走到我面前看了看，其中一个高个子对着我说：“小瘪，让开点咯，让我们放衣服。”

  另外两个也鼓起眼睛望着我。我晓得，这年头的工人阶级最讲“叫脑壳”，看他们手上还拿着宽皮带。我明白，我这样的“非洲佬”（当年人们称知青是无户口的黑人）哪里惹得他们起，我连忙起身.

  三位女青年也来到面前，她们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其中一个短辫子的姑娘对着他们说：“你们好点讲唦，学哒各水里水气的样子。”

  那三位“叫脑壳”听后哈哈一笑。另两位剪着“西瓜皮”的胖子姑娘边笑边解开工作服，露出红色的泳装。

  我在乡里这几年和乡里姑娘在一起干活，她们都是穿长衣长裤。眼见这穿泳装的姑娘就离我几尺远，我感到好尴尬一样。莫说他们喊我走开，他们就是不喊我走，我都会赶快离开。

  我把晒在麻石上的衣服收起，转到另一道斜坡上，我照样躺上闭上眼睛，我每天中午来游泳也就是顺便睡下午觉。我闭上眼睛在想：现在看到的人比我下农村之前看到的人大不同，那时候的人讲道理，有礼貌；而现在的人出口就是“叫脑壳”腔，动不动就是“立哒！”这可能就是文化大革命讲的“超发了”吧。看来，我这乡巴佬还够超都超不发。

  忽然，传来一阵女人的叫喊声：“你们两个快点游过来救人咧！”

“陶胖沉下水哒......”喊声越喊越急。

  我站起来望喊声处一看，原来是刚才那几位赶我走的几个人在喊。我慢慢地朝那边走去一看。两位男士在河中间放肆用力往岸边游。岸边那位骂我做“小鳖”的高个子在浅水游着“狗爬式”，离他一两米远左右见一双手伸在水面打来打去，脑壳一上一下，站在岸上的两位女的还在大声喊。

  可怜那位高个子的狗爬式就是游不到落水人的身边，河中间的两位还离落水人有十几米远,他们在使劲地游.

  我一看那落水人太危险了，便快步跑过去跳下水，一下就游到落水胖女人的身边，我双手端着她的腰往岸边游，我每天都在这遍水区游泳，我晓得只要游上一米多远就能踩到底。

  可这胖女人可能是吓慌了，她突然双手抱住我的脖子，把我压下了水底，她的手抱得那么紧，抱的我出气都出不赢了，我本能反应快，两手扳开她那双肥手，把头往下一沉，从她那对肉球上挨过,我几蹬几摆，一下露出水面,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见她又沉了下去，便一手抓住了她的头发，双脚放死地蹬，几家伙我就踩到了麻石，我把她也拖了上来站着。

  那位高个子狗爬式才游了过来，把胖女人往上拉。再过一阵，那两位男的也游到了岸边。这胖子女人哇哇地吐了几口水，哭了起来。

  那两位女人连忙扶着她，那三位男的也围着她，劝她莫哭了：“冒得事哒，冒的事哒.....”那位高个子游泳只会游狗爬式，始终没有游到她身边救她，但他现在拍着她肩膀，那个样子还是蛮殷勤，我见他那肉麻的样子赶快离开了。

  一天，我在家里翻出以前三哥从沅江写给母亲的信。在信中多次提到我，三哥还是很关心我的。记得我刚到农村上山砍柴时，我新穿的胶鞋被尖锐石块划破了一条长口子，根本不能再穿，我写信给三哥后,他寄来了八块钱，要我重买一双。不久，我收到七哥的来信说母亲知道这事后很不高心，她要我今后有甚么事告诉她，不要去找三哥、四哥他们，他们也有困难。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跟任何哥哥姐姐写信了。

  直到1967年武斗开始，我们大队知青都走完了，他们都能收到家中的汇款，我家没有汇款来，我只能等到年终分红才有钱回长沙。听邻居说武斗的那段日子，天天听到我母亲哭。我们三个月失去了联系，我写给他们信他们没收到。到10月份我收到家里7、8、9三个月的9封信。都是问我现在安全么？七哥在9月份的一封信写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见母亲和七哥那时除了焦急和眼泪以外再无别的能力，这也就是老实人吃亏的地方。

  我在家呆得心里烦躁，决定到沅江三哥家去住一段时间，这回母亲答应了。于是，我坐车到了沅江。但在沅江等待我的又是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