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麦的学生们

   我在金麦这山窝子里当过几年民办老师，山窝子里的那些学生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回忆。夏悸姐当老师的时间最长，学生们都怕她，几位老师也听她的。因为她的水平高，会唱、会跳、会写；她还有主见，打得事开，有威信。所以，学校每年招收的一年级学生非得让她来教。要晓得，那些刚跨进校门的山娃子都跟得“天哑公”一样，随问么什都不知道。听听夏老师跟这些学生报名时的对话吧：

  夏老师手拿笔着，把一个女生叫到面前：“你叫什么名子？”

  那女生摇摇头：“冒晓得，我爹爹还冒跟我取名。”

“ 你爹爹叫什名子？”

“冒晓得。”

“你这么大了，你爹爹叫什么名字都不晓得，未必冒听见别人喊过。”夏老师要发火了。

   那女生抠了抠后脑壳，大声回答：“我爹爹号做‘瘪瘪’”。

“哈哈……”围着看的学生都笑了，因为“瘪瘪”是她爹爹的绰号。

“下一个，下一个。”夏老师指着另一个男生：“你爹爹叫什么名字应该晓得吧？”

   男生用手往鼻子上一抹：“晓得，我爹爹号做‘暖坨’”

“哈哈……”学生们又一阵笑，这“暖坨”又是人们取的绰号。我们这几位老师也忍不住了，笑着悄悄地走开。夏老师还是忍住了笑，继续报名……

  开学后每天都有学生迟到。有一天上午上第二节课了，一个男生才来，夏老师问他：“你为什么迟到一节课？”

  那男生鼓起眼睛回答夏老师：“我看我的娘妈梳头发去了。”

  夏老师忍不住笑了起来。下课后她回到办公室想起那学生的神态有味，伏在桌上笑了一阵扎实的。

  又一次，一个女生迟到了，夏老师发起火来了：“开学一个星期了，你每天都迟到，为什么？”

   只见那女生从书包里捧出一捧山核桃伸到她面前：“夏老师，我冒得甚么好吃的给你，我拿点核桃给你吃，明天我再摘点辣椒给你。”夏老师见那模样哭笑不得。

  就是这样一群新学生，经过夏老师几周的调教后，他们才懂得什么叫“规矩”，读完一学期后这些学生就听话了。

  其实，山窝里的学生还是很辛苦的，每天很早就要起来放牛啦，养鸭子啦，背着弟弟妹妹帮着做家务活等等。

  山里人早晨特别忙，每户人家都有四、五个崽女，生活都比较困难，能让个巴两个崽女上学就算不错了。所以，这些能上学的孩子还是很珍惜这份“学业”的 。尤其是那些高年级的学生，他们放学以后要寻牛，砍柴，扯猪草，做完家里“分配”的所有活儿后，才能做老师布置的作业，有的是利用早晨放牛的时间赶做作业。

  山里的学生都喜欢上珠算课，教珠算课是用棕绳算盘，我也是边学边教，每教完一课到第二天上课时,他们就打得很好了。我这位二不二的“老师”暗地里还要跟他们学，他们的父亲大部份都会打算盘，有的还是生产队的会计，是最好的辅导老师。

  我和学生一们一齐学会了加、减、乘、除法。学生们最爱听我讲故事，尤其爱听城里人的故事，他们很想了解城里人，他们最想看到火车、轮船和飞机。有时候他们提出一些古里古怪的问题，我听后真想笑，但我忍住了，我跟他们一一解释。

  学校每年都要参加几次文艺汇演，我们金麦小学演出的节目《我是公社护秧娃》、《为革命练功》、《风雨上学》，都在全公社名列前茅，还在全县文艺汇演中得过一等奖。

  排练这些节目时，夏老师要求特别严，她排编舞蹈动作难度很大。 但山窝子的学生们都很勤奋，很吃得苦。那些动作练了一遍又一遍，回家后他们还自己练，早晨放牛他们在田埂练，课间休息他们自觉地在操坪里练，硬练得达到夏老师的要求为止。

  我永远忘不了那样一个星期天，夏老师带领学生排练《我是公社护秧娃》的节目，这是由夏老师作词作曲、编排的一个舞蹈。从上午8点练到下午3点,我一直在他们周围监护，我见那些学生一遍又一遍地练得脸都白了。

  我们队上的一位学生走到我面前轻轻地对我说：“陈老师，你跟夏老师讲一声，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的肚子饿得不行了，我们到山上吃点茶泡再来练好啵？”

  我听后心里很难受，我跟夏老师商量后，夏老师宣布休息半小时后再排练。学生们听后“哦！”地一声跑出了学校，只往附近的茶山里跑。

  我有点不放心，便跟到茶山里看一下，可怜的天哟！只见二十几个男女学生每人各爬上一棵树上，手摘着茶泡直往嘴里塞。他们见我来了一齐喊：“陈老师，呷茶泡喔！”

  一个个的茶泡丢在我面前，我肚子也饿了，也跟着他们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好得这茶山的茶泡特别多，一会儿工夫就把这些学生的肚子填饱了。他们一个个从树上翻下来，他们选着又大又熟的带给夏老师她们吃，他们一窝风地跑到学校又开始排练起来。

  就快要参加文艺汇演了，夏老师宣布每个人都要穿白衬衣，没有白衬衣的要赶快制好。那次“赶场”正好是星期天，我在场上看见好几个学生提着鸡在场上卖。原来，他们家里拿不出钱给他们扯布做衬衣，要靠自己想办法，他们摘野果卖的钱还不够，只得将家里生蛋的鸡婆都捉来场上卖了。小小年纪真不简单，他们将鸡卖了后，又到供销社扯了布，再到缝纫店等着把衣做好才赶回来，从场上到金麦来回30里路，他们回来时天早就黑了。

  我们的《我是公社护秧娃》在全公社获得第一名，并选定参加全县的文艺汇演。老师们都高兴；学生们更高兴。好多学生还没有到过县城，这次可以走出山窝子到县城去看看了。

  我那时在学校负责管劳动，我看到学校太穷了，搞任何活动都没有经费，学生们太清苦了。我和夏老师商量后决定带领学生上山砍柴，用卖柴的钱做学校活动经费。

  没想到这个主意很好。学生们砍柴很卖力，他们互相帮助，大同学照顾小同学，一个月4个星期天砍满了3拖拉机柴，卖得100多块钱。

  一个学期里我们用砍柴的钱买回了一台风琴、文体用具，还制了几十套舞蹈服装。后来到县城参加过几次演出，我们山窝子的学生不那么土气了，我们的节目赢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1977年初我们开始起搞“病退”，我们并不是有病在农村干不下了；也不是实在混不下去了。我们是考虑到我们儿女们的前途，我们不想让儿女们再受我们这种苦。再说，知青“病退”不像招工那样讲“出身”，讲“政治”，我们不想错过这样一个唯一的回城机会。

  病退整整搞了一年的时间，1978年初我们回城了。

  记得离开山窝子的那天早晨，我到学校看了一下，我用粉笔在我教了4年书的黑板上写了一段话，我要他们今后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我以后一定来看他们……

     汽车开动了，突然传来一阵喊声：“陈老师……陈老师……”

    我连忙叫司机停下车。只见整个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一齐追来了，他们围住了汽车。我望见我班上的学生们在流眼泪，几位老师的眼圈也通红的。

   “陈老师。你莫克，我们舍不得你啊！”我班最调皮的一个学生说。

   “陈老师，好松走啊！以后要来咧！”几个听话的女生哭着说。

    “陈老师好走啊……好走啊……”师生们一起在喊。

     顿时，我的喉咙硬的像塞了一颗核桃，想讲句话硬是讲不出。我心里好矛盾，我实在不想离开他们。我实在舍不得他们，可我偏偏离开了他们。

     车开了，学生们一直跟在车后，只到看不见，我已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