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次 被 逐

在我的一生中，先后有两次被驱逐到农村的非凡经历，使我一直难以忘怀。其中第一次被逐更是令我没齿不忘。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我正随“衡山县南岳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行20余人在衡山县境内巡回演出，我时任乐队长，主要工作是负责教歌、拉板胡（主胡）和吹笛子，并兼任土黑管独奏和讲笑话等。一天晚上，在后山东湖公社慰问驻军演出时，时值深秋，我正在地台上表演土黑管独奏《红军不怕远征难》，赢得了观众（驻军和当地老百姓）的阵阵热烈掌声。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我又吹奏了一首毛主席诗词歌《西江月》，谁知观众还不过瘾，又一致要求我还吹奏一首曲目。于是，我又吹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末了，观众再一次地要求还要我吹奏一首。我听见台下的人一领一合地高喊：“再来一首要不要？”“要！”“再来一首好不好！”“好！”“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等等当时极为流行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我正在寻思再吹奏一首什么曲目时，宣传队的队长何旭林同志走到了地台中前方，向观众说道：“解放军指战员们！贫下中农同志们！我是宣传队的队长，刚才接到南岳来的紧急电话，通知这位吹黑管的小唐务必在今晚要离开这个军事禁区，赶快回南岳。因此，小唐不能再给大家表演了，实在对不起！请多多原谅！”

这时“台下”有人提高嗓门问道：“请问队长同志，小唐为什么不能表演了？”何回答说：“因为小唐的父亲有特嫌（即特务嫌疑），今晚必须离开这里赶回南岳。否则，我们无法向县革委交差。”说完，便对我说：“容颐，实在对不起，请你赶快想法离开。”就这样，我只好拿着土黑管灰溜溜地下了“台”。

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演出点距南岳有九十华里路，晚上又黑又无车可搭，我跟何说：“旭林，这么晚了，你叫我怎么回去呢？”何说：“我也无法。不过，我向驻军首长求援看看，你等我的消息再说。”何随即到驻军机关找首长去了。

在焦急的等待中，我收拾了行礼和土黑管、板胡、笛子等乐器。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何回到了招待所——宣传队食宿之地。他告诉我说：“容颐，明天早上七点半钟部队有去衡山买菜的车，首长同意你搭他们的车去衡山。到衡山以后，你再想办法回南岳去。”我说：“好！谢谢！”，当晚，我被恩准仍在该所住了一晚。

次日清晨，我们吃了早饭之后，何带我找到了那辆军车，他向司机交待了几句之后，我便爬上了车箱，随着“轰隆隆”的汽车发动机响声，汽车“嘀嘀嘀……”地发动了，全体队员们都来为我送行，他们要去另一个演出点，大家都在向我挥手道别。我默默无语，两眼含着晶莹的泪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宣传队，离开了几个月来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们，离开了我狂热酷爱的文艺舞台。

汽车在公路上一直颠簸不停，我一路寻思着回家之后的命运，凶吉难卜。半个小时之后，汽车到达衡山两路口。车停了，我下了车，跟司机告了别，两路口到南岳还有三十华里路，因无钱坐公共汽车，便迈开了沉重的脚步，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时近晌午，我终于回到了家——南岳东街3号。进屋一看，我傻了眼了：家里只有时年11岁的大妹天凤，带着不满7岁的小弟国庆和年仅3岁的小妹鸣凤三个人在家里，哭作一团。所有家具等物全被翻乱了，地上一片狼籍。再一看，书和我的画稿手迹全无踪影。我连忙问大妹：“天凤，这是怎么啦？爸爸妈妈和你二哥（容章，时年14岁）到哪里去了？”她回答说：“大哥，爸爸昨日已被建筑公司的红卫兵抓起来了。妈妈带着二哥前天到姨妈家（姨妈符菊英家住湘潭县花桥公社花桥大队曾家冲）去了。昨日白天我们家全被红卫兵砸了。他们拿走了所有的书和画稿。还有，昨晚上他们说要换《户口本》和《粮证》，叫我把《户口本》和《粮证》拿出来，交给他们去换。我们现在还没吃早饭。”说完之后，她“呜呜”地哭起来了。我说：“别哭了。”因当年交通不便，又无电话，写信又不是一时半刻能收到的，坐车去喊妈妈，又无路费，走小路去吧，五六十华里路，起码得走一整天。正在我们兄妹无计可施、左右为难之时，我想到了慈祥可敬又乐于助人的大伯母胡淑莲。于是我就去找与我同住一栋屋的大伯母，可她还没回来，正在单位——衡山水泥厂上班。我别无他法，便对妹妹说：“天凤，你带好弟弟妹妹，我到衡山水泥厂找大伯母想办法去。”于是，我们都没有、也不知中饭到哪里去吃。我再三叮嘱弟妹们千万别走散了，一定在家等我的话语之后，来到了石牌楼，忍着饥饿。大步流星地往衡山方向走去。

当天下午约莫五点钟时，我好不容易来到了距南岳六十多华里以外的衡山县水泥厂某车间，找到了大伯母。此时，她正在上班，我把她喊到一边，将我家所发生的境况向她大体说了一番后，她连忙向领导请了几天假，随后带我到食堂吃了饭，并找了一辆到衡山的便车，我又马不停蹄的随大伯母搭便车到衡山两路口。随后，她买好了两张到南岳的汽车票，我随她一起于晚上7时左右又回到了家。

到家门口一看，大门上贴着一张墨汁未干的《勒令》。只见上面写着一些令我至今难忘的话语，内容如下：“兹勒令国民党潜伏特务，现行反革命份子，臭老九唐未之全家在三天之内立即滚出南岳镇。若不遵令，一切后果自负！”落款是：南岳镇红卫兵造反联合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十月××日。我默念了一遍《勒令》之后，大伯母因不识字，她问我这是一张什么条纸？

我便如实相告，她说：“他们（指红造联）也太狠心了，存心整人，不让人好活。”我回答说：“是啊！”

进屋之后，大伯母对我说：“容颐，你们都不要急，我先来煮饭给你们吃，吃饱了再作打算。”随后，大伯母连忙给我们煮饭吃，弟妹们这才吃了一天来唯一的一餐饭。大伯母连夜去找街道支书谭××反映情况。

第二天，我们都在家里等待妈妈早点回来。中午过后，妈妈带着大弟容章疲惫地回来了。一见到家里这几天的变故，我们全家哭作一团，大伯母在一旁直掉眼泪。

在安顿了弟妹们之后，我跟着妈妈符凤初去南街找到了时任“岳街居委会”支部书记的谭××，如实地向他反映和倾诉了我家的情况之后，请求他能宽限一些时日之后再下乡。谁知他竟不近情理地回答说：“我是在执行镇里的命令，你们只有赶快离开南岳，另谋生计。”无奈之际，我们只好回到了家，妈妈又带着我和大弟到南岳大庙西川门内侧的南岳建筑工程公司红造联指挥部“监狱”里看望了爸爸。父母和我们见面无语，只有悲愤的眼泪诉说了各自心底想说而不便说、也不敢在造反派的众目睽睽之下随意可说的话。不到半个小时，在造反派的催促下，我们又随妈妈回了家。

当晚，我的同学、好友——家住东街的何柱良偷偷地来到了我们家，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我们当时还被蒙在鼓里的坏消息。

当时，柱良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容颐，我们是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有一件事我今晚不得不告诉你，也必须告诉你。”我迫不及待地追问他：“柱良，到底是什么事？请你快告诉我，莫再拐弯抹角了。”柱良略停顿了一下，对我说：“谭支书派我和曹花玉（北支街人，文革后期因打砸抢偷盗等罪被判了徒刑），明天先押送你到松柏公社（后山）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监督。我不想去，可谭××一定要我去，说这既是政治任务，又是行政命令。关系到我执不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治问题，更关系到我今后的前途。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更不忍心押送你下农村去。”我说：“没关系，我不能难为你。”柱良说：“这样吧，曹花玉准备了一根皮鞭，我拿的是谭××发的一把梭标。他（曹）走中间，我押后，你走前面，在路上他如果对你下手，我就会对他下手。请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暗中保护你。另外，你还要作好思想准备。”我问道：“什么思想准备？”柱良告诉我：“谭××已准备了一块用大纸壳制作的牌子，并嘱咐我们明天一定要给你戴在脖子上，另还要戴手铐，你千万不能怪我啊！”我回答他说：“怎么会呢？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任他摆布了。”何说：“真是无可奈何，我是被迫的。”说完之后就回家去了。我随即将此事告诉了妈妈。

第二天（1966年10月18日）清晨，何、曹二人分别手执铁棍、纸牌子、手铐来到了我家，我妈妈正在煮饭。曹见了我妈，便挥动着手中的皮鞭。同时用铁棒指了指我妈的前额，气势汹汹地吼道：“特务婆符凤初，你听着，我们马上就要把你的狗崽子唐容颐押送到后山去，过几天再来押送你们全家一窝大小坏蛋。”我妈问：“总得让我儿子吃了饭再走吧？”曹说：“不行，必须现在就滚蛋！”我妈分辩道：“就是死罪，也得让他吃餐饭上路，你太没良心了。”曹听了暴跳如雷，用铁棒在锅灶边敲打了几下，口出狂言：“你他妈的别强词夺理了。再狡辩的话，小心老子抽你。”他边说边挥舞着手中的皮鞭。何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说：“曹花玉，算了，还是让容颐吃了饭再走吧！”曹恶狠狠地训斥何：“柱良，你不要同情坏人，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何回答他“好人坏人都要吃饭，这与无产阶级立场有什么关系呢？”曹懊恼地回答：“你……你……你怎么能和坏人一个鼻孔出气呢？少啰嗦！小狗崽子（指我）快伸出你的双手爪子来。”我茫然不知所措，只得敢怒不敢言地任其摆布，乖乖地伸出了双手，曹拿出一副手铐，“咔嚓”一下，给我带上了。接着又拿出一块长约2尺，宽约1.5尺的用纸壳制作的牌子，其上方正中用一根铁丝穿了一个“n”型，牌子上写着“小特务、黑七类狗崽子唐容颐”，并在名字上用红笔打了一把“×”，套在了我的脖子上，接着就推推搡搡地赶我出门，大吼一声：“快滚！”就这样，我被曹恶狠狠地扫地出门，何站在一旁，默不做声，妈妈泪眼滂沱地看着我，弟妹们吓得纷纷躲到了妈妈的身后。

当天，曹、何押送着我从南岳镇东街出发，一路经过枫木桥、太平、崖上、三座桥。沿途，在田地里干活的人们有的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有的说：“你们看啰，一个这么小的特务。”等等。大约在下午1时左右，到了福田铺，来到一家不知名的小饭铺，曹将我铐在一张饭桌边，然后买好了他们两人的饭菜，开始吃午饭。我却只有挨饿的份。何当时对曹说：“曹花玉，再买一份给容颐吃吧？”曹气急败坏地说：“不行！”何也不好再说什么 了。待他们吃饱喝足之后，又押着我继续赶路。

下午，我们先后经过岭坡、白果，于傍晚7时左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衡山县松柏公社机关，曹将我交给了公社武装部刘森生部长，刘便不问死活地吩咐俩个民兵将我关押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废旧仓库里，接着给曹、何二人安排食宿去了。

我一天来水米未沾，又走了九十多华里路，被无端关押在一个又臭又脏、蚊虫成堆的破屋子里，又是一身汗，无处洗刷，真是难受极了。一整晚都没有安睡。

次日清晨，何来到关押我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对我说道：“容颐，我回家去了，我没有一分钱给你买东西吃，实在对不住你，也无力为你鸣冤叫屈，你好自为之吧！” 我说：“谢谢！我非常清楚你的难处，我不怪你。祝你一路平安！”说完之后，我目送何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

在公社一连关了两天之后我才被晓岚八队的队长张彦丸等人接到了该队，被临时安置在一个用牛栏稍加打扫好的 “房子”里，开始了我的农村生活。

一个星期之后，我妈妈带着俩个弟弟和俩个妹妹被红卫兵押送到了这里。从此，我们一家除父亲仍关在南岳之外，一家六口开始了当农民的生涯。

此事距今42了，我一直铭记在心。尤其是我大伯母胡淑莲和老同学何柱良对我及我们家的恩德，使我感动不已，更使我们终生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