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知青-弹指挥间卅四年[湖南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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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一江秋水
--  发布时间：2009/8/3 16:52:22

--  弹指挥间卅四年

弹指挥间卅四年

　　屈指一算，我离开下放的樟树脚已经三十四年了。
　　那时，樟树公社是衡南县江口区的一个人民公社，位于衡阳市之东，樟树脚是樟树公社所在地，也是衡樟公路的终点，距离衡阳市中心８０公里。樟树公社是一个“一鸡唱四县”的地方：东边与安仁县交界，南边与耒阳县为邻，北边与衡东县接壤，还有一个县就是公社所属的衡南县。当地人的讲话口音有点类似于耒阳话。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衡阳市第二批知青下放（第一批是１２月２日），我当时就读的衡阳师专附中，第二批是下到樟树脚，共有１８人，由樟树公社一位姓廖的革委会副主任来校接人。在公社办了一个星期学习班，然后全部分在良田大队，又由良田大队把我们分到了其中的六个生产队，我与邹建衡（男）、蔡贤英（女）分在第一生产队（又称蔡家生产队，当地人又称作蔡家湾），这个队就在公路边，是进入樟树公社的门户，距离樟树脚约有８里路，在蔡家湾境内的那段公路长约４００米。
　　如果从衡阳方向来，进入蔡家湾后，公路的的左边有山，生产队的屋场依山而建，一字排开，从屋场到马路之间是稻田，有三条４０多米长两米宽的田埂路通到公路上。公路的右边是一块块的稻田，稻田的落差不大，远看起来比较平坦。穿越稻田再向右，就是一条曲曲弯弯的羊肠小河，小河那边就不属蔡家湾的地盘了。这条小河我至今不知名（也许本就无名），大概有２０米宽，最深处也不过齐胸，水清而流缓，河床有一层厚厚的细砂。由于蔡家湾的河段距离公路近（２００米左右），所以１９７１年公社修山口水库时就派了一个民工班在这里挑河砂，我也是民工班的成员。又由于我就是下放在此，有两间房可住人，所以民工班的十几个人就临时住在我的房内，也在我房门前的灶上煮饭。公路左侧的半山腰有一个生产队的袖珍水库，作用不很大，因为天旱时水库也是干的。
　　我下放时，蔡家生产队只有１３户人家，男女老少共４０多人，是个小生产队，除了嫁进来的妇女，其余全部姓张（我至今不知为何队名不符实际，后来我们插队的四个知青中，有位姓蔡的女知青嫁在本队，总算为蔡家湾添加了一个蔡姓）。全队有１００亩水田，人平２亩多一点，每个人头还有２分自留地（如今有些文章说当时农村连自留地也没有，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你们那里割了这条“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这里却没有割），我们４个知青分到了８分稻田用来种菜，另外在山腰上还分到８分种红薯的旱地。蔡家湾有一口很好的泉水井，位于屋场一侧的山腰，被几株高大树木的浓荫遮蔽，那水清彻见底清凉微甘，全队的人家都在那挑水吃，尤其双抢时，被大太阳曝晒了几个钟头的社员和知青们，坐在树荫下稍憩，再灌上一瓜瓢清凉的泉水，听着泉水落入胃中发出“咕咚咕咚”的轻响，浑身的毛孔都洋溢着舒畅。
　　那时生产队的劳动价值非常低，每个劳动日只有８分钱（一个劳动日按１０分工分计算，男劳力的底分是每天１０个工分，妇女８个工分，我们刚去时都是８分），是全公社最差的一个生产队。我们下放时，国家给每人发８０元安家费，并包了第一年的口粮，以后就参与生产队的分配。我们辛辛苦苦地劳动一年，却养不活自己，我每个月还需要家里寄１０元钱来接济。

　　很奇怪，１９７５年我刚招工进铁路时，对曾经呆过六年零八个月的樟树脚几乎没有任何思念之情，而１９９１年从怀化铁路分局调到株洲六０一厂后，将近有八年的时间，我就开始经常做有关樟树脚的梦。这又有三种境况：
　　第一种：梦中的我没有形体，仿佛是一阵风，穿堂过户，快速地从房屋群的这一头跑到另一头，还能清晰地看见那些熟悉的男女老少，偶尔也会与当年同我关系最铁的哥们交谈几句，熟悉的细砂马路，马路两旁是绿油油的水稻田。甚至有时还仿佛听到一阵歌声：

　　几时归来哟伊人哟
　　几时你会回到故乡的家园
　　那空旷的田野，空阶的落叶
　　依旧是当年的情景

　　第二种：从很远的地方回生产队去。也许是生产队附近有条小河的缘故，这样的梦总是要绕过一个中等大的湖泊，在芦苇丛中行走一段，再弯弯曲曲地顺着一条一边是水田一边是湖泊的小路不停向前走，最后登上一个小山坡，小山坡下就是生产队前面的公路了，我的梦总是做到下了小山坡来到公路上后就中断了。
　　第三种：我从樟树脚出发，沿着山麓的小道向前走，自己也不知道要走到哪儿去，沿途要经过一片竹林，小道两旁隔不多远就有一个屋场，迷迷糊糊地又往回走，然后在樟树脚街上找一家伙舖或住下或进餐。实际上，那个方向的小道我最多只走过８次，一次是扑山火，一次是夜间基干民兵演习，另外几次是进山去砍柴或扛树。并且，那条道完全是偏僻的山道，绕着山转来转去，路边根本没有屋场。
　　这样的梦做得多了，我就知道，那年头那地方那些事，已经与我有了一种割不断舍不下的联系，它埋葬着我的青春，也保存着我的青春，它已经成了我生命中无法缺少的一环，人生路途中的里程碑，它已经溶进了我的血液，烙进了我的记忆，与我浑然一体了！
　　于是，我就知道，我应该回去看看。回去看看——这种想法愈来愈强烈，但种种的原因，总使我未能成行，这一想就又想了１８年！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６日，８年的梦、１８年的想念、３４年的离别之情，终于划上了句号，我又来到了久违的樟树脚。
　　此次去的原下放樟树脚的知青共有４人：我，邹鲁军、刘启兰、邹建平，随行的有邹鲁军的夫人和弟媳、刘启兰的丈夫，还有两位刘启兰的初中同学，一行共９人。
　　邹建平：原衡阳师专附中３１班（我父亲教过该班的语文），下放在良田大队泰山生产队（第三生产队，也在公路边，与我的第一生产队相距６００米），他有一手好书法（我父亲生前还记得他，提起来就说他“字写得好”），又会拉二胡，那时，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学拉二胡的。由于他１９７１年就离队回衡搞病退，没有参加过山口水库建设，现在衡阳市劳动局工作。
　　刘启兰：原衡阳师专附中３４班（我父亲是该班的班主任），下放在良田大队荷叶生产队（第六生产队），虽然与我在一个大队，但早期接触不密切，仅认识而已。她比我先到山口水库宣传队一年，我到宣传队之后，我们之间的接触才开始频繁起来，后来公社创建良种场，宣传队的知青全体转入，她也去了，但她比我早一点离开樟树脚，好象是转到别的公社后再招工的，现已退休。在宣传队时，她是导演兼演员。
　　邹鲁军：原衡阳三师附小六年级学生，本可不下放的，他自己要求与师专附中的学生一起下，下放在樟树大队虎丰生产队，后调入山口水库宣传队，是宣传队的台柱：编曲、乐队指挥。他说他也在良种场干过几个月，但我记得他在创建良种场以前就转到衡阳县的车江公社去了。他现在是衡阳市颇有名气的“邹律师”。我对他的印象是：知识面广，极健谈，表现欲极强。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①初识。１９７１年初秋，我在山口水库挑沙班（住在我下放的的生产队），有一次，邹鲁军随着拖拉机来运沙（把堆放在公路边的沙铲到车厢去到水库后再卸下），他忽然跑到我面前敬了一个军礼：“你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接触。后来我问他：挑沙班十来个人都坐在一起休息，你怎么只对我一个人敬礼？他答得妙：“看到你我就知道是知青”。其实那时我外表与农民没有任何区别：皮肤晒得黑黑的，戴一顶破草帽，打着赤膊，只穿条短裤。当时他问我有何文艺特长，那时我正自己做了一把二胡在“吱吱呀呀”地学着拉，随口就回答我会拉二胡，其时宣传队招工走了一批知青，正欲招兵买马，他把我推荐上去，第三天，我就被调到了水库宣传队搞后台，但到了宣传队以后，我主要是编剧（编写一些小节目），以及出演《沙家浜》折子戏中的忠义救国军参谋长刁德一。
　　②离别。１９７２年仲夏，我从宣传队长马双庆（长沙知青）口中得知，公社有人想“批判”邹鲁军，于是告诉了邹鲁军，并建议他转到别的公社去。他本来也正有此意，这就促使他坚定了调离的决心，而且很快就办好了一切手续。那年七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生产队开夜工割禾（宣传队成员每到双抢季节都回到本生产队劳动，后来宣传队全体转入良种场后，就在良种场双抢而不回本生产队了。这也是我认为邹鲁军没有在良种场干过的根据），忽然邹鲁军来找我，说他明天就要走了，特来告辞。那年夏天，我白天是搭在一位衡阳棉纺厂的下放医生家里吃饭，晚上就睡在生产队谷仓的二楼阳台上（我特地与另一位知青万孝阳换了一床军用的圆顶蚊帐，这样只需一个支点就可以挂蚊帐了）。当晚，我与邹鲁军就在这小蚊帐中抵足而眠，畅谈竟宵。

　　邹鲁军与刘启兰都有私家车，我们分乘２辆小车，从衡阳市出发，前往樟树脚。
　　原先樟树脚虽有公路，但不通长途汽车，只能先坐长途汽车到花桥，再走２０里的田间小路到生产队（这种小路是与公路比较而言的，其实农村里是称之为大路的，所以每走四、五里路就会有一个供行人休息的小亭子）。好象是１９７１年吧，开始通长途汽车，从衡阳市到樟树脚每天一趟，路上跑三个钟头。那时在泉溪有一个汽车轮渡码头，汽车在这里往往要等上半个钟头甚至更久。
　　现在好了，不但不要过轮渡码头，而且还有高速公路直达冠市街。从冠市街到樟树脚虽无高速但路况也比以前好多了，据农民们说，下半年就要开始铺设水泥路面了。
　　过了冠市街到了宝盖楼（原宝盖公社，现为宝盖镇），邹鲁军认识的一位宝盖中学青年教师罗诗斌来迎接我们，他将担任我们的义务向导。小伙子魁梧硕长，浓眉大眼，一表人材，既谦虚又健谈，后来到樟树脚，要不是他带路，只怕我们就找不到原公社的遗址了，因为变化太大了。
　　小罗马上担负起向导的职责，他建议我们先从宝盖的古民居游览起。“古民居”？宝盖竟然有古民居？我下放六年多怎么不知道？
　　在小罗的带领下，我们经过了刻着“宝盖楼”三字的镇碑，接着就看到了隔着一个池塘的古民居。原来这所谓的古民居，就是我们以前下放时这一带农家的普通住宅，过了冠市街后一直到樟树脚，沿途都是这种式样的房屋。记得当时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古香古色的房屋时，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惊叹：哇，太好看了！后来我们下到生产队后，也就住在这种房屋中。小罗告诉我们，如今时过境迁，农民们都盖起了小洋楼，这种房屋大部分都已拆除，现在从冠市到樟树脚的公路沿线，就只能看到这一栋了，而且是作为古民居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属于濒临灭绝的珍稀建筑。我们绕过池塘，走近古民居，才发现这座房屋可是名副其实的“古”，估计是清朝末年建造的，堂屋的大门门楣上有一块的金字匾，上书“世承先泽”四个大字，堂屋内的大梁上也有几块类似的金字匾，看来房屋主人的祖上可能有功名。不过现在这房屋的内部破败不堪一片狼籍，估计是这户人家无法拆除只得把新房建到别处去了，而这里就无人管理了。我强烈呼吁衡南县有关部门下拨一定的维修经费，要知道，这种房屋已快成遗迹了，理应管理一下，否则一旦垮塌，就太可惜了。

--  作者：一江秋水
--  发布时间：2009/8/3 16: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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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乘车继续前行。从宝盖到樟树脚只有十多里，我一直注意着路两旁的景象，看是不是到了蔡家湾，哪知停车后出来一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小集市，而小罗告诉我们：已经到了樟树脚！天哪，什么时候经过了蔡家湾我竟全然不知？而且这个樟树脚也已经与我记忆中的样子完全不同了。原先的樟树脚只有一条石板小街，街两边全是木板房或土砖砌的平房，绝大部分是民宅，再就是供销社和木器厂，公社的办公楼和礼堂是最辉煌的建筑，紧邻公社办公楼的是公社卫生院，办公楼和卫生院的前面就是公路终点，衡阳来的长途汽车就停在卫生院旁边（刚下放时，我带了一个自己装的四管推挽式半导体收音机，有一天晚上，忽然听到毛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我赶紧找来纸笔，当电台用记录速度播送时，把这条指示全文记下来，第二天用红纸写好，带到樟树脚，也就是帖在卫生院的墙上，为此还得到了公社的表扬）。现在这里有两条小街，大多数是两层楼房，只有一半的民宅，其余的就是各种店铺，摩托车、电视机、手机等都有出售，银行、旅社、饭店等应有尽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唯有我印象中的卫生院、公社办公楼和礼堂看不到踪影）。不过路面境况可不敢恭维，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不知乡政府为什么不管不顾的？但是我们仍然感概着这变化的巨大，毕竟３４年过去了。
　　小罗很理解我们的心情，他带我们绕了几个弯，去访问公社遗址。
　　原来公社的几栋建筑已经被新建的民宅屏蔽。卫生院已经拆了，礼堂、礼堂旁边的办公楼和食堂没有完全拆除，但都是一派凄凉景象，屋顶的瓦掉落大半，天花板和楼板早就抽空，只剩下木头架子，地上滿是碎砖破瓦，一片断壁残垣，简直就象骷髅，看得我们唏嘘不已。
　　想当初，我们就在这个礼堂舞台上演节目，下面是座无虚席，连门口、窗户边都是人头攒动。记得第一次上台时，面对黑压压的一片脑袋和无数道目光，我心里非常紧张，身体象打寒颤似地不可抑制地微微发抖，第二次就好多了，再以后就很从容了，反而希望观众多多益善才有激情。还记得夏天夜里出演《沙家浜》第四场“智斗”时，刁德一穿军装出场，我们宣传队没有军装，到别处借的呢子军装，想想啊，三伏天穿呢子衣是什么滋味？加上我本就爱出汗，所以全身被汗湿透，连台下的观众都看见我脸上有蚕豆大的汗珠透过油彩往台上摔落。演第七场“斥敌”时，刁德一又是穿长马褂出场，长马褂也要到演出地的老乡家去借，大小都不合适（一般都是小了），由于我们演的是折子戏，第四场演完紧跟着演第七场，我必须脱去军装换马褂，只有两分钟的时间，有时便不免手忙脚乱，把人家的新马褂扯破一些，还有，身侧边的一长溜布扣子很难扣的（中国的老式衣装都是这种布扣），后来想了个办法，不需要扣，找两枚别针别住得了。呵呵，这段记忆真可谓是“刻骨铭心”了。
　　另外，我比他们几位在公社呆的时间更多些。１９７３年春，我与另一女知青申文藻在渠道工程指挥部广播站干过（渠道是山口水库的配套工程，１９７２年年底开始上马，广播站就设在公社办公楼），一同上工地采访、写稿、广播，忙碌了一个月，我学会了打快板，并不是真的用竹板打，而用钢笔轻轻敲击话筒，这样在外面的喇叭中播放出来就象打竹板一样；还曾于１９７５年６月份在办公楼与另外三个社员一同清理过公社文档（将１９６１年樟树公社成立以来至１９７４年为止，上级下发的以及本公社炮制的过期的或作废的各种密级文件，清理后造册报批，然后销毁），清了半个多月；并且，我每次到樟树脚来，都要在公社的食堂吃饭，那时我特喜欢吃食堂的小钵饭，因为主要是给公社干部吃的，是晚稻米蒸的，很香，我一次要吃两钵，菜也炒得不错，总共只要一角五分钱六两粮票，算是打牙祭。在我下放的后期，与公社的秘书、会计、团委书记、总机、电工、厨师等人都成了朋友，在礼堂、办公楼和食堂消磨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没成想公社变成了这样子。罢了罢了，这地方晚上肯定是蛇鼠成群，说不定还会有《聊斋》中的精怪出现。不过，既然来了，我们三个原宣传队的成员还是走上了那个我们曾经多次演过节目的舞台，摆出当年最酷的革命造型，拍照留念，这可能是我们三人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也算圆了我们几位心中多年的梦。
　　小罗告诉我们，樟树公社撤销后并入宝盖，成立了宝盖乡，原先的大队改为村，原先的生产队改为组（呵呵，这样说来，我原先下放的地方应该是宝盖乡良田村蔡家湾组了），现在衡阳市直达或者途经樟树脚的长途车已增加到４趟，公路也已经延伸到安仁县的谭市了，是为３１６省道，变化还是蛮大的（记得刚下放时我还与生产队的社员一同到谭市去赶过一次场，一出樟树脚就翻山越岭地走了二十里山路，累得够呛）。
　　我们决定再去看看山口水库。
　　车子刚驶出小街，我忽然看到一个大门的招牌上写着“樟树中学”几个字，当年樟树公社是没有中学的，连宝盖公社也没有中学，读中学要到冠市街。嗯，中学普及了，这确实是好事。
　　从小街到水库不远，只有三里路，但路很窄，而且弯弯曲曲崎岖不平。我们就这么颠簸着，很快就看到了水库大坝的雄姿。
　　站在水库大坝上，望着四周的青山绿水，我们感概万分。当年我们都是２０岁左右的青年，如今都已年近花甲，我们的一部分青春热血，就挥洒在这座大坝上。那时有一句口号是“冬修水利”，一到冬季农闲时，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就接踵上马，毛泽东时代对这些农业基本设施建设是非常重视的，１９７０年初春，欧阳海灌区樟树公社辖区的渠道修完后，这年冬季就马上开始了山口水库修建，为此成立了指挥部，营级，大家都把指挥部习惯地称呼为“营部”，把指挥部负责人称为“营长”。宣传队名义上是营部的下属单位，但实际领导权在公社一位叫朱文思的革委会副主任手中（朱文思１９７５年初被调到宝盖公社当党委副书记，听说后来被人用“害手”害死）。
　　不过在宣传队过得并不轻松，一到双抢季节就要回队劳动，而平日里，白天要与民工一样在大坝工地劳动（我们都学会了打钢钎、放炮、打夯），晚上排练，如果接到要去演出的任务，才可以脱产排练两天。如果是在本公社演出，那么演出后不论离驻地多远，当晚都要赶回来。但我仍然喜欢在宣传队，因为知青多，有共同语言，大家在一起吹拉弹唱挺有意思的，最主要的是，不用天天下水田了（在水田中劳动真地很可怕哦，如果哪位想知道“水深火热”这个成语的意思，那么就去参加双抢：三伏天，打着赤脚，头上顶着火一般的太阳，双足浸泡在晒得滚烫的水田里，腿肚上爬满了避无可避的大蚂蝗，想一想都觉得恐怖）。
　　记得有一次，宣传队应邀去安仁县的一个公社演出（那时，樟树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方圆５０里范围内可是小有名气的），在路上遇到一场雨，大家都淋得象落汤鸡，雨过天晴后，在我们前方大约２００米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我以前看到的彩虹都是在遥远的天际，因而显得特别宏伟壮丽，而这一次的彩虹就象弧形的凯旋门横跨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高度如此低，距离如此近，几乎触手可及。当然它比天际的彩虹要小，没有那么巨大，但却同样地瑰丽，我们都欢呼起来，想像着可以在彩虹下面更好地观看它，可惜我们都忘记了这种光线折射现象是需要一定的距离和角度才能看得到的，所以当我们走近时，它忽然就消失了，走了好远再回头仍然看不到了。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看到的这么小这么低这么近的大自然的彩虹。
　　还记得有一次，不知谁弄来了一台１２０的相机，我们都很兴奋，马上装好胶卷，到驻地门前的小河边去照像（这条小河就是被山口水库截流的那条小河，不过它已经是从水库大坝底下的闸门流出），于是就诞生了著名的“５知青驻地合影”和“鲁夫河畔的浪漫琴声”两张照片。后一张照片我还曾题了一首“五绝”：

　　深泉蕴玄音，
　　雅琴传妙声。
　　跃鱼争敛翅，
　　翔禽侧栖聆。

　　前一张照片的５知青是：我、邹鲁军、谢进贤、戚楠、万孝阳。
　　谢进贤后来进了汽修技校，毕业后分在湘乡铝厂。我与他的相识很有戏剧性：修欧阳海灌区樟树公社的渠道时，各大队自办食堂，大家都要先到４０里外一个耒阳小煤矿去挑煤，我在返回的路上休息准备吃自带的午饭时，谢进贤也在休息，因为都是师专附中出来的（他比我低一届），有些面熟，我看他没有带饭，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那儿，就请他过来一块吃。这家伙后来多次提到这事，不知感恩，故意说：“那饭里掺进了很多煤粒，哪里吃得下，这不是成心坑我吗？”我就反唇相讥：“我看你当时狼吞虎咽的，差点把我的一份也吃光了，这不是有意冤我吗？”言毕，我们抚掌大笑。
　　戚楠好象是搞病退回城，后来进了衡阳玻璃厂，并在车间主任职位上退休，他的夫人也是宣传队成员，管后勤，樟树公社共有两对知青结为夫妻，他们是其中之一。
　　万孝阳１９７３底转到泉溪，在那里招工进了衡阳小型拖拉机厂，其姐夫是湖南著名画家钟增亚，想法将他调到衡阳市城南区文化馆，９０年代初期因车祸而不幸去世，英年早逝啊。他下放在另一个大队，与我的大队相邻，我到花桥去乘长途车时，必须从他的生产队前经过。那时他有一把小提琴，正在学着拉，而我正在学拉二胡，便也跟着学拉小提琴，现在我家里还保存着的一把“星海牌”小提琴，就是１９７６年他帮我买的二手货。不过他也没有搞乐器的天份，而是受他姐夫影响，喜欢美术。印象最深的事，是在良种场的一次节日聚餐中，他多喝了点酒，于是借“撒酒疯”之机，在一位副场长的面前大发豪言壮语，说：“我要为革命放好牛！”（当时他在良种场放牛）“我要为建设良种场贡献一切力量！”等等。我当然深知这位好友的用意，但不知副场长听了这些豪言壮语是否被感动了？是否在以后的日子里对他另眼相看了？据我观察似乎没有起任何作用，否则他就不会郁闷地转走了。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我只能沉重而无奈地苦笑，在那个年代中，为了博得领导的好感，我的知青兄弟们使尽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这其实也是与命运的搏斗啊。

　　从水库大坝下来，我们想去找原宣传队驻地，尤其想找当年宣传队的５个知青在驻地附近小河边合影的地方，但变化实在太大，找来找去找不着，时间又有限，我与邹鲁军只得在小河边摆开拉小提琴的架势，每人照了几张作为纪念。
　　回到樟树脚街上，我们一行人在邹鲁军的老房东家里吃中饭。在这里我了解到，原樟树公社大部分大队都已经通电，属于华南电网，煮饭也改为烧煤，只有水还是用的天然井水，不过有条件的也在家装上了手压式的抽水泵（需要在家里打封闭井），使用很方便。
　　饭后我们分为两起行动，我、邹建平、刘启兰及其丈夫决定先去良种场看看，再去原生产队看看。由于路况大变，老房东叫他的一位亲戚给我们带路。
　　我在良种场干了将近三年。１９７２年冬，山口水库大坝即将完工同时又上马了配套的渠道工程，宣传队的全体知青和少部分农村青年转入公社新创建的良种场（名为良种场，实际上什么良种也没有培育），良种场初具规模后，就把公社其他知青调来了一部分，这以后下放樟树脚的知青，湘运衡阳公司的先后两批职工子弟也下到了良种场（他们还有一位带队干部），其他的则还是插队。
　　刚到场时，真正是一穷二白，除了山坡荒地和几十亩水田，其它什么都没有，我们都借住在附近农家，因此，首先就是建房。第一栋房子是“干打垒”的平房，有七个房间，除了一间做灶屋，其余都住人。第二年夏天，我们自己烧红砖建了一座两层的楼房，秋天又动手打土砖建了一座农村厅屋式样的大平房，作为食堂和保管室，同时，我们修了一条路连接外面的公路，又把荒山开垦成梯田，用来种茶叶和烤烟，水田也种上了水稻，还养了很多猪（第一任猪倌是周翠娥，后上了衡阳卫校，第二任猪倌是罗慧，后招工在衡阳床单厂，我为她俩都曾写过典型材料），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使良种场初具规模。
　　创业的日子虽苦，但知青们在一起，总是充满着欢乐。唯一不爽的，是那个场长太坏了。当时公社给良种场派了场长、指导员、会计，还调了几个会干农活的农民进场。场长叫张振明，良田大队第五生产队的人，工作能力确实有，就是为人很差，经常黑着脸教训我们，指责这里没做好那里又不行，还在这个面前说另外一个的坏话，知青没有不恨他的。而我尤其恨他，因为他千方百计地阻挠我的招工，害得我差点就要在农村多干两年（直到１９７７年我们公社的知青才全部招工上来）。
　　我得罪张振明，缘于一只狗。盖因刚建场时实在太艰苦，心中的积郁无处喧泻，有一天，不知哪儿来了一只狗跑进我们那个“干打垒”的房间，钻入床舖下面睡觉，我拿起一根棍子朝床下捅，想把它赶出去，谁知它坚决不肯出来，我捅来捅去，心火上来了，赶狗变成了戳狗，关上房门，朝床下不停地猛戳，边戳边骂，积郁在这一下完全释放出来，直戳得那狗大声哀叫不已，狗眼中放出了恐惧和凶恶的绿光。我是痛快淋漓地喧泻了一番，只道这是只无主的狗，殊不知这狗却是张振明的，中国向来有“打狗欺主”的说法，我此举深深地触怒了他，从此把我当成了死对头，可笑当时我竟毫不知情，就连他阻挠我招工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多年后回想起来才分析出是怎么回事。
　　现在，良种场是早已不存在了，原址变成了“宝盖镇洪兴农场”，干打垒的房子和土砖建的房子均已拆除，原物只剩下那栋红砖楼房（在这栋楼房旁边又建了一座红砖楼房）。这个所谓的农场由一户人家承包，女主人很年轻，但也知道一些这个农场的来龙去脉，知道这座房子是知青所建，看到我们，就过来陪我们说话。不过，原楼房早已面目全非，中间的楼梯拆除了，楼板抽空了，尽管外面看起来比公社办公楼要好多了，但仍掩不住衰败之象。原先住在这里的其他知青兄弟姐妹们啊，如今你们都在哪里呢？
　　从良种场返回到公路上，刘启兰与她丈夫去了她下放的荷叶组（原荷叶生产队），而我与邹建平就再往前走，一路上居然问了几个人才搞清方位，变化真是太大了，与我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了。道路、房屋等都不一样了，那么，我原先下放的蔡家湾的那些农民还会认识我吗？或者说我还会认识他们吗？呵呵，真地是近乡情更怯啊。
　　我们先去邹建平下放的生产队访问，聊起来后没掌握好时间，当我们向蔡家湾出发的时候，邹鲁军驾车在马路上追上我们，问我们访问完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去蔡家湾呢，邹鲁军催我快去，说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今晚还要赶回衡阳呢。这一来，时间就很紧了，我只得“来去匆匆”了。

--  作者：一江秋水
--  发布时间：2009/8/3 16: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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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当地张姓的辈份字是：忠良孝祖德、仁厚振家兴。我招工离队时，最高的辈份是“德”字辈，最低的是“振”字辈。我在生产队时，与我关系最好的有三个“厚”字辈的青年人：厚槐、桃徕、秋徕，一想起他们，我眼前就会浮现他们的音容笑貌。
　　厚槐：年龄比我大一岁，比较高，可能有一米七六，长相英俊，他是独子，有一个妹妹，家庭成份是中农，家境是不错的。就是他娶了与我一同下放的蔡姓女知青。他母亲很慈祥，尤爱清洁，家里所有的地方都是一尘不染，又做得一手好菜，蔡姓女知青常往他家跑，一来二去的就成了他家媳妇。我那时常将他的姓名拆分来叫，把他叫作“弓长厂曰子木鬼”。
　　桃徕：这是小名，学名叫张厚启，年龄大我一岁，比较矮，大概只有一米六五，整天笑嘻嘻的，干起农活来可是一把好手。他有一个妹妹，两个哥哥，其中二哥是哑巴，对人极和善，有一年还被送到一个部队医院用针灸治聋哑，回来后就对人比划他能听到天上打雷了。两个哥哥都比桃徕要高大。他的父亲是大队水轮泵（大队有一个小水库，利用它带动水轮泵来碾磨或晚上发电）的会计，常常跑衡阳，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我刚下放时，看到有电杆进队却没有灯泡，正好那时进驻我毕业学校的工宣队就是衡阳灯泡厂的，我回到衡阳就找学校开证明（那时灯泡也是管制物资，很难买的），然后到厂里买了二十几个灯泡给生产队每户都装了一个，不好意思提购灯泡的钱，后来还是他父亲主动找我要发票去报销，但我的发票早掉了，他父亲找人写证明签字盖章报了把钱送到我手上。１９６９年插秧后，我与他父亲还一同走路去小江口乘船往衡阳，路上我看到农民排成一行拄着棍子在水田里用脚挑来挑去，很好奇，他父亲就详细向我介绍这是“来田”（当地农村的说法，即水稻中耕）。他母亲是很贤惠很能干的小脚婆，烹调技术不错，我在他家吃过好多次。印象最深的是，他结婚、生子两次办酒席都正巧被我赶上了（我那时已到良种场，不再在生产队劳动和吃住）。第一次是我与另一个知青秦晋配合县知青办几个人在江口区几个公社搞知青情况调查（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知青的困苦，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５日，毛主席在游泳池读到这封由王海容转交来的信，这年初秋，全国开始进行知青情况调查，准备给知青发补助费。１９７４年春季，人平下发了１００元），回良种场时要从蔡家湾经过，正好赶上他的结婚宴。第二次是１９７４年秋我与另一知青小庄（姓庄，名字忘了，大家都叫他小庄，是衡西火车站的职工子弟，听说后来招工到衡阳火车站，最后听说他当上了车站的人事主任）在山口水库管理处搞宣传时，有事回生产队，又正好碰上他给儿子做满月酒。不巧的是，这两次我都是身无分文，白吃白喝。
　　秋徕：这是小名，学名叫张厚＊（忘记了），小我一岁，个子比桃徕稍高，据说他跟了一位师傅学了止血的法术。有一次我割禾时割破了小指，血流不止，忙叫他给我止血，只见他握紧我的手指，口中念念有词，不一会儿血就止住了，不知道真是法术起了作用还是紧握手指进行了压迫止血。他父亲爱玩铳枪，在我们下放的前几个月玩铳枪时爆炸，炸瞎了一只眼。我们下放的当月，他添了一个妹妹，取名为“面村”，他父亲解释说，是纪念我们“面向农村”，我至今感谢他父亲竟然会用给后代取名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下放（这位“面村”姑娘如果健在的话，今年应该４２岁了）。他母亲在１９７１年春耕时节“心里痛”发作，被他父亲护送去衡阳医院，上车时还吃了东西，下车时却发现早已死去多时，奇怪的是，那天我与秋徕一起在田里扯秧，成群的乌鸦在上空盘旋鸣叫，叫得我们心里发麻，第二天就传来他母亲的噩耗。
　　这三人在我插队期间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第一次跟他们进山打柴草（当地农民都是烧柴，煤要到４０里路远的小煤窑去挑，因此只有冬天无柴可打时才烧煤），他们教我如何刹柴，又如何缚柴，再用一根禾枪把两捆柴穿在两头挑着走，我挑不动了，他们先回家了再返过来接我。我招工时最后一次回队里与社员告别时，厚槐查出我在队里还有２００斤谷（当时厚槐是生产队保管员），于是他和桃徕每人挑１００斤随我送到良种场。后来，我一想起这件事就后悔不已，因为当时我的一切手续都已办好，抬腿走人就是了，所以这谷应该在路上就送给他俩（１９７５年时我所在的生产队粮食很紧张），结果这谷子倒入了良种场的仓库，我到单位两个月后良种场的会计给我寄了１００斤粮票（据说场长张振明叫会计不要给我寄粮票，会计驳斥了他，坚持要给我寄）。

　　终于到了蔡家湾。一看路边的田里，种着烟叶，许多妇女在劳作，我却一个都不认识，只得大喊：“厚槐、厚槐！”厚槐闻声从田里上来，赶紧洗手，我也赶紧上前握手，分别３４年后，我们终于又再见面！厚槐比我印象中老多了，他妻子（蔡姓女知青）也比以前老多了，当然，他们看我也会觉得比以前老多了，岁月悠悠啊，谁能逃脱“老”这个自然规律呢。我与他们夫妻合影留念后，问起桃徕、秋徕和其他人，厚槐说他们大都过世了，我不禁有几分伤感，这不太遗憾了吗，我还想与他们一起好好聊聊呢，唉，真是英年早逝啊。
　　据厚槐介绍说，现在蔡家湾有将近８０多人了，“德”字辈的人已经全离世了，最低的是“兴”辈了。后生仔都出去打工了，只留下老弱妇孺在家干活，而现在不种早稻了，改种烟叶，收了烟叶后再种晚稻。烟叶是经济作物，收益肯定比粮食高得多，难怪从宝盖到樟树的公路两旁都种的是烟叶，也难怪这一带的农民生活水平都大幅度地提高，几乎每家每户都盖了小洋楼，买了电视机、摩托车、手机。不过我想，用种烟来提高收益，也就是用损害另外一部分国民的身体健康的代价来提高这一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从长远来看，这举措很难说好，至少我是不敢认同的。
　　我随厚槐去访问了两户人家。
　　一位是张仁湘，原来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身高可能有一米八，瘦长瘦长的，有两件事我的印象比较深：第一件：我们刚下放时，有一次晚上到大队开会，回来的路上，他自我介绍说他的外号叫“野狗子”，使我们笑了好久，觉得他这人还挺直爽的。第二件：有一次他在生产队主持一次会议，挨家挨户通知开会时间，我正在桃徕家吃饭，就随口回答：“晓得了”，没曾想他在会上居然说我目无领导，不该这么轻描淡写地回答，倒使我很感气愤，这回答有错吗？如果有错，那应该怎么回答？这使我对他的印象一下子就变差了。现在他的年龄应该快八十了，我去时，他病倒在床，认不出我是谁，他的老婆和厚槐都大声地告诉他我的名字，他“啊啊啊”地点头，也不知是否真地认出了我，估计是得了老年痴呆症。现在他的一个儿子在衡阳市防疫站工作，女儿远嫁，身边就只有老婆一人照顾，还仍然住在三十多年前那破败不堪的老房子里。
　　另一位是张仁文，比我大１６岁，原来生产队的队长，还兼了生产队会计，脸色依然是那么腊黄，背驼得更厉害了，我住在生产队时，与他是紧邻。他在农村可算得上是个精明人，人称“大师”。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两件事：第一件：我们插队的第二天晚上，他请我们喝茶，说是茶，其实是胡椒开水，是当地人招待贵宾时一种比较高规格的礼节，我们喝了几口，他就紧张地盯着我们问：“味道如何？”我在家从没喝过这东东，也不知道这是胡椒水，觉得这不过就是辣椒汤，而１７岁的我又不懂人情世故，就实话实说：“不好”，由于当时队上有很多人在场，这话无疑很扫他的面子，当时他就沉下脸，对另一男知青说：“你喜欢喝，多喝一杯”，哈哈，这事想起来就象昨天才发生似的。第二件：下放的第三年（１９７０年）春天，知青已经在生产队分粮了（政府只拨给知青下放头一年的粮食），但上级又给每个知青下拨了１００斤谷的指标，这个张仁文在大队拿到了我们四人的粮食补助折子后，竟然不告诉我们，就直接将这４００斤谷当作生产队的谷一样给分了，这使我非常愤怒，很想到县“四个面向办公室”去告状，但又想到以后我们都要在队里分配，如果他使个坏，那我们将损失更多，所以只得强行将怒火压下去。现在他的境况倒很好，新起了一栋小洋楼，家里有摩托车，儿子在外打工。
　　时间冲刷了以前的恩恩怨怨，除了“恩”必须牢记外，现在我对以前的“怨”都看得淡了，正如普希金的诗所说：“而那过去了的，就会酿成美好的回忆”，唯有对原良种场场长张振明，我总是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因为在我人生最紧要的转折点，他充当了可耻的绊脚石，不过，听厚槐讲，他已经死了，哈、哈、哈，我真想大笑三声。
　　我与邹鲁军在原生产队谷仓前合影留念（当年我们就是在这里的二楼阳台抵足而眠的），又与厚槐交换了电话号码，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让我梦萦魂牵的地方。我打算与当时一同插队的另一男知青邹建衡取得联系后，再来一次，一定要过细地聊聊。

200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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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樟树公社位于衡阳市之东，距离市中心８０公里，是一个“一鸡唱四县”的地方：安仁、耒阳、衡东、衡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