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人道忌全

    伍奎良在一九五二年底参军，在新兵连接受训练，作为入朝参加战斗预备队，时刻准备参加战斗。他并不知道中美双方正在进行马拉松似的谈判，虽未入朝，仍叫做自愿军是当之无愧的。与其是否参加过战斗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一九五五年，他和公社老书记从一个部队复员回来。他可以在城里分配工作，端起铁饭碗。他却一心想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他听老社长说，土改工作队走的时候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这样描述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

     当时还没有修通公路，很多群众没有出过这村子，能去趟县城都算得上是人生中一次了不起的经历。对电灯电话是何物都没听人讲过。更不用说耕田不用牛了。社员们只知道，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牛就是用来耕田地用的。牛不耕田了，它们今后去干什么，杀了吃肉，太可惜，真有点为它们今后的出路而担心。点灯要用油用电。电是什么东西，要多少钱一斤，买回来用什么装，还要用瓶子装吗？对这些事都一无所知，听起来都觉得是在讲神话故事很新鲜。社员们认为伍奎良不同，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这些东西对他不陌生，他还到过北京、省城、听说还到过朝鲜。不但见过电灯、电话，拖拉机，还坐过坦克。社员群众都佩服他，认为他什么事都知道是个能人，有土改的工作队员那样的水平，选他当了高级社的副社长。

     现在，村里通电了，家家点上了电灯，村民们告别了用油点灯照明的历史。村部也装了电话，只要摇把一摇，远在几十里外的总机就会帮你转出去，接通要找的人。又要换自动电话，只要知道对方的号码，全国各地都可以通话了。耕田不用牛也实现了，丘陵区，田地面积小，只能用小型拖拉机，但这玩艺儿耕地总做得不那样太干净彻底，有些边边角角的地方耕不到，山田还得用牛耕地。不管怎么样，通过几十年的干社会主义，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都实现了，没吹牛。特别是这些年，不少村民盖起了楼房。真是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社会主义大慨就这模样。

    伍奎良扪心自问，在这几十年的基层工作中，也干过不少蠢事，有主观的，有客观的，回想起来觉得那时傻得可爱。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伍奎良是全公社最年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的学龄前儿童多，学校缺教室。伍奎良提议将村口的庙拆掉改建教室，有人怕得罪菩萨会遭报应。他不信邪，说干就干。菩萨有嘴也不能说话，拿他没辙，几十年过去了，他也遭到报应，至今仍还活得好好的没病没灾。现在，又听到有人在说：“那座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庙，是文物，拆掉了可惜。”

   年轻人要思想解放。过去的耕作方式太保守了，禾苗间距、行距太大，应当密植，将原来插秧的九九寸，改为三三寸，这样每亩可多种一倍的禾苗，一亩当成了二亩。在改革传统的耕种方式的问题上，不少有耕作经验的老农，反对年轻人提出的密植意见。长辈们打了个比喻给伍奎良听：“一碗饭只够一个人吃饱，二个人只能吃半饱。同样，一块田硬要多插秧，肥供应不足是不能高产的。”伍奎良虽年轻，但从小在农村长大，世代务农，在指挥农业生产这个问题上，伍奎良认为他们讲得有道理，又不能不听上级的话：要解放思想。又不能丧失理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模棱两可。

    他思前想后，没急忙在全大队推广密植，而是根据部分人的意见，先搞实验田，他认为这样自己可进可退。插秧时，他下一道指令，让大队小学老师给学生放插秧假，全到实验田来插秧，大搞人海战术。他一方面希望试验田能够获得成功，一亩田能当两亩田，当然是件大好事。另一方面，又在寻找退路，万一在全大队推广搞的实验田，失败后损失就太大了，社员们要挨饿，自己也成了罪人。

    他心里清楚一亩田当两亩田用就不能缺肥。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应当多施基肥，增加追肥。他毫不吝啬把实验田里的基肥放足，又多次追肥。有的老农看了后，头摇得像拔浪鼓似的，这是在糟蹋了肥料。对伍奎良说：“还嫌肥少吗？把秧苗插到屁股里，省事多了。”禾苗转青，他又优先安排劳动力薅了两次，俗话说稻薅三遍，肯定好。稻还没来得及薅第三遍，实验田早已青郁郁的，插足不进去了，比按照常规种植的水稻高出了很多，他暗自高兴起来在心中盘算：农民最讲现实，实验田成功后，用不着开会动员了，年轻人会欢欣鼓舞，庆祝胜利；长辈们也会心服口服，按年轻人的意见办。全大队都会自觉地按密植方法耕种。那么夏家村的耕地面积扩大了一倍，粮食翻了一番。不只光靠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才增产粮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样是有很大潜力的。这才叫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算真正的大跃进了。伍奎良高兴得早了点，丰收在望，并非丰收在握。其它稻田在拔节孕穗时，实验田仍在一个劲地疯长，其它稻田在灌浆泛黄时，实验田还是青郁郁，尔后，全都倒伏了，只在稻尖上长出了几粒瘪谷子，稻草的产量确实高于其它的田，可稻草代替不了稻谷，搞的实验田失败了，他还是暗自庆幸。

    伍奎良参加公社组织的《人民日报》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学习，深受鼓舞，又觉得真有点不可思议。特别是有的地方放卫星，亩产上万斤，简直是个神话，他想都是种田人，亩产多少应当清楚。亩产能有万斤吗？这些人又不反过头来想想，这一百担谷，堆放在田里像座小山一样，把稻草连根拔起与谷合起来过称，也不到一万斤，除非把稻田的泥巴挖下去一层，当作谷子过称，才能凑足份量，吹牛皮得靠谱。

    有的基层干部心里明白，不跟着瞎起哄，但又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份子，默默无言，不敢讲真话又不讲假话，坐在那里学习难受极了。有些人昏了头，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也跟着讲瞎话，瞎说不犯法，他们还受到了表扬，当上了模范。伍奎良选择做前者，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过坎，又不得不昧着良心说假话，说完假话脸又发烧。

   那年，尽管大队遇上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全体社员积极抗旱，还是夺取了较好的收成。待稻谷收割完毕，伍奎良根据各生产队入库情况，逐个核实，那些甲类田，不管怎么算，每亩也只有六百多斤，那些山丘冷浸田，还不足三百斤，按理说是丰收了。但是，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不足五百斤。怎样上报今年的粮食产量？成了伍奎良的一块心病。如实上报肯定是过不了关。为此，他召开了大队干部会，大家一道合计。有人要实事求是地上报，就报五百斤，也有人主张按本大队最高亩产六百斤上报，还有的人了解“行情”，体谅伍奎良的处境，同意上报亩产八百斤。伍奎良默不作声，他最后还是不得不拍板，上报一千斤。

     大多数人都认为虽然这样上报，水份太大，不好收场。伍奎良坚持自己的意见，今年只有上报了这个数目，他才有可能顺利过坎。伍奎良叫老会计写好喜报，字迹未干，他就恭恭敬敬将喜报举在胸前，去公社报喜。伍奎良知道庆丰收个个村都会组织锣鼓队，他也拼凑大了一个锣鼓队，叫他们卖力地敲起锣打起鼓，要像过年那样热闹。

    伍奎良上报亩产一千斤，走在报喜的路上，心里还是有些心虚。他在基层工作这些年来，从来没向党组织讲过假话。那时基层干部有句口头禅：“知心的话儿对党说。”现在，知心的话儿对能对党说吗？在责怪自己为了讨领导的欢心，为过这个坎，恬不知耻地谎报亩产一千斤，真不应去出这样的风头，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地报产量呢，大跃进是为了鼓干劲，不是大吹牛皮。

    他边走边朝两面围观人群张望，仿佛自己象生活在安徒生童话世界里，这张所谓“喜报”，是那位皇帝的新装。伍奎良不过是一丝不挂的裸体小丑。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越朝前走心中越忐忑不安。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大声地喊着：“夏家村大队真了不起，亩产千斤。”个个向他竖起大拇指，伍奎良听起这话，觉得多特别刺耳。仿佛他们不是在夸奖，而是说：“快来看这个人，他没穿衣服一丝不挂的裸体小丑，多丢人现眼。”伍奎良快走到公社门口，又觉得自己是世间最大的傻子，为了荣誉所累，所谓的大跃进、而付出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两只腿竞迈不开步，发抖；顿时，眼睛越看越模糊，觉得眼前黑洞洞的看不清前面是路还是无底的深渊。

    伍奎良觉得特奇怪，全公社庆丰收报喜的日子，庆典是载歌载舞，载欢载笑极有凝聚力的大事，应当人声鼎沸喜气洋洋才对。今天怎么这样冷冷清清呢？没见到争先恐后的报喜队伍，而只有夏家村大队到了公社。公社书记接到夏家村送来的喜报，满脸的不高兴。平常这位长者见了自己都是和颜悦色，充满着对年轻人的关爱，今天可不对劲。现在见他那模样，仿佛恶狠狠地对伍奎良说：“你太让我失望了。”伍奎良觉得非常郁闷，吹牛被识破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呢？夏家村大队上报亩产一千斤，公社领导会不会批评他不实事求是？弄虚作假？一连串的问题和为什么，伍奎良在反复地问自己。他非常自责这叫什么大跃进，这叫大丢人！

    不久，听到外边传来敲锣打鼓和鞭炮声齐鸣。各大队报喜的队伍接二连三地到达了公社，产量依次一个比一个高，后来的几个大队，竟报出了亩产五千斤的高产纪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有神的功效！终于有大队放出了高产卫星，公社书记紧锁的眉头总算舒展开来。伍奎良看到这些喜报，心里反而平静多了。在总结大会上，公社书记严厉地批评了伍奎良说：“夏家村思想保守，没有革命干劲，是个小脚女人，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迈不开大跃进的步伐，夏家村大队是后进队。说严重点，伍奎良是右倾思想在作怪。大家要好好帮助伍奎良。”几十个大队干部全都拥过来，团团围住伍奎良，进行帮助浪“汤圆”（农村惩罚人的方法：将人围在圈中间，你推我搡，使站在中间的人东倒西歪，头昏脑胀。有个别心存芥蒂妒忌他的人，乘机暗下阴招，打他几拳。）这就叫“帮助”，伍奎良虽年轻，但因牛吹小了点，受到了惩罚。伍奎良没有怨言，自己迷惑不解，这是为什么？

    伍奎良被弄得鼻青脸肿，在回来的路上，问几位年长的支部书记，你们的产量是怎样算出来的。他们听后个个都笑得前仰后合，这要感谢你呀。我们派人在路上打探，见有人报喜，回来报告。根据你们大队报喜的产量，在数目上加码，自己才逃过此劫。你年轻，不找你这个垫背的，难道要我们这帮老头去当“汤圆”，去接受帮助吗。我们这些老东西可经不起这样的帮助。如果我们站在中间，被这一伙人“浪”几下，非把这幅老骨头架颠打零碎不可。伍奎良恍然大悟，自言自语地说：“哎！姜还是老的辣。”

   公社书记与伍奎良都是同年转业复员的军人，看他年轻，本想好好培养他接好革命的班，还回可让他太失望了，没有鼓足干劲，还要他在基层多锻练几年，狠狠地批评了他吸取教训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拿伍奎良作垫背的“老姜们”失算了，他们先拿别人垫背，自己也成了垫背者。公社支持灾区，搞一平二调，调走了几个高产大队的粮食。他们哑巴说黄连，没处诉苦。社员可遭罪了，还没等到过年就无米下锅了。夏家村是后进村，粮食产量最低，未征调过头粮。伍奎良虽然受到“帮助”， 歪打正着，夏家村的社员保住基本口粮，饿饭的群众比其它大队少，为群众办了件好事。伍奎良虽自受了点委曲，谁都不怨！觉得值！

      伍奎良长见识了，祸福是相依的。后来几位年长的支部书记都得了水肿病，拖着肿得发亮的双腿对伍奎良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我们谁都莫怪这叫自作自受！遭殃的是社员，他们受苦了！”在这事件中，基层干部都受到了各种不同的教训。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他的表现，许多事情并不是基层干部他们造成的，也不是他们能够去改变的，他们只能去适应环境。后来，农村瞒产私分出笼了，就是现在人们常挂在嘴边所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必有它的前因后果关系，不应该对已过去的事情去评价如何展开才会合理，而是要说历史是如何展开，如何终结的，是非曲直自有后人评说。

   伍奎良每次回想起这些往事，又情不自禁地好笑起来。

油匠通过刻画一个基层干部良心的痛苦挣扎，再现了那段荒诞的历史。

是非曲直自有后人评说，历史的教训深刻又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