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乡干部进城

      村民们经常念叨，天气不晓得怎么变了。插秧的时候望天老爷下点雨，好耕田，硬是不见落半点雨。晒谷的时候望天老爷晴些日子，它却下起暴雨，使人猝不及防，稻谷淋了雨没处摊，堆在一起，发烧，长出谷芽来。

    气候变了，夏天特别热，冬天不见下雪，棉衣穿不了多少日子。是不是地球不依纹路走偏了道。这几年，我居住的城市气候也反常，冬天穿件毛衣也能过冬，用不着穿厚实臃肿的棉衣。

     我在小时候，寒冬腊月屋檐下倒挂着冰凌，孩子家好奇，用竹杆将其戳下，从地上捡起来当棒冰朝嘴巴里塞，虽然这东西寡淡无味，在寒冷的冬来吃，会冷得人瑟瑟发抖。却因不花分文，也能过回棒冰瘾，弥补了夏天无钱买棒冰吃留下的遗憾，还挺高兴，照吃不误。有一次，戳下不少冰凌，舍不得随意丢弃自己的劳动成果，多吃了，肚子冰凉，半夜肚子绞痛，悄悄起床跑了几趟厕所，连续泻了几天肚子。人也生得贱，父母朝出晚归，顾不上儿女们，这事又不敢告诉父母，我没有吃药也没打针自愈了，只是人瘦了一圈，自我感觉良好。

     冬无严寒害虫冻不死，又早早地钻出来祸害庄稼，一年比一年来势凶猛。农技员讲，早些年害虫对早稻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危害，现在早稻的虫害也严重了。过去的三化螟，现在变成四化、五化螟，田里种的庄稼几乎是泡在药罐子里，不打农药，虫害又猖獗，田里大减产，连基本口粮也收不回来。人吃了这些谷米，这怎么得了，会得怪病，令人忧心忡忡。

     村民们说，近两年怪事多，乡里的供销社农药进货渠道，不知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农药供应不及时。用农药时节价格高得出奇，湖南境内还买不到，广东却敞开供应湖南生产的农药，只是价格比湖南境内高。种田人怕误农时，咬咬牙也得去买。

     村民只能依靠乡政府。覃书记心急如焚，乡里生产不出农药，只好四处求援。我回去想办法，但是我没有当过兵，没有战友。下乡后同学失去了联系。回去没有多大的把握。在我印象中距家不远就是三农公司。这是个政府办的大公司，不是那种皮包公司，找他们求援，可以碰碰运气。

     我前几次，回家是两手空空。家人问我，那儿有些什么土特产，我说不清楚。只好早起上集市买点土特产，转了个大圈，价格贵或者是大路货到处都能买到。正打算回牯背岭。听到后面有人在叫我，回头一看，憨哥满面春风的望着我，双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他双手血淋淋的。“你在干啥？手上沾满了鲜血像刽子手。”他说：“昨天晚上，捉了一袋青蛙来到县城来卖，生意不错，都抢着买，很快卖完了。早知道这无本生意这样好做就好了，说不定发财了。”我问：“你田里有害虫吗？”“有，越来越多了，我就是在田里捉青蛙，卖了，拿钱去买农药治虫。”我生气地对他说：“青蛙是人类的朋友，它帮人们捉田里的害虫。你这人不够朋友，帮助害虫来杀人类的朋友。”憨哥默不做声，站在那儿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不知是否在生我的气，还是不知如何回答。我还怀疑他是否听懂了我的话。

     憨哥拿着钱去买钾铵铃，见这种农药有几个产地，价格也不同。他选择了一种最便宜的钾铵铃，省了几快钱，喜冲冲地买了回来，按刘小佳告诉的配比，兑好水，喷在田里，却治不了虫。结果刘小佳拿来空瓶看，发现憨哥图省钱买回的农药没有商标，没有厂家的劣质产品，治不了虫，落得个鸡飞蛋打。憨哥去卖钾铵铃的贩子理论，那人还绞辫，反说他自己没按比例兑好水。他只好按刘小佳告诉的品牌再买回农药，重新去喷到田里。憨哥为省钱花了双份，告状无门，捡起石头打天，又分不清南北西东。憨哥学会了骂人，说：“坑害农民的人，生的崽会没屁眼。”

     这次回来，发现城市变化大。原来过了东塘后就比较空旷，种了不少蔬菜，再往前走是水稻田，被人称为东边乡里。后来慢慢在马路两旁盖起了楼房，商铺也多了，商场的玻璃橱窗陈列的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东塘成了城市的又一个中心。不少小商贩拿着东西沿街叫卖，喊叫声此起彼伏，非常热闹。我在人群中穿行，有点在上海南京路上穿行的感觉。

    忽然发现在商贩中有个熟悉的身影，他不是同事小健吗？几年前，他在单位发生了点状况，强迫他在谁也不愿去的地方呆了几年。我几年没见到他，他出来了，按有关规定应当回原单位上班，怎么干起了这种营生。他看到了我，不想与我打照面，有意转过身去。我立即过去，拍拍他的肩，他回过头来，见我并无恶意驻足与我交谈。他告诉我。“我归来后，拿着有关文书去单位报到，有关部门的人冷冷的对我讲，过几天再来听消息。”结果他跑了好几趟，觉得自己像条丧家犬在死乞白赖，受了极大的侮辱与伤害。自己总要生活，在亲朋好友处借了点钱，到株洲、广州、武汉几个城市采购点衣服回来，到街头巷尾叫卖，赚钱养家糊口。

    他环顾四周，悄悄的伸出五个手指头，对我说：“现在，每天能赚这个数。”我顺口说：“五块。”他得意地摇摇头，压低声音：“不止，五十。”接着又说：“平均每月下来能赚一千元左右，将收入的一半存入银行，买点保险，有时莫忘无时难。原打算送点礼托熟人帮忙去说情，回原单位上班。没想到干起来之后，尝到了甜头，反正回去被人瞧不起，死了这份心，不想回单位了。去工商局办了执照做起个体户，自食其力，人不就图个穿衣吃饭，在那儿都一样。”我想到自己每月拿百十块钱，还羡慕他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赶在上班前到了三农公司，清洁工在办公楼打扫卫生。我小声地问低头扫地的女人：“阿姨，您早！公司经理贵姓？”她抬起头，望着这位莫名其妙叫她阿姨的人。我看她比我不了多少。她会在心里嘀咕：“我有这么老吗？”其实，我只能叫她声大姐。她没有责怪我，笑着对我说：“公司经理姓吴，他每天提早十分钟左右来办公室上班。”这时，有位个子不高中年人，正朝这边走过来。他头发梳理得油光滑亮，身着衬衫烫得平平整整，系着根花领带，领结打得非常漂亮，黑色的西裤没有半点褶皱，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我瞧瞧自己，上身好歹过得去，裤子却皱巴巴的，特别是这身装束，随便可以下蹲或坐门坎和草垛上，皮鞋灰不溜秋，鞋底沿边粘满没刷尽的泥巴，站在刚刚清扫过的楼道上，显得极不协调，见面便知我这人是个典型的乡干部。觉得自己有点陈涣生进城之感。她对我使了个眼色，我明白了，他就是吴经理。我厚着脸皮，主动对他打招呼：“吴经理早上好！”他看看我，点点头微微笑了，颇有绅士风度。他的表情有点贵人多忘事的样，估什他在头脑里不断地搜索，他是谁？在什么场合见过面？自己怎么没有一点印象？我不用他搜索枯肠地猜测了，自报家门：“我是扶贫工作队的，听不少朋友介绍过您。”吴经理点头微笑。我与吴经理一同进了他的办公室。我坐下，用恭敬的口气对吴经理说：“今天慕名而来，听朋友们说，您最关心扶贫工作的同志，请您支持几吨农药，以解我们乡的燃眉之急。”吴经理带着声调尖细的娘娘腔，开口说：“哎呀，我近来实在太忙，每天有数不清的人来公司找我，要求都不高，像你一样只需几吨农药。但是，到这儿汇起总来就不少。难！现在，原材料涨价，还运不回来，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这时送开水的勤务员推门进来，要给吴经理泡茶，他摆摆手，示意自己来。勤务员退下后，吴经理从抽屉中取出个精致的茶叶盒，抓出点茶叶，泡茶。好像又想起点什么事，抬头望了望我，客气地问：“你喝茶吗。”“谢谢！我不渴。”他泡好茶，坐下继续听我讲虫害情况。我想博得他的同情，尽可能简单扼要将虫害的事讲得严重。但是，像我这样的讲述，他每天要听很多，大同小异，听多了，有点烦。所以，他边听我讲，边仔细看着戴在手上的那枚金戒子。然后取下金戒子，放在嘴边哈哈气，口袋中掏出手绢，认真地擦金戒子，再戴上。然后顾眄我一眼，看看我嘴唇是否还在动弹，好判断我是否啰嗦完了。大概在暗示：外面还有不少顾客是来反映情况的，都等得不耐烦了。顾客是上帝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中，别让他们等得太久。

    这时，吴经理打断了我的话：“你的介绍信呢？”我认为吴经理马上会大笔一挥，批几吨农药，解决问题了。喜滋滋地从口袋里拿出介绍信，恭恭敬敬地双手将递上：“我要求的数目不多。”不知他是否听清楚了。吴经理拿着介绍信看都没看，往放在桌上的卷宗里一夹。回答说：“过几天来看看情况。”我问：“什么时候来听您的答复？”“过几天来看看情况。”我只好告辞。

   这样，我反反复复怀着希望 “过几天再来看看”。又带着幻想离开。在这“希望”和”幻想”中来来往往，经三、四次折腾，田里的庄稼纤维都长粗壮了，虫也不想啃了，我空手回了古背岭。

     火车站增开了长沙至湘南的客车，上午八点多发车，下午一点多钟到终点站，下车后，赶上去县里的客班车，四点左右能到达牯背岭。火车下午两点多返回，七点多到站，可乘公交车回家。以前有趟火车早上五点钟到站。市内公交车要六点三十才发车，出站后，要在公车站等个多钟头。冬天，从车厢走到空旷的车站广场，冷风嗖嗖，人冻得只打哆嗦。

     有一次，我同几位外地旅客同时下车，他们正巧与我同坐一路公交车，随我到了车站。他们见路边有个卖粉的小贩，问：“多少钱一碗？”那小贩用标准的塑料普通话说：“三角钱一两。”外地人似懂非懂，误认为三毛一碗。每人要了碗米粉。小贩拿出三个大碗，在大碗里放了大半碗酱油开水汤。每碗下了不到二两粉。外地人坐了一夜车，确实渴了，饿了，端起汤粉，捞了几筷子把这碗粉嗦完，掏出一块钱给小贩。四目相对都伸出手，一个要找钱，一个还要钱，僵持着。尔后，他们争执起来，各执己见，互不放让，引来不少人围观。小贩见围观的人不少，来劲了，满脸委屈对围观者说：“请各位师傅评评理，三个人来吃粉。我先讲：‘三角一两。’”这时，小贩脖子上的青筋像豆角暴出来，指着大碗，敞开喉咙大声说：“我看哒他们饿哒，每碗下哒五两粉，细碗装不下，换的这号大碗。结果他们只把我一块钱，还要我找一角钱。这不贴得我冒裤子穿。”观众不明真相，听小贩一面之词，都指责外地人，吃了粉想赖账。外地人吃了哑巴亏，给小贩五块钱，他不找钱，说是赔偿精神损失费，推着车子扬长而去。现在，有这趟车，旅客方便多了，省得那些“撮汤锅子”（骗子）的小贩再来坑人，损坏城市的形象。

     这趟车特省心，票也好买，对号入座。第一次，坐这趟车，车厢的服务员是个小伙子。他在车厢走过来，走过去，一会儿拖地，一会儿送开水，忙个不停。我对他说：“辛苦了！”他很感动，提壶开水给我续水。我谢谢他。他见我能喝水，又连续给我续了几次水。我受宠若惊，竟不知如何言谢。

    车过衡阳，路程走了一半。乘务员拿本《意见簿》递给我，笑嘻嘻对我说：“为改进工作，请提意见。”我马上推辞：“没意见，你干得不错，值得表扬，没意见。”他的笑容立即止住，脸阴了下来：“那把我干得不错，值得表扬的意见，写在《意见簿》子上。”

    我这人脑壳愚钝，不开窍，狭意地理解“意见”一词，误认为提意见，仅仅对工作中的不足提出改进意见或批评，没有从广义上去理解“意见”另一面的含义，可以提出表扬意见。我反应过来后拿起《意见薄》，说：“哦！我写，保证你会满意。”乘务员高兴地离开了。

     我用什么语言去赞扬他呢？用评价雷锋同志的那些语言，好像有这过了点，还认为我在讽刺他；用金顺华的赞美词，他又没去抢救几根木头而献出年轻的生命；像董存瑞，他没去炸雕堡……

    我想了很久，写了封热情扬溢的表扬信。自认为他会令眉开眼笑。车过耒阳，快到终点了，乘务员又过来了。他拿着《意见薄》看了看，觉得有点不足，仿佛说：“禾实（为什么）不多写几条罗。”似乎抱怨我写得太少了。我会意，又接过《意见薄》，对这包厢的乘客说：“我讲，请你们写，多给他一些表扬，他也不容易。”……

   我下了火车，看表不到下午两点，到车站旁的小餐馆吃过饭。发现在车站一侧有个汽车站，挂了个大木牌：半小时发一趟车去东江。上面写着发车时间表。我觉得这世界太大，有时又很小。东江距郴楠不远，交通便捷，我决定去东江。

   东江之行是个巧合。还得从两个月前去尚家村的事说起：

    尚家村有位村民，既是计划生育对象，又盗伐林木。他有个伯父在水电部当处长，在村民眼中处长是了不起的大官，和县太爷平起平坐，都让他三分，不敢惹他。连驻尚家村的干部提到他都不敢轻易处理他，向覃副书记汇报如何处理。就这样，我也随他们去了尚家村。

     见到这位村民后，发现他并不是蛮不讲礼的人，他和其它村民一样，家境贫寒，房屋破旧，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覃副书记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他承认了错误，同意去做计生手术。我们没收了他盗伐的树木，按最低标准五倍罚款，他拿不出钱。覃副书记向我使了个眼色。我明白了，不逼他，这事由驻村干部去处理。事情过去了快一个月，事多，根本没想过再去问这件事处理的结果，也渐渐忘了。

     有一天，文秘书带了位慈祥的老人过来，说是尚家村的人，点名要找我。听完文秘书的介绍，觉得有点怪尚家村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自己仅仅是协助覃副书记负责的这个片的工作，一般大小事首先找他，我很少参与自己的意见。

    见老人穿戴整洁，年纪并不大，五十多岁，不应称他为老人。人很谦和，说话声调不高，很有礼貌。他自我介绍：“我姓‘季’， 尚家村人，昨天碰巧回老家，听说侄儿不安分守己，盗伐了树木，受到了处罚，我支持乡政府的处理意见。”我们在交谈中，听他说，自己在水电部某局工作，单位现在东江。我曾听说这个单位原在凤滩，现在又转战到东江。顺便问：“您单位里有龚琦吗？她爱人姓贝，原在凤滩。”他说：“认识，我们在一个处，她俩口子都很不错。”季处长打开了话匣子，讲了不少他们单位的事。对侄儿的事不再提了。他喝完茶，热情邀我去东江作客，我高兴地答应了。事情过去了又近一个月，去东江的事丢到了脑后。文秘书送档给我看，顺便给带来封信，他说，“哎，你们省里来的人，就不一样，信有来头，都是大单位，水电部有人给你写信了。”

     我到了东江，很快找到了他们的家。防盗门关着，内门没关，里面有位漂亮的小姑娘，正在认真写作业。我轻轻敲门，小姑娘抬头望瞭望门外，见一位陌生人，很有礼貌地问：“您找谁？”我问：“你姓贝吗，你妈妈姓龚。”“他们没下班，您找他们干吗？”我背了秋冬的衣服，有一大包，有点重量，很想放下这包袱。“小姑娘，你是不是让我进来。”“不行！要等我爸爸妈妈回来才能开门。”我看看手表，离下班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想与小姑娘商量，把包袱放下。“喂，小朋友，我不进屋，把这个包放进来好吗？”她想了想，“那不行，我不能开门。”“是这样，我把包放在门口，人走开，请你把包提进屋。”她看看我，大概不像是坏人，提出的建议还不错，眨了眨眼睛，说：“好吧。你把包放下，人走开。”我听小姑娘的话，放下这包。她看我人走开了，才把包提进屋。现在社会治安问题多，人们防不胜防，我的女儿就没有这样的警惕性，回家要说给女儿听，向她学习。

     天渐渐凉了，转眼拖到年底，庄稼收割了，我早把去三农公司的事忘到九霄云外。”。我们正在炉边烤火。突然，刘秘书叫我去接电话，我拿起听筒，不知是谁的声音，感到陌生。吴经理自报家门，我才知道是三农公司电话打过来的。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牛同志吗，我是吴经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农药备齐了，速拿钱提货。”我真心感谢他还能记起我要农药的事。我怀着与他同样的心情去告诉供销社的负责人。供销社的负责人说：“请谢谢吴经理，县供销社早到了货。”

“昨天晚上，捉了一袋青蛙来到县城来卖，生意不错，都抢着买，很快卖完了。早知道这无本生意这样好做就好了，说不定发财了。”我问：“你田里有害虫吗？”“有，越来越多了，我就是在田里捉青蛙，卖了，拿钱去买农药治虫。”

哈，恶性循环，抓吃害虫的青蛙卖钱，得到钱有去买农药灭害虫。

“小姑娘，你是不是让我进来。”“不行！要等我爸爸妈妈回来才能开门。”我看看手表，离下班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想与小姑娘商量，把包袱放下。“喂，小朋友，我不进屋，把这个包放进来好吗？”她想了想，“那不行，我不能开门。”

呵呵，不得不防，我也被朋友的孩子挡在外面好几次。

三农公司要改招牌，叫三高公司好了，

高高在上，高不可攀，高人一等！

真是使人气愤！

那把你拒之门外的，是我们家千金吧？真对不起了！

多重影象,多种众生相,就苦了牛乡长.

城乡区别,仍在上演着......

   那时我抽烟，小姑娘不让我在客厅里抽烟。我只好在阳台上去抽，听到客厅里的人说话，有时想插言，不自觉夹着烟进房间却被小姑娘挡了回去。现在小姑娘要出嫁了，我碰到她问：你那位先生抽烟吗？她脸红了，低声地说：抽。我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