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靖县知青寨牙老团朋友的《猪坐轿子》，就想起了当年我帮乡亲送派购猪的故事。

    三哥家要送派购猪了，前一天晚上就来邀了邻居的四佬和我帮他去送猪。送猪是个力气活，要误一天工，但回来有餐肉吃，能挑上我，分明是把我当亲戚看，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天麻麻亮就起来准备，三哥却说不急，去早了收购站还没有开门呢。三嫂照往常样煮了一大端桶猪食，特意多拌了半瓢细糠，给猪喂“上路食”，那猪吃得摇头晃脑的，肚子都拖到了地上。三嫂又打一盆清水把猪儿从头到尾洗刷得毛色发亮。

    我下放的那地方人缺粮、猪缺食，喂大一头猪不容易，常常要喂到第二年才能送，因为收购站要毛实130斤以上才收。三哥对喂猪比对自己还看得重要。碾米出的碎米和细糠喂了猪，推包谷的粗皮和包谷粉喂了猪，连煮饭时也要多多放水，把米汤都泌出来拌了猪食。三嫂比三哥更辛苦，出工歇气，男人们抽烟扯谈，妇女们却在满山寻猪草，收工后背着山一般高的背篓回家，做完晚饭又要开始剁猪草、煮猪食了。一瓢潲、一瓢糠喂大的猪，寄托着一家人改善生活的希望。三嫂早就枯起眉毛盘算过：送了派购猪要再捉只仔猪喂年猪，要还欠铁匠、木匠、瓦匠的债，买点灯的煤油炒菜的盐打补丁钉扣子的针头线脑，要给四个娃儿每人做套新衣裳，娃儿扯起长，一年下来，袖口都到了手弯上，裤脚都到了膝盖上。自己也想扯块花洋细布做件褂子回娘家穿，还不知道卖猪的钱够不够。

    三嫂身体不好常生病，四个小儿女又吃得做不得，一家人六张嘴接起来有尺多长，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三哥有时候就忍不住发点牢骚：“自己都吃不饱，还要送什么鬼公粮、余粮、三超粮，辛辛苦苦打点茶油、喂头猪都要送购销社,搞得肠子都起了锈！”这话不巧被下乡检查工作过路的公社书记听见了，眼睛鼓得桐油籽大：“这是支援世界革命懂不懂？没见过世面的！人家抛头颅撒洒热血命都不要紧，你连一头猪都不舍得？幸亏你是贫农出身，要是四类分子早开你的批判会了！”三哥的确没见过世面，连县城也没有到过，于是默不做声了，勾起脑壳听书记大讲亚非拉人民如何吃着他的大米、茶油、猪肉革美帝国主义的命。

    猪终于喂大了，可以去支援世界革命和了却三嫂的心愿了。看着猪咂口嗒嘴、心满意足的神态，三哥叫我们一起动手把猪从栏里拖出来，绑到用杉树干和藤条扎成的抬竿上。猪嚎叫着、挣扎着，终于就范。我和四佬一前一后抬起上路，三哥在后面跟着，我不明白猪就要卖掉了，他的背篓里怎么还要背上大半桶猪食。三嫂右手还提着猪食瓢子，左手在围裙上擦拭着，无力地靠在门边：“哦哦，好生走啊！”不知道是在叮嘱我们路上小心，还是跟她的猪儿告别。

    抬猪与抬轿子是一样的诀窍。首先，前后两个人的步子要大小快慢协调一致。其次要合作，上坡时重量主要压在后面，前面的人要拖，后面的人要用力往前拱；而下坡时重量多半压在前面，后面的人要拉住，前面的人要膝盖用力顶住，不能踉跄打跪。第三是要招呼呼应，后面的人不大看得见脚下的路，过桥过沟靠前面的人打招呼提醒。如果配合不默契，不仅多费力气走不轻快，弄不好还会把猪掀下来甚至伤到人。只要合了肩，那猪会一上一下地微微地忽闪着，哼哼着，舒服得象个坐轿的县官（正处级）。

    三个人替着抬，十五里山路很快走完了，我们来到离区供销社收购站还有十五里的公路上。那时的这条省级公路还没有水泥和沥青，只是一条比乡村土路好点的沙石路，碎石子硌着脚底，穿着草鞋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偏偏我的草鞋不争气，没走多远就坏了，只好光脚走，肩上压着抬竿，尖利的石子硌得脚板生疼。我暗暗后悔没有换双新草鞋出门，只能咬紧牙往前走。好在手脚的茧子都很厚了，一会儿工夫就麻木得没有痛感了。这手足胼胝直到离开农村十多年后才逐渐软化脱落，此是后话了。

    远远望得见区政府的旗杆了，三哥叫我们把抬竿放下，给猪松了绑。从背篓里把那大半桶猪食端出来，哄着那猪儿吃个干净，又再绑上抬竿直奔收购站。收购站外面各村来送猪的已经排起了长龙，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却不急不忙，并不急着开秤。三哥挤上前去陪个笑脸：“同志，我们来得远，可不可以先称？”换来一句抢白：“你这猪路上开了几次餐？先歇歇气吧！”三哥讪讪地退回来叹一口气。太阳快当顶，终于开秤了，可是等到我们挪到跟前，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却下班吃午饭去了，三哥急得一脑门子的汗。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那猪不耐烦了，在抬竿上动弹起来，“哗哗哗”撒了一大泡尿，把三哥心疼得直搓手。 工作人员终于打着饱嗝回来了，我们七手八脚把猪解下来往磅秤上的站笼里赶，这畜生死活不肯进笼犹自可，在这节骨眼上竟“哗啦哗啦”地拉起屎来，三哥又揪耳朵又拍屁股，它倒越拉越起劲，仿佛要把娘肚子里带来的胎粪都拉干净了，轻装上阵去支援世界革命。三哥惋惜地看着那一大滩猪屎一脸懊丧，嘴里低声骂道：“我把你个不争气的家伙……！”紧张地去看那磅秤上的数字，试探着把秤砣往前挪动再挪动一点。过磅人将三哥的手一把拂开，呵斥道：“公家的秤，你也随便动得？！”

    过了秤，收购员熟练地在猪脊梁上捏了两把，不假思索地在磅码单上写下重量和等级，交给三哥去财会室兑钱，三哥捏着几张花花绿绿的钞票出来，还有一张条子是去供销社的肉店买肉的凭证——送一头派购猪可以回购三五斤肉的。我说去邮电所寄信、取母亲寄来的包裹，三哥要去称肉买仔猪，嘱咐我早点回去上他家吃肉。

    回到寨上，来到三哥家，锅子已经架在三脚架上，大块大块的猪肉在锅里吱吱作响散发着香气 ，勾引着我肚子里的馋虫，也勾来了三哥的四个小把戏。三哥在每个伸出的小手心里放上一块肉，然后把他们驱赶出去，可一会儿工夫他们又挤到了火坑边，睁着大大的眼睛盯着我们嘴唇和牙齿的动作。我被盯得动作都不自然了，放下碗筷站起来，三哥还在殷勤地劝我“再逮几块”。我走到他家空荡荡的猪栏边，只看到孤零零的一只小猪崽，估摸着刚出月。我问三哥怎么不买只大点的架子猪催肥了好过年，三哥说：“图个便宜吧，多留几块钱给你三嫂，她嫁过来这么多年还没有置过新衣裳，对不起她呀！”  

    三哥的猪崽喂到过年还只有四五十斤，尖嘴猴腮的，架不住孩子们吵嚷要吃肉，还是杀了过年。我责怪三哥不该，明年送派购、杀年猪哪么办呢？三哥对着火坑“吭哧吭哧”埋头抽草烟，半晌才说：“明年？明年再说吧……”呛人的青烟升腾起来，缭绕在黑黢黢的房梁和檩子之间，眼前一片迷茫。